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底，一年一度的達沃斯年會如期進行。會上，克勞斯·施瓦布呼籲效仿二戰後所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以適應新形勢，這一呼聲得到了許多人的認同。但本文作者亞當·圖茲（Adam Tooze）卻視角獨特地主張理性反思戰後自由主義秩序的建立，其觀點令人警醒：秩序從來不是從協商中產生，而是從殘酷的政治博弈中產生。他指出：“如果西方精英們真正瞭解戰後自由主義體系是如何建立的，他們就不會叫囂著要重建這一制度了。那麼”戰後“自由國際秩序”的真相，到底是什麼？本文於2019年1月30日發表於《外交政策》雜誌，作者亞當·圖茲是全球金融史領域的知名學者，目前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他的最近著作為《金融危機十年如何改變了這個世界》（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
——法意導言
如何重建自由世界秩序？
翻譯：張姍姍
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年會於1月22日至25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架構（Globalization 4.0: Shaping a Global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圖源央視財經
在今年達沃斯年會開幕式上，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發表講話，他呼籲當今世界效仿二戰後的做法，重建新的國際秩序以適應經濟發展。他在講話中提到：“……二戰後，來自世界各國的領導人齊聚一堂，設計出一套新的國際秩序，使戰後各國為建設共同的美好未來而合作……”“……世界已今非昔比，新的時代急需我們重啟這一進程。”施瓦布呼籲與會各方為全球化的第四次迭代共創機遇，創造性地響應了本次論壇的主題：全球化4.0時代。
施瓦布不是第一個發出這一呼聲的人。自金融危機以來，呼籲建立“新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聲音便不絕於耳。1944年的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各國領導人一同設計了戰後的世界金融體系，建立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正是從這時起，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全面展開。通過將政治權利賦予給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這樣的經濟學家，美國漸漸帶領世界擺脫了戰後的陰影和持續幾十年的經濟危機。在美國的帶領下，甚至是互相仇視的歐洲各國也朝著和平與繁榮的一體化邁進。
佈雷頓森林會議上各國代表合影，圖源Bing Images
雖然這一呼聲在達沃斯論壇上得到廣泛支持，但卻非常值得深思。二戰後重建國際秩序的那段歷史並不光彩，事實上，這一秩序根本不是通過各國領導人聚在一起、平衡各方利益而集體設計出來的。歷史表明，秩序往往不會從友好合作和深思熟慮中產生，而是從殘酷的權力紛爭和物質約束中產生。
佈雷頓森林會議或許可以說是一次探討經濟秩序的會議，但它更本質的屬性是一個戰時的聯盟集會，目的在於廣泛動員盟國全面參戰。 這次會議召開於1994年7月，即諾曼底戰役和蘇德戰場掀起戰略反攻之後。作為一個戰時會議而非戰後會議，各盟國之間的分歧被最小化了。儘管這次會議的目的是建立未來國際經濟秩序，其主要理念是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宏觀調控的戰時經濟。並且，出席佈雷頓森林會議的談判代表都是政府官員，而不是商人或銀行家。自從20世紀30年代初全球金融體系崩潰以來，中央銀行家們就在財政部扮演起了“二把手”的角色，他們為戰爭提供資金支持，並且在背後發號施令。
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貨幣政策是實行固定匯率制度，讓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成員國貨幣與美元掛鉤。但事實證明，對於經濟羸弱的歐洲各國來說，以美元為主導的佈雷頓森林貨幣制度的條件過於苛刻。即使是經濟受損最少的英國，在1947年第一次試圖實現英鎊與美元的自由兌換時也遭遇了失敗。於是，當政的英國工黨迅速採取行動，重新實行外匯管制和收緊進口配額來阻止美元外流。與此同時，《哈瓦那憲章》中關於建立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的宏偉設想與美國國會的政策相沖突，從而夭折。隨後建立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是其繁瑣而緩慢的替代品。
今日的世界經濟體系與佈雷頓森林時代具有相通性，這一說法的主要依據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兩個機構從當時延續至今。但事實上，這兩個機構除了名稱不變，其他內容已與成立之初大不相同。
在這兩個機構建立的第一年，整個佈雷頓森林體系幾乎被完全擱置，成了名存實亡的空殼。1946年，蘇聯就退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
隨後的冷戰使聯合國陷入癱瘓，其組建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計劃也隨時落空，取而代之的是出現在美國霸權主義下的更為狹窄的戰後秩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48年的馬歇爾計劃與其說是對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補充，不如說是承認了它的失敗。對於美國和歐洲那些渴望戰後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來說， 19世紀末的冷戰經濟秩序實在令人失望。美國財政部和歐洲第一代新自由主義者對美國國務院干預經濟的傾向感到不安。米爾頓·弗裡德曼等自由市場的忠實擁躉激烈抨擊當時干預經濟的制度，他們堅持認為，應允許貨幣價值隨著市場變化而浮動，反對固定匯率。在20世紀50年代，這樣的觀點可沒什麼影響力。
二戰後出現的所謂“自由主義秩序”實際上是戰時管控政策的延續。直到1958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構想才得以實行。但這個“自由主義秩序”，遠遠不是19世紀盛行的自由主義，也不是如今達沃斯年會上呼籲的自由秩序。在當時，除長期投資外，資本的跨國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貿易自由化也進展緩慢。隨後，貿易配額與外匯管制逐漸取消，只有在這些基本的貿易限制消除之後，關稅協商才變得有意義。直到戰爭結束20年後，肯尼迪上臺執政時期，關貿總協定才開始發揮作用。然而，全球貿易的增長令人喜憂參半，德國和日本的鉅額貿易順差為佈雷頓森林體系帶來了不小的壓力。20世紀60年代，美國財政部和英國當局的縱容讓美國金融市場得以避開金融管制，推出了以倫敦銀行賬戶為基礎的不受監管的歐元區市場，這使得情況更加複雜。
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佈雷頓森林體系才剛剛應用十年，就已經陷入了絕境。為了對付通貨緊縮，美國總統尼克松重拾國家資本主義政策。1971年至1973年期間，他切斷了美元與黃金的聯繫，不再維持穩定的匯率，導致美元價值暴跌，以此來恢復貿易平衡。當今世界秩序誕生的背景並不是1945年二戰結束，而是20世紀70年代初，法定貨幣和浮動匯率出現。由此說來，當時的自由主義秩序並不是產生於各國明智的集體商議，而是產生於美國單方面拒絕為全球貨幣秩序提供擔保而帶來的混亂。
佈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但美國單方面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也導致該體系走向衰亡，圖源騰訊財經
20世紀60年代，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外匯不穩定導致整個西方世界面臨空前的通貨膨脹。歷史已經明示，這個通脹嚴重的混亂時代將由市場革命和“大緩和時期”來結束。但是我們應該通過歷史來反思危機的深度和普遍存在的不確定性。國際社會恢復秩序的最初嘗試不是通過市場革命，而是通過政府、工會和僱主之間的集體談判，以限制物價增長和工資增長之間的惡性循環。這種手段其實是通過制定價格來直接控制通貨膨脹，但它也進一步促進了經濟政治化。這一勢頭讓左翼社會理論家開始擔憂資本主義民主危機的出現，如三邊委員會就曾警告說，民主將會變得不可控制。
打破僵局的不是利益相關方的和平協商。20世紀70年代，工會是社會上利益攸關的一股重要力量。新自由主義革命派極力反對與工會進行直接協商。正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回憶錄中承認的那樣，當時採取的解決方案是美聯儲施加強力壓制。美聯儲進行單方加息，促使美元大幅升值，加上去工業化帶來的非失業率飆升，給工會這種有組織的勞動力群體造成了致命打擊，同時也緩和了通脹壓力。這一次“沃爾克衝擊”使獨立的中央銀行家成為社會再分配的真正裁決者。
然而，他們雖然解決了“內部敵人”，但自由主義秩序的全球勝利仍需更持久的鬥爭。20世紀80年代的市場革命仍然存在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分歧。要克服這些分歧，首先有賴於權力政治，其次才是談判。美國及其歐洲盟國向蘇聯施壓，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局勢，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選擇緩和衝突，卻最終導致了蘇聯的崩潰。
事實上，達沃斯會議真正渴望的“戰後自由”，不是1945年的自由，而是冷戰後西方勝利時的自由。直到1995年，佈雷頓森林會議試圖組建一個世界貿易組織的願景才最終實現，這一時刻被美化為技術專家治國的第三次勝利。但與前兩次一樣，其本質還是政治權利的博弈：國內工會穩定，國外敵對勢力——蘇聯瓦解，以及中國決定開放國門，加入世界經濟浪潮。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這一秩序受到了來自內外的雙重威脅：自身內部功能紊亂，國內政權對立，地緣政治權力轉移等。本次危機非常嚴重，因此，有人呼籲建立新秩序的訴求也不足為奇。但是我們應該思考，我們想要的到底是什麼。歷史證明，新秩序不可能從領導人的協商中產生。雖然想法和領導力很重要，但要期待只靠領導人重建國際秩序，那就是本末倒置了。解決當前緊張局勢的關鍵在於有一個全新的、下定決心不走老路的經濟體採取措施獲得權力。現在的核心問題是，西方是否準備好做這個“掌權人”了？如果沒有，我們就不應該主張建立新秩序。
文章鏈接
Adam Tooze, Everything You Know About Global Order Is Wrong, Foreign Policy, Jan 30, 2019
網絡鏈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1/30/everything-you-know-about-global-order-is-wrong/
譯者介紹
張姍姍
北京大學法學院2018級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翻譯的工作就是拆毀“巴別塔”，讓人們在聆聽世界不同聲音的過程中，變得更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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