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萱，女，1910年～2001年，鼓浪屿人，祖籍福建南安。“印尼糖王”黄奕住之女，著名医学家周寿恺之妻，国学大师陈寅恪之助教。
一、黄萱与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师中的大师”，是“三百年才出一个的奇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先生坚持一生的治学准则，在挚友王国维的碑文中，陈寅恪这样写道：……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可见陈寅恪对这一准则的奉为圭臬，观其一生，说他对这一准则的坚持达到宁死不改的程度实不为过。
在陈寅恪的学识面前，黄萱是渺小的，但恐怕谁也不会想到，在陈寅恪先生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正是黄萱的出现，双目几近失明，一身疾病的他在学术上焕发出老而弥辣的第二春。
黄萱之于陈寅恪，实在是浑浑乱世中之红颜知己（舒婷在其写黄萱的《大美者无言》中对“红颜知己”一词被现代人滥用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可叹啊，原本一个最美好的词汇，现在被滥用成什么样子了）。
但其实，除了黄萱的丈夫周寿恺与陈寅恪同为中山大学的教授外，黄萱与陈寅恪的人生本没有多少的交集。只是因为陈寅恪的学识，当时作为家庭妇女的黄萱慕名前往旁听他的讲课，或许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悄悄拉近着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之后，因陈寅恪急需聘请一名助教，陈国桢教授的夫人想到了黄萱并向陈寅恪作了推荐。甫一接触，陈寅恪马上感知到了（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黄萱身上与众不同的气质，一段日后被传为佳话的合作就此开写。
陈寅恪先生和黄萱在工作中
然而，他们之间合作的基础并不牢固，1954年，周寿恺与黄萱搬离中山大学校园住到校外的宿舍，由于交通的不便，黄萱向陈寅恪提出了辞去助教的想法。我不知道陈寅恪听到这话从黄萱口中说出时是怎样一种表情，但从陈寅恪沉吟许久才缓缓说出“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位合适的助教也不容易，你一走我就无法工作了”的话，不难想像这位已过花甲的老人当时是一种怎样失落的心境。
黄萱的柔弱之处在于，听到陈寅恪的话之后，她没再坚持请辞的想法，而是留了下来；黄萱的伟大之处在于，从那以后，每天来回三四个小时的车程，无论刮风下雨，她坚持了十余年，直到1964年被人为地阻断。
陈寅恪先生曾如此评价黄萱：学术程度甚高。因我所要查要听之资料全是中国古文古书，极少有句逗，即偶有之亦多错误。黄萱先生随意念读，协合韵律。
正是在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先生完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学术巨作。黄萱尽管默默，历史的尘埃毕竟掩盖不住其站在大师身后的光芒，后世学人在写及陈寅恪先生时，都没忘了提及黄萱对他晚年著述的益助。
二、黄萱的三则轶事
关于黄萱，有三则轶事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则是关于黄萱的婚姻。当年黄萱到了婚嫁年龄，经亲友介绍，周寿恺进入黄家的视野。周寿恺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周殿薰是前清进士，授吏部主事，后辞官还乡成为厦门图书馆首任馆长，并组织了“鹭江诗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周寿恺1925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1933年获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国内知名的内科专家。一心想为女儿找个好夫婿的黄奕住对周寿恺十分满意，黄萱自己也芳心暗许。于是两家人很快就择定了婚期。然而，大婚之日，周寿恺竟然没有出现！以黄奕住当时如日中天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这对他的脸面伤害有多大。
黄萱的传奇之处就在于此。面对自己的名节被伤害的意外，性情温和的她突然变得毅然决然起来，她给周寿恺发去一封短信，表示自己从此不再谈婚论嫁。
周寿恺为什么在结婚之前临阵逃脱？诗人舒婷在《大美者无言》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据周菡（注：周菡是黄萱与周寿恺的女儿）推测：也许父亲周寿恺觉得家境贫富太悬殊伤了自尊而临阵脱逃？也许在医学院那些才华出众的女生中，已有他心仪的倩影？假使两者都不是，我猜想，周寿恺在京城接受高等教育，现代文明的熏陶使他生出更浪漫更绮丽的爱情梦幻，是否是其中一个未揭晓的原因呢？
黄萱和周寿恺
笔者以为，周寿恺为何临阵逃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人看到了黄萱身上中国传统女性从一而终的贤良之美和情性之坚，其阴柔之中展现出的阳刚，着实让人可叹可敬。接到黄萱的信后，周寿恺深受震撼，在多次迟疑之后，终于在1935年与黄萱在上海完婚。多年以后，已是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周寿恺深情地对黄萱这样表白道：“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
第二则是关于黄萱与陈寅恪的一次对话。“文革”中，有一次黄萱去探望陈寅恪。自知来日无多的陈寅恪交代黄萱：“我治学之方法与经历，汝熟之最稔，我死之后，望能为文，以告世人。”黄萱听后，很实在地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陈寅恪沉默良久才缓缓地说：“没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二十年后的一天，黄萱不无感伤地回忆道：“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黄萱之老实，实在是到了迂的程度，但谁能说这样的迂是愚呢？不是，我以为是黄萱对陈寅恪学问虔诚的敬畏。
第三则是关于黄萱的助教身份。从1955年被中山大学正式聘任为助教，到1973年退休，直至2001年去世，她的职称始终是助教，真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谦谦君子。
这三则轶事，把黄萱的传统品德和淡泊名利真是渲染得淋漓尽致。
三、富二代的黄萱和她的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是近年来被讨论颇多的话题，“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的说法也颇为流行。有必要指出的是，贵族精神不为贵族所独有，贵族并不一定就具有贵族精神，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贵族精神对于今天的中国才有意义。
那么，什么是贵族精神？学者刘再复在《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中归纳为：一是自尊，二是自明，三是自律，四是淡漠名利。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热衷于讨论贵族精神呢？说白了，那是因为我们的国民气质已堕落到非逐名追利不能立足于世的境地。学者甘阳曾这样评论当下的中国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谈的只是挣钱，除了挣钱没有别的话语。何其简单又深刻的话语。
黄萱是贵族吗？不是。她的父亲黄奕住发家前只是闽南一个穷剃头匠，因一次给乡里的豪绅剃头不慎伤其额角，为躲避豪绅的秋后算账，不得已远下南洋，最终靠毅力和智慧成为商界巨贾。用今天的话说，黄萱是典型的“富二代”。
然而，这个不是贵族的富二代，在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向世人展示的是“门风家学之优美”（国学大师陈寅恪对黄萱的评价）的贵族气质。
怡养天年的黄萱
几千年来，“耕读传家”始终是中国的乡村或者说是中国的底层老百姓代代相传的人文传统，这种传统尤其体现在家庭教育上，是一种浸透在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文化遗传。
出身贫寒的黄奕住先生显然深受这种文化遗传的影响，所以虽已贵为商界巨贾，他在对女儿黄萱的教育上依然秉承了这种朴素的方式。
黄萱上完女子师范学校之后，他没有让她继续上大学深造，而且以聘请家庭教师的方式对她继续进行经史子集的传统文化教育以及英文、音乐等现代教育——因为家庭条件的优越又身处鼓浪屿这一西方文化全面渗透的万国租界，黄奕住的眼界以及黄萱自己目之所及的眼见，自然超越“耕读传家”的局限。
据说最多的时候，黄萱同时接受着四位家庭教师分别从国文、英语、音乐方面的教授。显然，正是这样的家教浸养，让不是贵族的黄萱身上具备了“门风家学之优美”的贵族气质，并造就了黄萱日后作为助教协助陈寅恪先生完成泱泱近百万字的史学专著。
四、黄萱是历史对一位文化老人的顾怜
陆健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这样写道：“如果陈寅恪晚年所找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
2001年5月8日，黄萱逝世于广州，享年91岁。在黄萱的追悼会上，她的女儿周菡这样评述自己的母亲：“她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怀着做一个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强烈愿望，她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经历了一生最有价值的时期。当陈寅恪先生的伟大成就为世人关注时，她由衷的高兴，却丝毫不想以此图名。‘助教黄萱’，是她对自己准确的定位。”
漳州路10号，黄萱在鼓浪屿的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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