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申诉到法院，如果被受理，就进入到了立案复查阶段。申诉复查属于法院的内部程序，但并不排斥律师代理（尽管目前还未建立起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对此类案件如何审查，可以说是一项技术活，而其标准，就是刑诉法所规定的原判是否“确有错误”。
判断原判是否“确有错误”，首先要看原判据以定案的根据，以及作为定案根据的一个个具体的证据（通常都是间接证据）。一般来说，仅从程序违法上攻击原判，并不是一个明智的路径，因为对于大多数案件来说，程序即便存在瑕疵，也远远达不到严重违法的程度。所以，关键仍然是看证据体系本身，是否足以支撑原判，而这也应该是审查此类案件的着力点。
从实践经验来看，申诉案件的证据模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主要根据供述定案，即以供述为主线，基于供证相吻合来认定案件事实（目前已被纠正的许多刑事错案，均是这种证据特点）；二是除供述外，主要通过其他证据定案，比如关键证人的证言、关键物证等。
对于主要以供述来定案的案件，审查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是否存在先供后证的证据。比如，根据有罪供述找到了某一证据，而供述所描述的特征又恰与该证据特征相吻合。此时，该证据也许并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但只要其与案件事实存在密切关联，就足以说明该供证具有很强的证明力。
二是是否存在隐蔽性证据。所谓隐蔽性证据，顾名思义即不易被发现的证据，其逻辑上的出发点在于“非其所为而不可知”。比如，案发现场已经被围观或者属于开放性的场所，但是侦查人员在勘查现场时发现了隐蔽性极强的证据，而原审被告人又供述了该证据。此时，要重点审查供述是何时、何地、如何作出的，供述是否自然，是否能够排除侦查人员以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取证的可能。
三是供述的自愿性问题。长期以来刑讯逼供问题饱受诟病，但申诉案件通常时过境迁，大多数情形下，举证证明存在刑讯逼供往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供述自愿性的审查，应当着重看其是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作出的，基于逻辑和经验，来判断是否存在逼供、诱供的时空条件。比如，被抓获时在他人见证下作了无罪供述，但是承认与被害人有过接触，而此后无罪供述中又均称未见过被害人，显然其关于接触过被害人的供述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即便该供述系孤证）。当然，如果是在他人见证下作出的有罪供述，则可以直接排除存在刑讯逼供。
需要注意的是，前述三个问题紧密关联，而非彼此孤立。在先供后证的场合，如果该证据恰好有一定的隐蔽性，则无疑会大大增强其证明力；在隐蔽性证据的场合，供述是否自然，是否具有自愿性，是需要重点考量的；而供述自愿性问题又始终与前两个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对于主要通过其他证据定案的案件，要结合证据特点来进行审查。比如，通过证人证言定案的，由于言词证据易变性强，要重点考察证人证明的角度，是否有利害关系，以及所证情节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再如，通过书证、物证等证据定案的，由于此类证据稳定性强，则要审查其是否合法取得，是否真实存在，以及所证情节是否与案件事实紧密关联。
刑事申诉案件不同于现行案件，如果其恰好属于定翻两难，则基于维持原判既判力的考虑，未必能够启动再审；即便启动了再审，对再审法官而言，处理起来也会比较棘手。因此，从根本上说，刑事申诉案件的处理，还是要在证据上下功夫。
閱讀更多 風雲26610126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