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紐約時報》等國內外媒體報道，有上百位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被FBI騷擾、或被美國使館取消簽證。復旦大學副教授沈逸講述了他的經歷。
說起來，應該是2018年7月份的事，大致應該是最早被美方取消簽證的上海學者之一。大致經過是這樣的：從美國開完一個學術研討會回國，然後接到了國土安全部的電子郵件，說是電子入境審核狀態更新了；接著就是收到了美國上海總領館的郵件，要召回我的護照；通過校外辦交上去之後，過了兩天發回，在十年簽證上蓋了“取消（Revoked）”章。
其實在這件事發生前，大概也有點心理準備，畢竟這不是第一次與美國個別機構打交道，算起來也已經有那麼3-4次的“遭遇”了。
第一次是2015年去美國開中美互聯網論壇會議，在西雅圖入境，全團約10人，我當時拿著因公護照跟團由外交通道正常過海關，卻被一名警察單獨叫到機場“小黑屋”問話，他們問了一些基本問題，諸如“叫什麼”“從哪來”“去哪裡”“平時在哪工作”“工作具體內容是什麼”“薪水如何”“誰發工資”，折騰了大概30分鐘，這應該是第一次打交道。
那次會議結束後，隨團由舊金山出境，我當時已經辦完安檢和出關手續，然後就有三名身穿“邊境控制”制服的警察在安檢後面通向登機口的路上等著我，直接要求搜走我的手機、手提電腦和隨身行李，並要求我提供電子產品的開機密碼，記得是一個白人兩個華裔的組合，兩個華裔年長的香港腔，年輕的似乎偏臺灣腔，檢查過程中基本是年長的說，其他兩個不說，不過顯然站C位帶隊的是那個年輕白人。提供完他們要的開機密碼後，我問，為什麼要查？年長華裔說，你的簽證有問題；我接著問，我這美國上海總領館發的因公護照的簽證有什麼問題？那貨似乎有點怒了，甩了一句，查出來以後會告訴你的，就跑了。
這時大概是登機前25分鐘，然後，直到登機前5分鐘時，他們將電腦、手機和隨身行李還給我，後來開機發現原本電量100%的電腦，還回來後電池顯示只剩百分之七八十，耗費將近25%的電量，很明顯大概就是複製了一遍。雖說這是我私人的電腦，不過回來後我也不會再使用，又買了個新的。還給我的時候什麼也沒說，距離登機也只有5分鐘，我本來還想追幾句究竟出了什麼問題的，不過看著時間，也就算了。客觀上來說，因公護照和簽證都沒有啥問題，前面那句話，不過是他憋出來的套話。
第二次也是去美國開會，這是第一次在美劇以外看到活的FBI人員，而且還接觸了一下。當時是凌晨5點多在華盛頓杜勒斯機場降落，迷迷糊糊從飛機上走下來，剛走出飛機廊橋時，忽然有兩個人叫住我說“您是沈教授嗎”， 我當時還納悶，沒聽說主辦方有接機啊？而且這地點似乎，也不太對。
接著，兩人自報家門是FBI負責網絡安全和打擊網絡犯罪部門的，問我這次來開會期間啥時有空，要邀請我一起喝杯咖啡。沒辦法，於是就在機場和這兩個人談了一會兒。他們的態度還算委婉，說了我的一些情況，以顯示熟悉程度。既然對方這麼熟悉，那我就很輕鬆的開始寒暄，順口就把在舊金山被搜查的事情和他們聊了下。他們大概也有點意外於我的坦率和直接，就說了些類似“部門大了什麼人都有”“有些人比較聰明，有些人就比較那什麼”的話給搪塞過去了。這算是字面意義上第一次被FBI人員請喝咖啡，拿了行李之後就地在機場喝了一杯卡布奇諾。
第三次就是2018年到美國開一個有關網絡空間戰略穩定的中美俄三方研討會。有意思的是，等會議召開的時候才知道，主辦方邀請的所有俄羅斯學者全部被拒籤，原本一場聚集中美俄三方學者討論中美俄的會議，結果變成中美學者討論中美俄。因為2018年中美關係的整體形勢已經出現了一些變化，所以去美國之前，多少還是有些心理建設的。結果真的就遇上了，那天晚上七點多，我抵達入住酒店辦理登記註冊，剛辦理完準備上電梯時，突然有兩個人從電梯門前樓道的沙發上“蹦”起來問“您是沈教授嗎”，然後又閃了閃自己的證件，說是FBI的，想請我一起吃頓飯聊聊。於是我把行李放進房間後，便回到樓下，在飯店的餐廳和這兩個FBI人員邊吃邊聊。
顯然，這兩人和之前碰到的FBI還是有所區別的，之前兩位上來就說明自己具體任職部門是負責網絡安全的，但這次只說是FBI；總體氛圍也變得和過去不一樣。他們問我是否為中國政府工作，我當下反問，你們所謂的“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定義是什麼，學者研究項目的經費基本都來自相關的政府資助，這些項目都是正常的學術研究項目，沒啥特別的，相關信息也是公開的；如果這算為政府工作的話，那我確實是為中國政府工作的；如果說是拿情報之類的事情，那當然就不是了。
問到一半時，得知消息後的會議主辦方的一位美國教授走進來了，有點氣沖沖的和那兩個FBI的說了幾句，FBI堅持說自己是例行公務，教授也在表達了不滿後走了。因為是我多年的學術交流夥伴，所以後來我們私下吐槽了這種令人無奈的局面。
但無論如何，當時在我們很多中國學者看來，美國的這一系列舉動確實超出預期。我們能感受到他的焦慮和不自信、周遭氛圍有所變化，但沒有料到變化會如此之快、影響會如此之大。
整體看，結合相關類似事件的數量和頻率，可以說顯示的就是美國的焦慮、不自信和脆弱，而這也正是美國實力相對衰落的一個重要徵兆。當然，這並不是說，美國實力就此已經衰落或者立刻就要衰落，但至少美國人開始變得不自信了，他認為這區區兩百多人，就可以對美國這個超級大國造成重大損害。這是非常可笑的。
這種不自信又會體現在他對自己這套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價值觀之上，這一點可以從班農這批人身上看出來。右翼白人始終認為，當前美國的政治體制在特朗普上臺之前已經背離了他們的保守價值觀。實際上，現在像班農這樣的人，在所謂“應對當前委員會”等機構內，走的是一種將美國式的冷戰與一定程度上的極右翼相結合的路線模式。
然而好玩的是，起初外界將班農這樣的人視為特朗普政府內正在崛起的新興政治人物，結果他很快就被拋棄和邊緣化。為何這麼厲害的人第一時間被從白宮裡面踢出去？又為何取而代之的是博爾頓、蓬佩奧這批同樣荒謬的右翼政客進入美國政府？因為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美國政府是為資本家服務的，很多在班農這些人看來理所應當的事，比如立刻和中國幹一架，資本家根本不會允許，因為對美國的收益會有很大影響。
過去美國對部分自然、科工領域的學者拒籤，但這次延伸到社科領域，對人文學者“下手”，美國走到這個地步確實是外界沒有想到的。目前來看，還不能確定、也難以判斷影響範圍會有多廣。換而言之，無法確定今天的美國是不是已經判定像我們這樣的學者去交流就已經足以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或者他對中國的認知已經愚蠢到以為對我們這樣的學者施加壓力就可以對中國產生某種實質性損害。這個舉措本身就非常沒有格調，它突顯的是一種混雜了傲慢、焦慮和無知的情緒。
另外，美國除了對中國不斷使出“小動作”外，還開始愈發明目張膽得把手伸進拉美等地，甚至公開喊出顛覆政權這樣的話，然而事實上這些行為早已被證明根本行不通、也沒有取得成功。這恰好體現了當下美國的三個問題：政策創新能力為零、兜裡沒錢、只能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做純粹的負面性言語攻擊。這正是美國衰落的典型象徵。
本來美國去這些地方干涉是砸錢開道，但如今沒錢。現在美國跑到拉美等地，警告那裡的人不能跟中國混，對方當然就會問不跟著中國混跟著美國怎麼混，你能給我什麼好處？但美國的回答卻是，跟著我混，就一定要讓我贏、一定要讓我獲利，對方自然覺得莫名其妙、不可理喻。
美國的這種舉動讓很多發展中國家體會到的是口惠而實不至。就好比說，你過來給我上一堂民主課，如果上完課後扔下來的錢夠三年GDP，那就忍受讓你說教，至少能賺錢；但現在我正歡快地賺錢，結果你過來跟我說STOP、這樣賺錢是不對的，那我也只能反問，如果這錢我不賺了，那要去哪賺，跟著你走我有什麼好處？結果你卻告訴我，“跟著我走，賜予你被我剝削的榮耀。”
今天美國的困境是，資本主義金融進入金融壟斷階段之後，壟斷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困境。這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內生矛盾加上美國綜合國力相對衰落所帶來的整體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因為中國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此消彼長，美國的日子當然不會好過。如果沒有中國，那或許還能撐，因為不少資本主義國家都在比爛。
再將視線拉回中國國內。面對美國霸權的衰落，中國學者，尤其是一些所謂的“公知、美分、帶路黨”會視而不見。總體而言，普通網民對他們的偏好程度也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也不是一帆風順，在一些局部環節可能還會有反覆，但就長期趨勢看，他們在國內影響正在下降。
首先，歸根結底是由中國自身發展所決定的。如果中國沿著自己的道路發展得夠好，那麼他們就像蚍蜉撼樹，不會產生任何效果。其次，確實和美國自身發展密切相關。某種意義上，中國的“帶路黨、公知、推牆派”是在進行一場賭博，他們提前將自己綁定在美國站在正確歷史的一邊，中國是錯誤的，這是他們的選擇。如果到最後證明美國錯了，那麼他們就錯了，或者說這個世界上不只一條道路，中國的道路也是對的，他們也會很尷尬。
現在初步證據呈現，到目前這個階段，他們曾經很得意地作出了聰明判斷，即在意識形態和政治認同上從中國跳船從而和美國綁定；但這個選項有很大概率是錯誤的，這主要不是取決於美國的失誤，更多的是中國做好了自己的事。而且，越往後成長起來的這一代人，越是國際交流多眼界開闊，所謂“公知”對他們能產生的實質性影響來講，總體呈現下降趨勢。
近年來，中國話語的崛起是不可忽視的事實，諸如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等理念，可能存在一些爭議，但最要緊的仍是做好自己的事。這主要分三點，第一，不管叫什麼名字，實際做了什麼、取得了什麼效果、跟隨你做的國家獲得了哪些收益，這是實體層面；自己沒做好，美國衰落了，不代表自己會上去。第二，你做的這些事、讓別人獲得的收益，其內在規律是什麼？是運氣好、人品好還是有一套理論體系？能不能將其包裝好，讓大家能聽懂也願意相信，這是話語能力的問題。第三，要處理好關係，也就是說，真正重要的東西是什麼：是把事情做好、把話講清楚，還是非要別人說好話才認為這是對的？以後一定會出現一個常態化現象，就是不管做得有多好、把話講到什麼程度，國外的主流媒體就是不承認，這該怎麼辦？就是“清風拂山崗，明月照大江”，讓他們自己玩，慢慢地從多數變成少數、從有影響變成沒影響。
一件事是否正確，是由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及是否符合歷史規律來判定的，正如中國話語正確與否並不是由西方社會認可與否來判定的。過去，我們形成了一些錯誤的認知，好像中國的行為必須得到國際認可才是對的，這個判定本身就是不對的。我們提出“一帶一路”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帶一路”，當然，如果能表達得好一點，減少一些基於誤會造成的批判，會發展得更好。如果做好了之後，還是有某些為批評而批評的，為顛覆而批評的，某種程度上而言，這種批判可能正是我們要擁護的，要知道當年戈爾巴喬夫在西方很受歡迎，難道我們也要跟著這樣作嗎？
總而言之，首先，我們做了什麼事、做好了沒有；其次，這些好事好在什麼地方、有沒有說清楚讓別人聽懂看懂。只要做好這兩件事，那些反覆死咬著胡言亂語的人，也就無需理睬了。
來源：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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