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帝帶著無盡的愧疚和遺憾結束了他31歲的生命，留下了殘破不堪的大清王朝給了六歲的載淳。咸豐帝的一生是平庸且充滿悲劇的，他沒有攘外安內的本事，就連他的身後事也安排的不盡如人意，以至於屍骨未寒就引發了爭奪最高權力的辛酉政變。
咸豐帝在臨終前是做了一番自認為為萬無一失的安排的，他先是任命肅順等人為顧命八大臣，又同時賜給慈安和載淳“御賞”和“同道堂”兩枚印章，以達到牽制八大臣的目的，而且還把他認為對皇權威脅最大的恭親王奕訢排除在最高權力層之外。
然而，咸豐沒有想到，他對奕訢的這種安排正是他的最大失誤，也是促使辛酉政變爆發的根本原因之一。說起來，咸豐和奕訢之間少年時感情十分融洽，但自從咸豐登基後，奕訢因生母封號一事使得兄弟兩人生出嫌隙，其後兩人的關係雖有緩和，但在事關皇權的根本問題上，咸豐對奕訢還是十分防備的。
咸豐帝逃亡熱河之前，命奕訢辦理對英法議和之事，但是既沒有授予他監國之名，也未授予其節制前敵軍隊及留京文武大臣的實權。咸豐估計奕訢根本不可能議和成功，只是想借此作為緩兵之計。如議和不成則令他趕赴行在，時刻置於自己的監視之下。不料奕訢竟議和成功，聲譽鵲起，不但外國人對他多有稱讚，就是那些留守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也聚集在他的周圍，暗地裡議論咸豐帝不顧列祖宗廟，拋棄百姓臣民而逃，而奕訢卻有臨危受命，挽狂瀾於既倒，有定社稷之功。
因而，對於奕訢的防範，咸豐帝變得越來越現實起來。具體辦法就是採取疏而遠之，免得他不知天高地厚，產生覬覦皇位的想法，更免得那些別有用心之人，貪擁立之功，策動勸進的朝局之變。
對於當時的奕訢來說，無論是出於維護大清王朝安全的目的，還是從維持自己權力地位的角度考慮問題，他都希望咸豐帝能立即迴鑾北京，以便早日脫離肅順等人的把持控制。但奕訢並沒有料到，咸豐帝在熱河重病不起，甚至到了吐血的地步。
既然咸豐一時間無法迴鑾，奕訢便上奏要到熱河當面請安，本來奕訢是想借著這個機會，希望能與咸豐做一次推心置腹的深談，消除兄弟之間的隔閡，以免被排除在最高權力之外。但咸豐帝沒有批准他的請求，讓他繼續留在京城，這樣一來，奕訢就沒有了任何餘地和退路。
王闓運在《祺祥故事》中記載了咸豐帝發給奕訢的諭旨內容，他說咸豐帝看到奕訢的奏摺後，強行掙扎坐起，依靠著睡枕，只是冷冰冰地隨手在奏摺上批下：“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幾個字，由此可知咸豐帝對奕訢的猜忌是如此之深、之重。
歷史的經驗告訴咸豐，順治朝時多爾袞就是因為把持朝政而被封為“皇父攝政王”，他不能重蹈歷史的覆轍，必須對自己年幼的兒子負責。因此，在權衡利弊之下，咸豐帝不得不讓肅順等人贊襄政務，讓皇后和懿貴妃作為牽制，以此來達到權力平衡。
在咸豐的後事安排中，奕訢幾乎談不上什麼重用，就是利用的成分也不大。他認為另用遠支宗室親王或其他幾位大臣的做法，完全是符合祖制，沒有弊端的。咸豐帝的這一看法並不是沒有道理，但事實證明咸豐帝犯下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因為奕訢是咸豐及新帝血緣關係最近的親王之一，將他排除在最高權力之外，不但奕訢本人不甘心，就是聚集在他周圍的“北京派”也不情願，更不會心悅誠服。
雖然咸豐帝的這個安排不一定會讓奕訢有覬覦皇權的想法，但卻必然會引起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之爭，這一點咸豐帝顯然是沒有看到的。恰恰這個時候，懿貴妃不滿肅順等人的專橫，加上自己權力的慾望，便和奕訢達成了協議，醞釀了奪取皇權的辛酉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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