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沒有上過西大，也沒有在西大工作過，甚至連西大的校門也沒有看見過。他是一介山民。但是，他老人家是世界上最關心西大的人之一，是最為西大驕傲的人之一。我還明白，沒有父親的支持，我就不可能進西大讀書，更不可能成為一名西大教師，今日只能同我的大多數中小學同學一樣，成為秦嶺的一介山民或者山區的一名幹部或山區教師。正由於父親有不同於一般農民的開闊視野，他不滿足於兒子只識幾個字，而是立下宏願，砸鍋賣鐵，要供兒子上大學，只要兒子能考取。
趙俊賢先生近照
父親交代我第一志願報考西大中文系。父親不奢望兒子考北大，他說北大離家太遠，去那兒讀書不合適。其實，他是怕兒子考不取，反倒挫傷了銳氣。在父親的心目中，中學校長比縣長有學問，受尊敬，有出息。他希望兒子能成為中學校長。後來我大學畢業後在大學當助教，父親興奮得夜不成寐。父親明白，能當助教，就有希望成為教授。但是他不能說出來，免得別人嗤笑太張揚。這時，父親認為教授要比中學校長風光了。父親是一位重名望的人。
簡言之，沒有父親的支持，我不能考入西大，工作在西大。父親不是西大人，但他是一個西大的大學生、教師、退休者的直系親屬。我想在這裡寫一點憶念父親的文字，以表達一個西大人對一名直系親屬、一名先輩的敬意。
我的父親是秦嶺南麓丹江之濱一個村莊的農民。他和商洛地區成千上萬山民一樣，從事農耕勞作，養家度日。但他又和一般山民有所不同，他遵循“耕讀傳家”的家風，幼小時讀過私墪，20世紀30年代畢業於商縣唯一的高等小學。當時的高等小學，並非後日之小學，開設的課程有公民、國文、外語、代數、幾何乃至立體幾何、解析幾何。實質上，相當於後來的中學。父親是有文化的山民。高等小學畢業後，父親到縣政府當文書，從事公文的繕寫謄抄事務。後來，祖父患重病，父親只得回家一邊盡孝伺候祖父，一邊從事農業勞作，從祖父手中接過家事管理。1949-1950年，父親被迫走上鄉村政權，在民國與共和國兩屆政權中度過近兩年時光。父親是“從過政”的山民。
如果依照極左政治的說法，父親的一生歷史相當複雜。其實，也可以說父親的一生斑斕多彩，值得我們後人敬重。早年的私塾教育，讓父親有了一些國學根底，不僅可以背誦“三字經” “百家姓”，還可以背誦《四書》。我上小學時，讀現代課本，父親利用假日雨天給我教過《三字經》及《論語》，可惜我當時不開竅不大重視。至於父親在高等小學所學的代數、幾何之類，家裡只留下他昔日用過的課本，內容嘛，由於長期務農，統統荒廢了。父親年輕時身體不壯實，但還健康。祖父給父親留下十幾畝田地，其中大部分為旱地，只有三四畝水田，還有少量山坡地。那時沒有化肥，收成不算豐盈。我家村前有一條南秦河，這是丹江的一條重要支流。20世紀40年代父親聯合族中弟兄在南秦河北側山坡下修建水田，這是非常辛苦的勞作。父輩們從河灘裡將不計其數的各種各樣的石頭搬在一起壘成大堤，又將堤內外的泥沙弄去加固大堤；然後，在堤上廣植楊柳樹，以鞏固堤壩，以防河水衝入堤內稻田。夏秋暴雨之日，山洪必然暴發，山民搶先過河，待洪水到來後將其引進田中，待其沉澱，上游衝下的肥土覆蓋於原沙灘之上，並施農家肥、插稻秧，年復一年將沙灘變良田。為了掙來這份田產，父親累下嚴重的哮喘病。新中國成立前，他已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家中請了一名長工，擔負主要農活，父親主要管理，也乾點力所能及的輕活。
趙俊賢先生在老家與親鄰合影
父親大高個，平日穿著與一般農民相同，但整潔得體。冬天，原來總是穿他從縣政府帶回的黑呢大衣，後來本村一個在西安經商的富戶說父親的大衣太破舊了，他送父親一件皮大衣。父親一直穿著它。父親深受鄉親敬重，本家人以輩分稱呼，本村與川道幾十裡認識父親的，都以“趙先生”相稱。父親在山民心目中是一位鄉紳。
父親熱心山民的公益事業，要修水田，他出頭組織，站出來向縣政府行文申請。本村附近的小學翻修，需要農民捐款支持，校長本可去找鄉保長，但卻來找父親。父親出面奔走呼號，實現了學校的要求。1945年我初入小學，校長聽說我是“趙先生”的後人，還單獨找我談話勉勵。村民中若有糾紛，也樂於找父親調解，因為他公正。父親為人仗義，喜歡結交朋友。我家住在距縣城十里的川道，父親有幾位深山的好友，從幾十裡甚或百十里的山林步行去縣城辦事，路過時總在我家住幾天歇腳，父親甚為喜悅，與其小酌暢敘。朋友也邀父親走動，可惜父親身體不支，只在川道里較近的朋友家走動。至於親戚，父親經常走動，後來拜年時還要帶上我認門。由於父親交往多，春節時來我家拜年者絡繹不絕。其中，有一位有點特殊。他原來是我們村一家地主的長工，幹活時日長了，這家地主幫他成了家，讓他們住在主人家院子裡的小廈房內。起始，小兩口子過得和睦。可是“貧賤夫妻百事哀”，後來不知因什麼具體事由妻子慪氣跑回孃家。這長工去接不回來。這長工的主人去，孃家說得好聽，但也沒買賬。長工後來求父親出面幫忙。父親樂於扶貧助人。他扶上柺杖，抱病奔波二三十里山路。孃家人雖地處深山，卻知道父親的“大名”。父親一進門，那媳婦跪倒行拜：“趙先生，咋能讓你老人家跑遠路，對不住先生。”長工的媳婦領回來了。這長工對父親一直感恩不盡。新中國成立後，長工離開地主家大院回到老家山村，土改時分了土地，還生了一個兒子。他每逢過年，總要來給父親拜年。每次進屋，父親勸阻：“現在解放了，不興跪拜了。”他執意要給父親叩頭。口中訥訥地說，父親是救命大恩人。他總唸叨，若沒有父親出面，媳婦跑了哪會有家、有兒子，他畢竟家境貧寒，帶來的年禮和他人不可相比。父親勸他：可以來，不必年年拿禮。人窮志短，他原來年初二或初三來我家，後來說他和別的客人坐在一起吃飯不般配。他改為年初六來拜年。父親告訴母親，絕不要慢待這個單獨的客人，仍以年內的一般客人相待。進門先“喝湯”，來碗銀線吊荷包(掛麵荷包蛋)，下午正餐待以米飯及葷素各色菜餚。父親總說，可以慢待富人，不可以慢待窮人。慢待富人，不要緊；慢待窮人，會傷了人的心。
父親和一般農民一樣，重男輕女，他送我和弟弟讀書，卻不讓姐姐讀書。他又不同於一般農民，他有文化，目光比較遠大，希望我多讀書、讀大學，將來“光宗耀祖”。我們鄉村裡大凡有兒子在外工作，父輩家長大多追著他們給家裡“交錢”。我的父親與眾不同。他從來不問我要錢。我過年時買點東西，帶回去一點錢，父親總是說：“你能掙錢了，我和你媽心裡高興。你要先顧自己，工作在外，要見場面，教書，要面對學生。你連雙皮鞋都沒有，怎麼上講臺？工資低，還是先顧自己。家裡，你別操心太多，有上幾千元，也富不了，沒有一分，也會有口飯吃，農業社嘛。”我初中二年級時，出版了一個小劇本，拿到稿費後，給家裡所有人分別買了禮物，唯獨沒給我自己買，將剩餘的錢拿回去交給父親。父親興奮之情難以掩飾。他說：“人常說，30歲前，以父看子；30歲後，以子待父。古訓，父不誇子。我也不能破這規矩。一個人，從小看老。只有吃得苦中苦，方能成為人上人。光宗耀祖，靠你了。你這稿費，我替你保管著，家裡再難也不會花它一分。你這年紀不是負擔家裡的時候。”
趙俊賢先生初中時寫的第一本劇本《還牛》
父親教導我，和同學比學習，不要比吃穿。父親說：“吃穿富無頂，窮有盡。過日子，向前看，己不如人；向後看，人不如己。不如不看前不看後，量家過日子，何必去跟別人比。”
趙俊賢先生西大學生照
1954年秋，我考進高中一年級學習。一家出版社向我約稿，我將一篇近兩萬字的短篇小說投寄他們。很快他們來信表示，這作品寫得好，但限於篇幅，不便單獨出書，待後和他人的同類作品結集出版。嗣後，編輯部又來信詢問這小說有無真人真事為依據?寫作時有無參考他人的類似作品?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在審查我有無抄襲行為。我感到人格受到了汙辱。這小說框架是當時流行的互助合作與單幹戶的矛盾，但其主要故事情節卻是我親見的社會現實生活，細節也來自真實生活。我當時年輕氣盛，回信除簡單回答問題外，又說：“全國文學刊物有限，出版新文藝書籍也不多，請你們指出我的作品和哪篇作品雷同，或有抄襲之嫌?”我甚至寫道，我作為中學生，品學兼優，你們汙辱我的人格，我堅決反對!編輯毫不示弱，來信指責我不尊重編輯，小小年紀自高自大云云。我去信反駁，認為他們錯上加錯，對作者橫加指責，有失編輯道德。如此雙方“信戰”數月，信件已往復多個回合。星期日回家我將此事告訴父親。父親看了編輯給我的來信。父親冷靜地說：“這是你的不對。編輯很委婉地調查稿件有無抄襲情節，這是他們職責所在，你不該發火。現在你寫封信誠懇檢討，爭取平息這件事。”我不同意父親的建議。父親又勸我：“你和編輯部打交道，是為了出版作品，不是為了吵架。吵架對你不利。”我當時頭腦發熱，哪裡聽得進去這些意見。回校後，編輯部換了一種筆體寫信給我，大意說，個別編輯揹著領導和你通信，這是非組織行為，請你把他所寫的全部信件掛號寄給我部，幫助我們檢查改進工作。我立即照辦。星期日將此事告知父親。父親嘆息一聲：“你上當了!你回校後等著吧，人家再來信寫上幾句官話就把你的稿件退回來了。”我不解：“他們早已表態，要出版我的小說呀!”父親問：“你有什麼根據?你把第一封信已退給人家了。其實，你不退第一封信，人家也可以改口：經重新研究，決定不予採用。”我不信父親的預見，我想，出版社是個單位，怎麼說話不算數?父親苦澀地笑了：“你等等看吧。說不定還有更令你生氣的事情，退稿信又是原來和你打筆仗者的手筆。”
後來事情不幸被父親言中了。果然接到退稿，其三言兩語的信又是原來那個人的筆跡。這次回家，我情緒激憤地敘述這件事，讓父親看來信，我說：“這是新社會，堂堂正正的出版社，怎能這樣卑鄙，耍花招!”父親沒有就事論事，而是讓我坐下，指著我的長方形中學生校徽，問道：“孩子!無論解放前，還是解放後，縣政府工作人員的證章要麼是圓的，要麼是橢圓的，而中學生、大學生的不是三角形便是長方形，你說說，這是什麼原因。”我想不出道理，支吾道：“學校發的就是那樣兒。”父親解釋道：“學生有稜有角，三扁四不圓，要戴有三個或四個角的校章，而政府工作人員，已經磨掉了稜角，變成圓的或橢圓了。”我似乎聽明白了父親的意思，我說：“圓滑，我學不來，也不想學。”父親嘆息道：“你呀，口連著腸子，說出話直來直去，一輩子要吃虧的。”啊，我沒有恪守父訓，我是不肖之子。
父親臨終時，正是“文革” “一月奪權”的風暴之際，我隨大學生下工廠“發動”工人“造反”去了。家裡弟弟及親戚兩天冒雪去縣城給我打長途電話，但始終沒有聯繫上我。父親是懷著不曾見我一面的遺憾而的。待到當年8月我回家時，父親早已躺在黃土之下。那時革命的年月，不許留墳頭。弟弟陪我去人民公社的玉米地間給父親燒紙。這是“迷信”活動，要悄悄進行。“文革”結束後，弟弟給父親修起了墳頭，並立下一塊石碑。生前重名輕利的父親若有在天之靈，也可能得到些許安慰。
趙俊賢先生與老家親友合影
作者
簡介
趙俊賢，陝西商州人，漢族，1938年2月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土生導師。出版學術專著：《中國當代小說史稿》(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杜鵬程的審美理想》(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綜史》(上下冊5卷本)
（來源/王天時主編的《優良家風家教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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