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斯巴達勵精圖治、蒸蒸日上之時，在它的東北，希臘半島阿提卡，也默默興起了一個生氣勃勃、前途無量的古希臘城邦－雅典。
這個世界是多樣化的，斯巴達試驗的成功不等於說城邦的體制只應有斯巴達一種模式。公元前8一前6世紀希臘城邦的興起，給一切聰慧的希臘人提供了像來庫古一樣進行創造歷史的條件。他們用自己的才智，結合本幫實際，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其中著名城邦雅典，因地制宜，創造出了一套與斯巴達截然不同的體制，調動起公民的積極性，竟在不長的時間，從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邦變成與斯巴達爭雄的強國。
大約在公元前9一前8世紀之間，出個叫提修斯的部落王，在半島縱橫捭闔，勵精圖治，把分散的四個部落統一了起來，建立了中央管理機構，實行王政。後來貴族集體勢大，國王的軍權、行政權被瓜分殆盡，結果王只落下個空名。國家設立了三個執政官，起初是終身制。後來終身制遭人反感，改成10年任期，由貴族議事會議選任。到了公元前682年便改革為一年一任的執政官制。9人中有一個是原來的王，叫王者執政官，只管些宗教禮儀，司法事務。9人中選出一個首席執政官，名叫年官，每年就以他的名字為紀年標準。首席執政官有權召集貴族會議，主持公民大會。所以雅典立國之初也曾一度實行貴族共和政體。
待到政治黑馬梭倫，上臺執政。梭倫首先解決人們怨氣最大的債務問題，他頒佈了一項法令，叫作“解負令”,意思是卸下人民身上的沉重負擔。從法令頒佈目起，公民欠國家、集體和個人的一切債務統統一筆勾銷，今後雖可借貨，但一律禁止以債務人的人身為借貨抵押。
大多數債務人為此欣喜若狂，少數富有的債權人卻如喪考妣，有的甚至徹底破產，一貧如洗。因此，一部分人的歡慰似乎總要以另一部分人的痛苦為代價，總想皆大歡喜卻可能事與願違。不過梭倫為經濟改革的激進程度也就到此為止了，當無地和少地的公民情緒昂揚，要求梭倫像來庫古一樣實行重分土地和財產的時候，他斷然加以拒絕。於是他便得罪了最富和最窮兩方面的人。
但他認為必須解決眾多沒有產業的閒人，不解決這些人的生存問題，社會就不會安定。梭倫經過斟酌，決定與來庫古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當時古希臘人的經濟以農業為主，以農為榮，幹手工業多是窮極無奈的結果，為人所看不起。所以幹手工業的沒幾個正經公民，盡是些由外邦流落到雅典謀生的外籍人。可梭倫不在乎這一套，他覺得手工業，商業同農業一樣重要。因此便發有了條法令：凡雅典已做父親的公民，必讓後代學門手藝，否則將來他的後代可以不贍養他。至於外國的手工業者，他開國門歡迎他們移居到雅典，經過這番移風易俗，重農抑商的心理被打破，雅典的經濟沒過多久便活躍了起來。
當然，經濟改革還需要政治改革加以保障。梭倫對雅典的政體改革嘔心瀝血，把民主的機制引入了國家機器的運作之中，因而後來被古希思想家稱作民主制的奠基人，平民的第一位政治代表。改革前，由原始時代遺下的公民大會已形同虛設，梭倫把它恢復起來，置於貴族會議之上，變成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直接選舉各級公職人員，審議大政方針，每個公民都是大會的參加者。提升了公民大會的作用，還要有相應的機構和人員主持大會，提出各種提案。
梭倫並不取消原有的貴族會議，而是另設一個新的議事會，取代貴族會議的議事職能，只留給它一些司法權力。新議會代表共400名，按雅典人傳統的四個部落分配，每部落100名，所以又叫400人議事會。這項改革使得雅典政體向民主制方向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從組織上保證了廣大平民參與國家政權活動。
國家大政方針可以由公民大小會決定，但具體事務，像仲裁人事糾紛、刑事案件，管理市場港口、城市衛生、房屋建設、宗教祭祀、治安、節慶活動、軍隊徵訓、出售國有財產、徵稅等卻不能都有幾個大型機構統起來，還需有各類國家公職人員。梭倫通盤考慮到這些問題，把各種權力像撒鹽一樣，分配到公民中間。
梭倫將公民劃分四個等級，這樣劃分可不是僅為了統計財產，他還想著實際的用場。按他對國家體制的整體設計，不同等級具體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有所差別。國家的高級官職，像執政官，財務官只能有頭兩個等級的人擔任。第三等級可以充任執政官以下的中、低級官職，第四等級只有公民大會的參加和表決權，公民法庭的審判權。這樣分門別類授權看起來不公平，但校倫覺得“各得其所”,量力而行。因為權利和義務被梭倫緊緊地結合在一起。富人享有高級官職的好處要以付出更多的公民義務為代價。
梭倫只用了一年執政時間就奠定了雅典民主制的經濟和政治基礎，促成了旨在調解公民內部矛盾、全體公民聯合起來剝削壓迫外來移民和外來奴隸來的新國家體制的形成。他和來庫古均是臨危授命，面對難題和出發點也完全一致，但解決危機的途徑卻不一樣，兩人都以自己創造性歷史的實踐活動確立了貴族制和民主制兩種影響深遠的城邦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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