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都市圈建設在政策和網紅的大力催鼓下，現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中國城市發展中的眾多問題，似乎都被寄望於在都市圈的建設中加以解決。各類專門吃城市這碗飯的機構，自然歡欣鼓舞，鼓掌點贊之餘，大有“買賣又來了”之感。
問題是，都市圈的建設真的能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嗎？都市圈是否會製造出更多的問題？這實際是中國政策部門應該冷靜以對的問題。
日本東京的城市圈曾經是中國城市圈網紅們言必提及的最佳範例，中國經濟和中國的城鎮化是否能夠再上一個臺階，似乎就取決中國未來的幾個沿海城市，能否實現東京那樣的城市圈了。問題在於，今天的中國似乎很少有人認識到，日本的“東京都市圈”根本不是日本政府成功的驕傲，在日本政府眼裡，這個“東京圈”，如果說不是一種失敗，那麼也是一種大麻煩的根源。
事實上，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避免都市圈的麻煩進一步擴大。我不知道中國留日的學者們是怎麼讀書的，但在我看來，日本政府反對東京圈擴大化的政策跡象非常明顯，而且越來越嚴格。
從上世紀的5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就開始加強嚴控首都圈的規模，像現在的北京一樣，疏解非首都功能。相關的措施包括投巨資建造“衛星城”、設立“副都心”。20世紀70年代，日本曾把東京的工廠、高校遷到外地。原東京教育大學就是在1973年從市區搬到更遠一些的茨城縣筑波市，更名為筑波大學，如今是日本校園面積最大的高校之一。也是在這個時候，日本政府明確提出，要將太平洋沿岸帶的功能向其他地區轉移，而且這項計劃確實也暫時性地阻止了人口向東京流動，只是因為這一“逆都市圈”計劃，用的都是政府財政進行基建，效果難以持續。
在此後的幾十年間，日本政府還出臺了多項東京圈的“去中心化”計劃，只是效果不佳。實際上總結起來，到20世紀末為止，日本政府先後五次制定首都圈基本規劃，核心問題以及難點都是圍繞著如何實現東京圈的“去中心化”，避免各類資源向東京圈尤其是市中心的過度集中。到了安倍“刺激經濟增長”的時代，與中國學者、教授們想象正相反的是，日本政府的經濟政策依舊堅持這一方向。
2014年，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要將地方區域重振作為施政重點，他宣佈了稅收等一攬子優惠政策，並在2015年日本政府財政計劃中編列了4萬億日元的地區振興財政預算。到了2019，安倍政府已經打算採取更為激進的措施，阻止東京圈的無序發展，他宣佈將推動國會在上半年通過法案，改變大學生向東京“單極”集中的現狀，改變國內的人口流向，力爭到2020年實現首都地區與地方人口流入流出的平衡。
在政策落實方面，實際這一政策相當激進。日本政府打算原則上禁止東京23區內的國立、公立、私立及專科院校10年內擴招。而在2018年9月，日本文部科學省已經禁止東京23區的私立大學、專科院校在2018年擴招，禁止所有大學、專科院校2019年新開專業。日本政府認為，地方學子赴東京求學，畢業後在首都就業，導致地方人才流失。據日本總務省發佈的人口流動報告，2016年日本地方人口繼續減少，而東京圈人口連續21年增加，人口淨流入將近12萬。
從這一系列的“去中心化”政策來看，日本安倍政府實際已經將東京圈的“去中心化”視為是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意在糾偏東京“單極化”趨勢，緩解區域發展不平衡，提升全國經濟活力。其中，支持“地方創生”僅僅是這一國家戰略的一環。
中國這麼大，經濟並不取決於幾個城市圈，日本也同樣如此。日本都市圈的經驗表明，作為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東京圈對於全國人才、資本、社會資源形成吸附效應。說是一個都市圈，實際在客觀上不利於地方經濟發展。地方城鎮長期處於人口不足、經濟低迷的狀況，容易陷入人才流失、投資減少的惡性循環。即便是在東京圈之內，外來的年輕人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傾向於晚婚、不婚、少生甚至不生，不利於解決社會少子化、老齡化的難題。
中國都市圈建設的問題也同樣如此，大量投資湧向中心，則周邊失去發展機會；大量投資如果均衡於周邊地區，則沒有中心，而且本來就是如此；集中之後再疏解，這本來就是耗資巨大的浪費。雖然GDP在折騰的過程中可以有名義增長，但債務的實質增長一定會更加猛烈。
所以，總體來看，中國的都市圈建設必須慎重、冷靜。現在的中國，GDP總量已經達到90萬億的規模。面對如此之大的盤子，政策操作必須改變以往找個題材，加油-剎車，再加油-再剎車的操作方式。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而且不會存在那種“一抓就靈”的政策。唯有兢兢業業，提前預測，穩紮穩打，才能讓中國經濟走在健康的軌道上。
（作者系安邦智庫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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