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不少粉絲在後臺向我們推薦一部劇，《我們與惡的距離》。
許久沒有推出新代表作的賈靜雯，在這部劇中飾演了一位心理狀態非常複雜的女性角色宋喬安，把一位母親的喪子之痛，和伺機報復兇手家屬的糾結之情，演繹得淋漓盡致。
雖然目前這部劇還沒有正式引進內地，但並不妨礙它日益高漲的討論度，目前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9.4分。
故事圍繞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而展開：兩年前，一位名為李曉明的男人，攜帶自制槍支，在影院中向無辜觀眾隨機掃射，造成9死21傷。
一個事件引發了無數人起伏未知的命運轉變。被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和調查者家庭的生活會走向何處？兇手為什麼會犯下這樣的罪行？法院又該如何判決？大眾和媒體對於這件事有何反應？
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這部劇。
被害者家屬：“不敢走出陰影，因為害怕忘記自己的兒子”
宋喬安是品味電視臺的副總監，她的兒子在這場無差別殺人事件中遇害了。隨著兒子的離世，宋喬安像是變了一個人。
在工作上，她開始連軸轉、不休息，化身成一位冷酷易怒女魔頭，同事們對此苦不堪言，但大部分人都同情她的遭遇，覺得她可能是想沉浸在工作中，不去想那件慘劇。
宋喬安的家庭也因兒子的離開失去了平衡。丈夫在她精神狀況不好後，有過精神外遇，兩人之間爭吵不斷。
因為滿心撲在工作上，她兩次忘記女兒的生日，讓母女之間充滿隔閡，女兒在憤怒的時候甚至喊出：“你為什麼不和劉天彥一起去死？”
宋喬安的這些行為是由於她內心深深的內疚。原來事件發生當天，她陪兒子去電影院看動畫片，卻因接到工作電話中途離場，出去喝了杯咖啡，恰巧錯過了殺人現場。
有些人或許會覺得，宋喬安是幸運的，躲過了這一劫，但是她從這場災難中倖存下來卻無法安心地生活，她晚上常常會因夢到兒子在向她求救而驚醒。
即便倖免於難，宋喬安深受“倖存者內疚”。倖存者之所以會感到痛苦，是因為他們承受著“道德創傷”。正像宋喬安，她覺得自己作為母親，在道德上應該保護好兒子，或者至少應該陪在兒子身邊，但她沒有做到這一切，所以她深深內疚，酗酒、工作和生活上的轉變，都是她對自我的懲罰方式。
雖然內疚帶來痛苦，但是倖存者卻不願自己走出這樣的內疚，因為內疚恰恰成為了他們能想夠到的與逝者保持連接的重要方式。
對宋喬安來說，她的兒子離世了，自己辛苦撫養、共同陪伴數年的重要親人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她不知道自己該怎麼面對這樣的喪失，此時的內疚卻成了她與兒子的緊密關係。
她害怕自己從這樣的內疚中走出去，如果她能輕鬆地走入新生活，似乎兒子在她心中也要再次消失了。
加害者家屬：他們沒有犯罪，也承受著百般打擊
在多數有關兇殺案的劇集中，加害者家屬在事件後常常是被忽略的。而這部劇則為我們展現了犯罪者李曉明被判死刑後，他的父母和妹妹過著怎樣的生活。
為了賠償被害者家屬，施害者李曉明的父母賣掉了房子和賴以謀生的麵館，在警方的保護下，揣著滿腔的歉意向公眾下跪謝罪。在做了所有能做的之後，他們選擇了消失，同時也認定自己不配再活在陽光下。
兩年來，他們住在鄉下的老屋裡，靠賣肉粽為生，窗戶上的報紙從未揭開過，父親懷裡的酒瓶從未離手過，母親的口罩和帽子從未摘下過。
唯一有所改變是，當初選擇和父母一起“蟄伏”的施害者妹妹李曉文，在父母的逼迫下改名“李大芝”。畢竟，把女兒推出這樣的深淵，是他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他們希望女兒能有屬於自己的美好生活。
然而，世界上最不缺的大概就是巧合，在大學教授的推薦下，改名後的受害者妹妹李大芝來到電視臺工作，其上司恰好是受害人母親宋喬安。大芝走向“重生”的道路也變得崎嶇坎坷。
她先是被宋喬安發現自己是李曉明的妹妹，隱遁已久的家人住處又被曝光。她努力把自己藏起來，想遠離公眾視線，平靜生活卻依然遙不可及。
作惡的只是兇手自己，大眾卻不會“放過”兇手的家人。其實這不難理解，大眾在思考李曉明為什麼會作惡的時候，自然會想到他的社會經歷和他的家庭環境。
然而，與人們的想象不同，李曉明的父母並非窮兇極惡之人。在事件發生前，他們一直過著非常平靜的生活，守法且平凡。李曉明的妹妹也是學校的高材生，有著新聞理想，專業技能過硬。
這一切大眾並不那麼關心，人們對於惡的認識還是那麼簡單。他們似乎把惡當作了某種鐫刻在基因裡、流淌在血液裡的東西，只要某個人犯罪了，他們的親屬就都難逃干係，或者這一家人都是危險分子。
這種對“惡”的粗暴劃分，其實是他們用刻板印象來解決自己的認知失調，用貼標籤來簡化個人的思考。
他們將李曉明的家庭環境視為惡的溫床，將他的家人也視為潛在的“幫兇”，是他們面對這件犯罪事實最節省精力、又最能發洩情緒的方式了。
同時，在這樣的言行下，他們在心理上似乎也完成了對“惡”的攻擊和報復，既能平息自己面對犯罪事實時感到的恐懼和憤怒，還能滿足自己潛意識上成為制裁者的權力渴望。某種程度上，他們要的正義是滿足自己的。
調查者：他想知道惡從何而來，卻被
基於9死21傷的犯罪結果，李曉明被判死刑對人們來說是確定無疑的事。對法扶律師王赦來說，問題不該這麼簡單。
他願意幫李曉明辯護，認為他有可能患有精神疾病。
為此，他所遭受的不僅僅是社交網絡上的辱罵，還包括在法院門口被憤怒的民眾潑糞，甚至他懷孕的妻子也被人發私信，威脅她和年幼女兒的人身安全。在巨大的壓力下，一向支持他的妻子，實在無法忍受回到了孃家。
後來，律師王赦終於向妻子坦白自己這麼做的原因：律師王赦年幼時被母親送去育幼院，原生家庭關愛的缺乏，導致他差點坐上黑幫火拼的火車。因為遲到兩分鐘，他錯過了，但他最好的兩個朋友，一個死了，一個被判無期。他覺得自己距離那個位置上的惡人其實也沒有那麼遙遠。
早年的經歷，使他比一般人思考犯罪更加地深刻。他覺得，有些人會犯罪，可能是因為成長過程中出現了某些問題，最終行差踏錯地成了罪人，並不是在本質上就生來是惡人。比起一殺了之，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探究其出現非常態行為的原因，以及探尋有沒有可能避免此類事件發生。
所以他會在李曉明突然被執行槍決後，崩潰發出質問：“他殺人，他是應該要死。他就算生病了，如果真的罪證確鑿，也可以判死刑沒有關係。但為什麼要（在真相被發現之前）這麼粗暴地奪走一個年輕人的生命。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他死了以後，就再也沒有人知道了。”
但顯然，除了律師王赦以外的更多人，對李曉明的死是拍手叫好的。他們覺得，即便是處死一個在意識不清時犯下殺戒的精神病人，對社會而言也無足輕重。
這部劇最大的特點，就是讓我們從更多視角瞭解社會現實。這原本會讓人以為，這樣我們就能更容易看清，到底什麼是善，什麼是惡。然而實際上我們卻發現，並沒有一個最終的真相存在。
所見之處到處都是矛盾：受害者家屬面臨的矛盾、加害者家屬面臨的矛盾、調查者身上面臨的矛盾。
這樣曖昧不清的狀態是令人痛苦的，我們發現自己沒有一個可以完全安心站著的立足點，在我們面前的仍是一團迷霧，等待我們去仔細辨析和認識，去尋找一個更好的位置，去思考一個更好的態度。
但這往往才是現實。沒有什麼非黑即白的真相存在，更不會有絕對正確的真善美。這個世界上原本就有很多東西是說不清的，試圖去說清，往往是通過幻想給自己的情緒帶來一些安撫而已。
如果我們真的懷著悲憫去走近每一個人，我們會發現無論他們的故事乍一看是多麼的極端，他們和我們的關係，都沒有我們曾經想象中那麼遙遠。他們身上和具有和我們共通的人性，無論是閃光的人性、還是黑暗的人性。
這部劇的編劇也在接受採訪時表示，有點失望大家糾結於死刑與否、新聞倫理、精神病被汙名化等具體議題，而忽視這部劇本身帶來的思考：她更喜歡這部劇的英文名The World Between Us，她希望我們能夠拋下所有的標籤重新認識所謂的“惡“，思考我們與惡之間的距離。
也許，我們作為一個成年人的考驗，是不再在每次面對複雜性的時候，都如同第一次遇到時一樣失望。我們不再幻想，因而不再失望，這件事其實和外界與他人都沒有什麼關係。我們需要對自己的思考能力有更多的信心，能更好地容忍曖昧不清的局面，多一些耐心去理解，從而尋找到更好的解決之道。
定義“惡“的一瞬間很容易，貼標籤的過程是短暫的。但我們真正要面對的是從那一刻開始的、此後的漫長的生活。而這些生活，都無法只通過標籤惡來達成任何的緩解。
我們只能面對生活，那是我們能做的唯一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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