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現代中國的關鍵時刻。
它不只是一個年份，也不只是一場事件，而是時代轉型不可或缺的中間環節。
上承清末激盪變革，下啟民初社會革命。
在歷史的長線中，成為不可忽略的耀眼節點。
其中，不僅思潮迭起，各類社會改造試驗層出不窮，更濃縮著幾代知識人在時勢變遷中的行與思，反應與抉擇……
■ 人民紀念碑上的五四運動浮雕。
梁濟
批評民國之弊
辛亥革命一舉成功曾經一度給知識界帶來希望，大家都期待著一個完全不同於清朝專制政權的嶄新國家馬上可以為中國帶來實質性的變化，清明政治的到來指日可期。但民國初建時的混亂局面很快打破了這種幻想，輿論中迅速出現了一種批評民初亂局的聲音。
■ 梁濟
其中比較著名的一位民國唱衰論者是梁漱溟的父親梁濟，他在自殺前的《遺書》中曾公開表示，自己絕不是冥頑不化的守舊之徒，最終選擇自殺的原因也絕非人們想象的是因為要殉大清，而是目睹民國肇建即呈衰敗之象，感到絕望而死。
胡適
反傳統
■ 胡適
五四時期的文化討論和爭議被推向白熱化，無疑與年輕一代如胡適、王星拱、羅家倫、傅斯年的加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一代人能夠持有堅決的全盤反傳統立場，首先在於，他們已經基本斬斷了戊戌維新以來，知識群體所一貫保留的重建政治軸心合理性的固有情結與信念。胡適等留學海外的青年學子在扮演反傳統的角色之前，比較早地接受了西洋思想的薰陶，以至於極易全盤借用非中國本土式的價值體系來反觀傳統自身。
■《新青年》
因此，《新青年》年輕一代作者全盤反傳統的根據正好在於，他們大多早已脫離了傳統教育所規定設計的網絡限制，在情感維繫與規範教育方面，都不會自動認同由舊教育系統確定的歷史連續性。
朱謙之
虛無主義
陳獨秀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中固有著一種“老莊主義”哲學，其中隱藏的“無政府主義”因素，容易導致青年“更進而虛無主義而出家而發狂而自殺，一直薄弱不能自殺的，恐怕還要一轉而順世墮落”。
■ 陳獨秀
故而他對這種“放任主義”深惡痛絕，認定這是一種培養懶惰放縱不法的自由思想，對這種“國民性”必須採取“干涉主義”，用“開明專制”的方法加以校正。這種對心靈的干預和約束顯然不是無政府主義者內心期許的變革狀態，他們需要的是更加無忌放肆的身心解放。無政府主義發展到極端境界就是“虛無主義”，就是人類的徹底滅亡。
朱謙之就鼓吹“自殺”是一種鮮活刺激的“虛無主義”生活姿態，將之標榜為驅動人類群體走向滅亡的最佳途徑之一。1920 年7 月，朱謙之就曾嘗試過一次自殺行動，雖然沒有成功，但他並沒有放棄以“個體生命”對抗平庸生活的嘗試。自殺未遂之後，他醒悟道：“自殺一事，究竟是個人的，我能自覺我的運命，然實沒有解決別人運命的自由，所以人人自殺的理想，很難實現，因為無論何人，都不能以自殺望之他人。”
■ 朱謙之
“自殺”未遂之後，朱謙之又尋找到了一個能夠促進“人類滅亡”的大事業，這就是“自由戀愛”。他發出熱烈呼喊：人生而為人均由父母精血所致，有男女戀愛才有生育，有生育才有這許多人出來，假如沒有生育，也就沒有什麼人生可言了。自由戀愛的結果，一定促使人們不喜歡生育，足可以作為毀滅人生的武器。
朱謙之又把“自由戀愛主義”與“自由戀愛”加以區別，他說：“因那提倡的人們，是以自由戀愛為目的，虛無主義卻把自由戀愛作手段。老實說吧！那些人是因自由戀愛而提倡自由戀愛，我們是因要毀滅人生而主張自由戀愛。”“自由戀愛”有幾個好處，一是因為自由戀愛的機會少，人口自然會減少。二是自由戀愛時女子覺悟到生育是卑鄙、沒趣、痛苦的事情，不情願孕妊，生殖率自然降低。三是無政府時期，自由戀愛的人們有更多餘力從事精神活動，腦部都比現在大一倍，腦力過度，生殖力自然減少。可見“自由戀愛是和無後主義很有必要的關係，這也是能使人類滅亡的一大理由了”。
石瑛
改造個人主義
1948 年，正逢五四紀念日的第二天傍晚，南京中央大學教育系大一學生石瑛揮起斧頭砍斷了左手小指，成為當時的一件重大新聞。石瑛愛好音樂，業餘時間經常練習小提琴，砍斷小指意味著以後終身與小提琴無緣。
在不久發表的《斷指日記》中，石瑛詳細披露了自己決心斷指的心理動機。他首先自我檢討迷戀拉琴的行為是一種“個人主義”表現。日記中寫道：“在現實不斷的考驗下，我發現自己向著個人主義的標的一步一步走去。這一種傾向在我的學習提琴上得到了最大的證明。”他承認，自己痴情地要求三伯、六叔和爸爸集資買琴是出於一種感情的衝動，這種感情衝動沒有經過理智考慮，“那也只是在個人主義的基礎上所下的判斷。這種判斷是作為一種個人的娛樂，來享受一點個人的幸福是應該的”。
■ 嚴復於1903年出版的《群己權界論》（由約翰·穆勒《論自由》一書譯成）是國內第一本宣揚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譯作。
他反省道：“當大多數的人民都在水深火熱中煎熬時，我卻在追求個人的幸福！當同學們都在為反飢餓，反迫害，反帝反封建盡著自己的一份力量時，我卻在我的藝術之宮中為個人享受的藝術上下著功夫。”他又繼續檢討說：“在落後的祖國，當同胞們都在大呼著‘要飯吃’的時候，這一種為追求個人的幸福的娛樂是一種奢侈的享受。……這些年來，與音樂的接觸太久，一旦別離，戀情是不免的。然而，我應該用理智去克服感情，我應該趕快努力，為人民大眾造一點福，盡一點個人的義務。”
《日記》回顧了5月5日晚的斷指經過，這天正好是石瑛去老師家上課學習小提琴的日子，有同學邀請他參加紀念五四運動的文藝晚會，《日記》寫道：“兩種相反的理智就在我頭腦中劇烈地衝突起來”。結果他既拒絕了同學的邀請，又沒有去上課，而是回宿舍用斧子斬斷了自己的小指。這說明在石瑛的心目中，拉琴雖具有審美的象徵意義，卻屬於放縱感情的負面行為，去參加晚會本應該是一種理智的正面選擇，自己卻因猶豫而錯過了，他最終用斷指這個行動表明自己已經從負面感情的泥潭中掙扎了出來，最終做出了明智的選擇。我們可以這樣解讀“斷指”行為的象徵含義：“拉琴”純粹是“個人”的孤獨愛好，參加晚會或者其他團體活動才是“組織”的迫切需要，“斷指”喻示著石瑛勇於放棄個人私利，回到了組織的溫暖懷抱。
■ 胡適在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專號》上撰有專文《易卜生主義》，集中闡述“社會”對“個人”的壓抑性。
《斷指日記》的“編者按”也強化了這一印象，“編者按”是這樣說的：石瑛斷指的原因“乃純為對人民藝術的嚮往與對貴族藝術的唾棄。以此表示堅決擺脫‘孤芳自賞’的個人主義的傾向，而堅持走向為群眾謀福利的道路”。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石瑛斷指前後正逢紀念五四的特殊時期，南京各高校青年密集組織了各種集會和大遊行，刊載石瑛斷指日記的《北大半月刊》同期就發表了通訊《任何迫害不能破壞我們的信念：南京五· 二一事件》，講述了為紀念1947 年南京珠江路發生的“反內戰”“反飢餓”大請願而召開群眾集會的情況。與會學生高唱《不答應》《放下槍》《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據統計到場人數約有一萬多人。可見石瑛斷指絕非發生在某個人身上的偶然事件，它既是一種個人選擇，同時也是一種“團體主義”支配下群體意識釀造的結果。
©本文選編自《五四的另一面：“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作者楊念群。
五四的另一面：
“社會”觀念的形成與新型組織的誕生
楊念群 著
把五四放在由清末變革，到民初社會革命，直至20世紀40年代的歷史長程中，進行重新定位。將五四視為上承民初政治改革危機，下啟社會變革風潮的重要歷史環節。以關注歷史運動的動態視角，呈現五四豐富的意義。
楊念群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著作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1997）、《楊念群自選集》（2000）、《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編，2003）、《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2006）、《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2010）等，主持《新史學》叢刊（中華書局版）及“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叢書。主要學術興趣是中國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並長期致力於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探究中國史研究的新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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