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星塔下的少年|福州船政後學堂一期駕駛班影像辨識(下)

罗星塔下的少年|福州船政后学堂一期驾驶班影像辨识(下)

根據招生條件,最初招收進來的這批學生大約在15歲上下(後放寬到20歲以前),首先從零基礎開始學習英文或法文。畢竟他們未來所有的課程都是外教全程外文授課。在一個個微熹初露的清晨,朗朗的ABCD聲在福州城白塔寺一帶悠悠飄揚,同一時刻開始誦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孩子們或許聽到了,略微停頓一下,或許還交頭接耳嘲笑一番,又開始搖頭晃腦陶醉在重複了幾千年的音律中……當時的孩子們不會想到,他們的命運將隨著自己口中飄出的音節在那個波譎雲詭的時代開始分流,而那個時代也因他們不同的作為積累出物換星移的變革。

很快,新修的校舍完工,船政學堂兩大專業各有不同的校舍,位置很有意思,一前一後拱衛著船政局。這一佈局導致後來人們習慣以方位代稱專業,其中駕駛專業的校舍在船政衙門的南側後部,遂稱船政後學堂。校舍建成,勤勉敬業的日意格也從歐洲帶回了可以教授課業的老師,學生們各就各位,在這中西合璧的洋樓裡開始了為時五年的學習生涯。這些被閩浙總督、船政大臣,乃至全國洋務派們寄予厚望的試驗田小禾苗們受到了多方關注,以及今天學生們難以理解的嚴格管理。

根據專家考證,他們全部為寄宿制,按照學習計劃,航海專業的學生需要學習英語、算術、幾何、代數、直線三角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氣象,航海算術和地理。也就是說,他們從小接受的所有中國教育在此時幾乎都是毫無用處。他們需要在五年內學完我們現代學生從小學到高中的英語、數學和物理課程,以及大學的專業課程。這樣一個學習計劃其實是相當可怕的,所以他們的學習節奏可想而知。事實上,他們每天除了吃飯、睡覺,幾乎所有的時間都要花在學習上,甚至沒有周末,一年也就中秋、新年可以放假回家。當然,並不是每個孩子都能適應這樣高強度的學習,他們經歷了非常殘酷的淘汰制度,不斷有學生被遣退和自行退學,以至於當初招收的一百多人中最後在第一期正常畢業的只有三十人——這些人大致就是那兩張合影上的三十多個孩子。

在這兩張合影中,有一些孩子比較顯眼,特別是在合影2中,前排站立的那些身材明顯高大結實,而且神態堅毅,少有後排某些學生的迷茫之色。根據今天辨識的情況得知,其中好幾人都是“外堂生”。

所謂外堂生源自船政正監督日意格的一個建議。船政後學堂的學生儘管進步很快,但日意格仍不滿意,因為他未來要給清國交差的不是能答卷子的高材生,而是真正的海軍軍官,然而他憂心忡忡地發現,這批來自福建的孩子們不可阻擋地帶有過於濃厚的文弱氣質。於是在他的建議下,船政試驗田中又開闢了一塊小的試驗田,即外堂生制度。於是,10個孩子進入船政學堂,但他們從來沒有在那座小樓中上過課,而直接被派上軍艦,在和風浪搏鬥中直接學習軍艦駕駛的所有知識。實際上,從水手做起,在實踐中學習,根據表現一步步晉升為軍官,這才是歐洲當時海軍培養的常態。在1866年前後,英國後來大名鼎鼎的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校是不存在的,反倒是我們的船政學堂海軍教育制度屬於首創,畢竟將教育等同於學堂學習通常是中國人的傳統思維。

與內堂生全部來自閩省不同,外堂生清一色為粵籍。而且他們的招收門檻很高,福建內堂生們大都是零基礎的孩子,但這些廣東外堂生普遍都有良好的英語和數學基礎。而在當時擁有這種教育背景的孩子,多半家庭都十分殷實且開明。比如外堂生之一的鄧世昌,其家族就是長期與洋人打交道的茶葉買辦,而鄧世昌小時候是在上海的教會學校接受的教育。

當然,內外堂學生最終都會殊途同歸,1871年春天,他們一同登上建威、揚武兩條軍艦從馬尾出發,北上、南下,像一個真正的水手一樣開啟他們的航海實習之旅。照片作為特殊的文物,更容易保留完整的信息,給後世提供一些引人遐思、卻無法證實的細節。有時候我會想象他們當時的情景:誰會一呼百應,誰常無端挑釁,誰又每每出面調和息事寧人?他們是否抱團結黨、相互攻訐?是否用各自的方言玩笑戲謔?當內堂生面對高聳的桅杆兩股戰戰時外堂生會不會鬨堂大笑?而外堂生在對一個複雜的公式抓耳撓腮時內堂生會不會嗤之以鼻?在被嚴厲的艦長德勒塞辱罵懲罰時會不會又同仇敵愾?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當暴風雨來臨,船如孤葉在風急浪高中顛簸時,不論廣東還是福建的少年水手們都不得不全員行動,相互協作,下帆篷、操舵輪,同心同德,一起迎戰共同的敵人:大海。

時過境遷,風雲已散,少年們各自的故事已經淡於時光,如果他們應該留下一個名號的話——鑑於那所集工業、國防、海軍教育為一體的機構,可以有個文藝的名字——船政少年。從某種意義上,這兩張船政少年的合影可以看做中國近代海軍人才的起點。

誕生於時代風浪中的船政少年,其中許多人已經與歷史的軌跡綁定在一起,因而也留下了合影外其他的影像。所以更想知道——合影中的一個個小像,到底都對應著歷史中的誰?

按說如此有意義的照片,身份識別早就該板上釘釘,然而我卻一直沒有看到完整的、可信的身份標識。那些標註要麼不全面要麼不對勁,比如典型嶺南長相的葉富被標註為客家人面相的葉祖珪,深眼窩黑瘦矮的江懋祉被標註為細長眼白胖高的鄧世昌……我想,可能因為近代海軍研究領域的神級人物大都是男性使然吧,一個男人可以對著不同軍艦和彈藥孜孜不倦,但很難想象他們願意對著一堆男人的臉相看兩不厭。更重要的是,從生理特徵而言,男性相對女性天生對人臉辨識的興趣就不高,甚至據說多有建樹的男性往往臉盲,比如京東老總的劉強東早就放言自己看不出自己的媳婦是不是美女,提示我們不要對男人的人臉識別的能力寄予厚望,哪怕他們可以從某個刁鑽的角度一眼分清靖遠和致遠,瞄一眼彈孔就能認出鎮遠還是定遠,看到一塊打撈出的部件就能準確說出來自克虜伯炮還是阿姆斯特朗,哈乞開斯還是加特林……

著名臺灣學者、甲午海戰史研究專家馬幼垣先生在北洋海軍研究方面頗有建樹,但有一篇討論劉步蟾照片真偽的論文卻一言難盡。這篇文章(資料見《九州學林》總36期)用到了照片比對,老先生指出有兩張照片被指認為劉步蟾是“基本可信”的,特別指出他們“鼻形相符”。我將論文中那兩張指認照片裁切出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這種相(離)似(散)度……

罗星塔下的少年|福州船政后学堂一期驾驶班影像辨识(下)

骨相差別如此之大,不用測量都看出顱面各項參數的統計學差異,是怎麼看出基本相符的?

事實上,歷史照片辨識方面經常張冠李戴,近代海軍領域更是照片識別的重災區,在百度百科中檢索,你會在“劉步蟾”的詞條下看到陳季同,會在“方伯謙”下看到吳敬榮,會在“何心川”下看到黃鐘瑛……鑑於以上種種,我不得不自力更生來做影像辨識這件富有挑戰的事。不過,單通過肉眼比對照片自然是主觀性的判斷,無法當做可信的歷史證據;而人面識別軟件在照片像素不高的情況下錯誤率極高。但對於在意的人來說,即便沒有什麼歷史學價值,仍然想要進行嘗試。

我所能蒐集到的船政少年其它照片共有18人,對著這些照片再一一與合影中比對,抹去歲月的痕跡,捕捉他們面容中最特異的細節,直到把這些一百五十年前的少年從2d看成3d,從3d看成4d……直到我確信即便穿越過去也能一眼把他們從若干人中認出來的時候,才敢把那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標註在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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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個模糊的面孔,標註完的時候不禁淚流滿面。我已經盡力了,希望對得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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