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美國攝影家詹布魯恩拍攝的五四運動示威者，他們手持“還我青島”、“同仇敵愾”、“誓死力爭青島”等標語走上街頭。
1919年6月，街頭演講的北大學生。
從讀書時代起，陳平原就開始了與“五四”的對話。對當時的讀書人而言，“五四”並非遙遠的陳跡，而是切近的現實，他們自覺地繼承“五四”火炬，引以為精神同道。此後近四十年，他通過現代文學史、思想史與教育史的理路，不斷進入歷史深處與“五四”對話，出版了《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為中心》《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等著作，闡述“五四”之於現代中國的思想史價值。他說，“五四”並不提供一套標準答案，但它展現了一種風骨和立場。
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
新京報：百年來，無論中國的現實政治如何變幻，“五四”始終是一個思想源泉，被一代代知識人不斷挖掘和闡述。正如你所說，“‘五四’之於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從思想史角度而言，“五四”為何能有這樣的突出地位？它的魅力究竟何在？
陳平原：“五四”之所以影響深巨，源於其在思想文化層面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五四”的元素是逐漸積累起來的，包括危機的積累和文化的積累。此前的媒體問題、學堂問題、思想問題、文學問題等，積累至此，形成一個洶湧澎湃的場面。“五四”之所以引起關注，除了其本身的貢獻以外，還在於它是一個不斷被陳述的故事。有的事件自身潛力有限，不值得長期與之對話；有的事件本身也很重要，但是或者因為禁忌，或者因為單薄，或者因為被忽視，缺乏深入且持續的對話、質疑與拷問，使得其潛藏的精神力量沒有辦法釋放出來。
“五四”從一開始就被關注，本身就有其魅力，再加上一次次被論述，它的影響力在不斷擴大。從某種意義而言，“五四”時代所涉及的問題，至今並沒有完全解決，這也是我們今天仍在討論“五四”的理由。今天回首“五四”時代的言論，我們可能會覺得好多地方說得或偏激，或淺薄，但是他們都點到了，因而提供了對話的目標和可能性。其實，每代人都是帶著自己的問題來跟歷史對話，在對話過程中推進思考。“五四”並非提供一套標準答案，但我們可以回到“五四”思考問題的方式和立場。
五四運動的特點在於“有備而來”
新京報：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常被放在一起來考察，如梁啟超所言，“此次政治運動，實以文化運動為其原動力”，具體而言，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作了哪些準備？
陳平原：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都是從新文化運動中走出來的，他們得益於晚清開始的思想啟蒙，得益於《新青年》雜誌的號召，更得益於他們所生活的體制，比如新教育的拓展，還得益於當初從語言表達形式到思想立場的革新。如果將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放在晚清以降的歷史中去審視，很難說它是近代中國最為嚴重的危機或是最為屈辱的時刻，但當時新媒體的產生為危機意識的迅速傳播創造了條件；新思潮的盪漾，喚醒了年輕一輩的愛國心；新教育的壯大，培育了作為新生力量的大眾學生群體。這一切促成了五四運動的爆發。
談論五四運動，還必須考慮到他們是用什麼形式表達自己的立場，他們不是伏闕上書，到總統或總理那裡遞陳情表，寄希望於最高當局，而是把自己的立場公之於眾，通過演講、報章、通電、遊行的方式告知民眾，動員民眾給政府施加壓力，這正是思想啟蒙的結果。有眾多技術手段和文化因素的積澱，才能走到“五四”。所以五四運動的特點在於“有備而來”，這不是說五四運動是有規劃、有組織的，而是說五四運動爆發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中國社會孕育造就了這一運動的人員、制度和精神氛圍。就好像我們要組裝一架飛機，除了總體設計，更重要的是各種各樣的零部件集合到這個地方，水到渠成，才有可能實現。
新京報：五四運動使原本純粹的思想啟蒙和文化革命發生轉向。在你看來，五四運動到底是新文化運動的推進，還是挫折？如果沒有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新文化運動會走向激進的政治行動嗎？
陳平原：任何運動都不可能保證在一條軌道上不越軌，永遠按照最初的設計往前走。第一波浪潮過去了，第二代人起來了，方向就有可能調整。年輕人起來了，熱血沸騰，“五四”時激進的不是老師，而是學生。蔡元培等新文化人都沒有鼓勵學生們上街，上街抗議和火燒趙家樓的是學生自己。年輕人被喚醒後，會找到自己的出路，他們日後的表現並不完全受長輩的掌控。
當然，如果沒有“五四”的突發事件，新文化運動也會繼續往前走，但它走的速度不會這麼快。在某種意義上，因為有整個社會的關注和激烈反應，它會比自然狀態要快很多。胡適曾經說，因為1920年政府一道令下，全國各學校一二年級的國文都改成了白話文，一下就讓白話文運動的成功提前了幾十年。同樣的道理，新文化運動如果讓它正常醞釀、逐漸普及，等各個中小學的學生們長大，也可能會走到比較好的境界。今天很多人對新文化運動激進姿態的批評，可以理解，但我們沒辦法預設一種理想方案。歷史是各種合力造成的，進入角力場以後，誰都說不準下一步“風往哪一個方向吹”。
兩代人合力完成歷史轉型
新京報：你曾說，直接參與五四運動的學生，明顯比此前和此後的同學更有出息，因為有激情，有機遇，有舞臺。為什麼這樣說？
陳平原：因為大學階段的政治激情和社會活動，將來會影響到他們一輩子。經過“五四”洗禮的這批人，日後很可能因為“五四”的正當性得到承認，通過一遍遍回溯自己的青春，他們會比別人精神上顯得更年輕。
年輕時候的作為為他們贏得聲譽，所以日後在社會上比較有地位和話語權，也有更好的舞臺發揮自己的才華。即便做學術研究工作，“五四”的這些學生領袖將來在組織性、開創性和協調能力方面往往比別人強。只是一個人做學問，不見得需要這些能力，但是要領導學界則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因而從學生領袖到領袖學界，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
新京報：你主張要“平視”晚清和“五四”，認為是這兩代人的合力完成了中國從古典向現代的轉型（1898-1927），這樣的考察視角有怎樣的好處？
陳平原：在我看來，晚清和“五四”兩代人在人格理想、知識類型、審美趣味等方面的一致性要大於分歧，他們自覺地實現了思想文化、學術傳統和政治議題的“接力”。新文化運動從積累到爆發，有一個漫長的過程，用平視的角度來描述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以前之所以學界不願承認，是因為對於“五四”的格外推崇和對晚清的相對壓抑。後來王德威說，“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引起軒然大波。
有人推崇晚清，有人推崇“五四”，我從一開始就認為這是一回事情。這兩代人，有人是前半場上場，有人是後半場上場，有人是中間才插進來，但這一部社會轉型的歷史大劇是在他們手中共同完成的。歷史永遠是連續的，但歷史又不可避免有某種形式的中斷，連續和中斷是互相倚靠且互為因果的。如果只談連續的一面，那就看不出它的波瀾；如果過於強調中斷，則難以把握歷史全貌。
新京報：“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身上有何共同特點？
陳平原：那一代人胸懷天下，儘管觀點各異，但他們往往獨立思考，敢於懷疑，善於懷疑，重估一切價值。“五四”是一個大數據庫，每個人進來取的數據是不一樣的，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都是“五四”的一部分。它內部的不同聲音在此後一百年中不斷響起，此起彼伏。
採寫/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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