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金武

一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第二年的1月28日在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沒有完成對國家的統一，整個國家一盤散沙，根本沒有能力和日本人展開一戰。

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上海被日軍拿下了，那麼南京就非常危險。他把首都遷到了洛陽，以西安為陪都，以應付戰爭形勢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造成的惡果。

1932年5月，中日雙方簽訂了停戰協議，國民政府政府又重新搬回了南京。但蔣介石也判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國政府和軍隊必須完成備戰。於是請中國的戰略級專家蔣百里先生來規劃抗戰形勢，錢學森就是蔣百里的女婿。

蔣百里曾在日本留學，並且考察過歐美的軍事制度和裝備，有非常深厚的軍事理論修養，他還擔任過保定軍校的校長。他認為，如果論軍事實力，中國軍隊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對手。中國的抗戰必須以空間換時間，依託南方水網交織的地形，構築防禦工事，以實現節節抵抗。苦撐待變是主要思想，以等待國際局勢的變化。

二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紅軍被迫長征。根據上世紀80年代蔣緯國寫的回憶錄，紅軍長征的路線基本上都是蔣介石故意設計的結果，目的就是讓中央軍能夠進入西南地區，把雲貴川作為抗戰的大後方。只可惜蔣介石猜到了開頭，沒有猜到結尾，紅軍借抗戰的機會坐大，並最終統一了中國。

當時的四川王是劉湘，他在蔣介石的幫助下擊敗了自己的叔叔劉文輝，成為四川最大的軍閥。他一貫反對中央軍進入四川，但在追擊紅軍的過程中，中央軍還是殺進了四川。蔣介石還在四川展開了多期的縣長培訓班，對他們進行三民主義的教育，讓他們服從中央政府。

雖然劉湘和蔣介石進行了多輪較量，但南京政府還是在四川紮下了根，有了一定的基礎。蔣介石更是趕走了貴州軍閥王家烈，基本上控制了這一地區，順勢在雲南派駐了部分軍隊。

通過以上措施和手段，蔣介石把手伸進了大西南地區，初步完成了把大西南地區作為中國抗戰大後方的目標任務。1938年，劉湘為了阻止蔣介石進入四川，企圖聯合韓復榘一起行動，結果被戴笠破譯了密碼，韓復榘被殺，劉湘本來身體就不好，在恐懼中吐血而死。

三

劉湘一死，四川其他各派軍閥勢力都比較小，群龍無首，蔣介石收買了其他軍閥，控制大西南地區大勢已定。至於把成都還是重慶作為戰時陪都，就需要經過一番思量了。

1937年底，蔣介石先把首都遷到了武漢，然後組織了規模空前的工業大搬遷，要把中國幾乎所有的工廠搬遷到四川，尤其是軍工廠。在武漢召開了幾次會議，蔣介石和他的主要幕僚開始商量最終把裴都放在什麼位置。

張群和陳布雷認為，成都在歷史上雖然一直都是亂世時四川軍閥的首都，但這個地方一直沒有王氣。成都從來沒有出現過一個最終統一全國的政權，入駐成都的外地軍頭基本上也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從三國時的鄧艾開始，後是殺入成都的將軍們基本上都死得比較慘。對於艱難的中國抗戰來說，需要一個更能提振士氣的地方作為首都，很明顯成都在當時比較迷信的廣大群眾心目中，不是一個合適的王者之都。

四

陳誠等人中國軍事的戰略出發，做出了以下分析：成都是一個盆地，地勢比較平坦，很容易遭到日軍強大空軍的空襲，並且沒有辦法躲避，將來很可能傷亡嚴重。而重慶是一個山城，非常有利於隱蔽，並且可以根據地勢修建各種防空洞。

工商界的人士也認為，從近代開始，重慶一直都是四川對外開放的一個商埠，它在大西南地區的經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重慶有四川最大的碼頭，方便通過各種運輸方式運送各種戰略物資。

國防部作戰廳認為，重慶四面環山，還有長江和嘉陵江環繞，易守難攻，日本人除了空襲以外沒有其他好的辦法。重慶周邊山多霧多，這在很大程度上就干擾了日本空軍的空襲。並且重慶與江漢平原相連，很容易輻射到其他沒有淪陷的區域。

就這樣重慶最終成為了中國的戰時陪都，在抗戰期間，重慶成了亞洲反法西斯戰場的一面重要旗幟。在日軍的歷次轟炸中，重慶也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重慶也被蔣介石因為抗戰中的傑出貢獻最終確定為永久的陪都。

新知傳習閣

按照我們來看，成都是天府之國，沃野千里，加之蜀道天險，成都似乎更應該是避難的好地方。君不見唐玄宗一出事馬上就往四川跑，那麼蔣介石為什麼不選擇成都，而是重慶呢？放翁認為至少有這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成都的安全問題。蜀道天險是在冷兵器時代稱做天險，可是到了抗日戰爭的時候，蜀道就不能成為天險了。日軍的空軍是可以飛到成都平原的，而國民政府幾乎沒有制空權，日軍飛機轟炸的時候成都就不是一個天險之地了。而重慶不同，重慶有“霧都”之稱，一年中七八個月都有霧，日軍的飛機根本看不清地面情況。

第二個原因，成都的交通問題。如果蔣介石選擇四川，那麼戰略物資就很難運進來，這一點也要考慮到。而重慶又不一樣了，重慶靠著長江，水運特別方便，更適合戰略物資的轉移，還能得到外地的支援。

第三個原因，四川不是老蔣的地盤。民國時期軍閥林立，就像東北是張學良的，西北是馮玉祥的，廣西是李白的一樣，四川也不是他老蔣的。“強龍壓不過地頭蛇”蔣介石肯定不願意往別人的地方跑，到時候就不一定是誰管誰了。重慶不同，蔣介石很早就控制了長江沿線城市，重慶是他的地盤。

我想差不多就是這幾個原因，不知道大家同意嗎？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我是頭條作者一樹梅花一放翁，希望大家點個贊關注一下，謝謝各位啦。

圍知歷史

蔣介石選擇重慶作為陪都是經過很久的考量的。重慶和成都都地處四川盆地，都有著天然的防禦屏障和豐富的物產資源。但具體比較重慶和成都，重慶確實存在著比成都更大的優勢。

首先，在孫中山的《建國方略》中，很多的建設設想都是圍繞著廣州、重慶和上海。國民政府在形式上統一中國後，就圍繞著這三個城市進行了建設，因此，重慶比成都更具有現代工業基礎。在農業時代重慶比不上成都，在近代，重慶的交通遠比成都方便得多，工商業比成都發展得更好；

第二，從地理位置上，重慶東有大巴山、武陵山，北有秦嶺，是天然的防禦屏障，比成都更適合防守，且重慶扼守長江三峽，有助於組織物資和人員的撤退，也更利於與東面江漢平原等地聯繫，輻射面更廣；

另外，重慶山石更堅硬，有利於修築防空洞。無論是重慶還是成都，都是比較易守難攻的，可以阻擋日本陸軍挺近，但是對於阻止空軍來說，就毫無用處。重慶更便於深挖洞，飛機一轟炸，躲進防空洞裡就可以了。

最後，重慶是國民政府在四川盆地的大本營，國民政府對重慶控制得更牢，也更放心。

綜合以上各個因素，蔣介石1935年就在重慶設立了“行轅”，也就是國務院重慶分院。可見，定都重慶還是成都都是經過很久的考量的。還有一個說法，就是重慶曆史上沒有屠城史，而成都有，定陪都於重慶也許有這方面的忌諱吧。

國家人文歷史

定都重慶而不是成都主要考慮：

一、工業基礎。成都天府之國，當然好，但戰爭必須有工業作支撐。當時重慶工商業基礎比成都好，槍炮製造便利。

二、交通運輸。就內部而言成都交通比重慶好，但出省通道，重慶有優勢，水路四通八達，在當時極為重要，可以運送大量物資和人員，去貴州等腹地也有交通，便於部隊、政府不測時轉移。

三、地形地貌。重慶周圍比成都周邊山多且險要，當時的裝備下，更易守難攻。且重慶多霧，防日本空軍有自然優勢。

四、地方勢力。成都地方勢力複雜，且多為軍閥派系，而重慶相對平穩，便於接納中央政府駐紮。

五、民風強悍。重慶人比成都人民風強悍，在戰爭年代，必須要有血性的人，才更有凝聚力和戰鬥力，袍哥文化重義氣。

兩地都是備選之地，也許就是蔣公一念而定，無論長短。

始寧郡主

民國時期，政權動盪軍閥混戰，因此，從建立後關於定都的問題就是一個從未休止的話題，今天縱橫藉著這道題講一講民國時期的首都，行都，陪都問題，以及在抗戰時期，蔣介石為何沒有把陪都定在重慶。

在選定重慶為陪都之前，國民政府打算在洛陽建立行都、長安建立陪都

首都是一個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所在地，設都對一個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事情，而這個話題，從民國臨時政府時期就開始了，當時孫中山和袁世凱因為定都問題，差點南北和談都進行不下去。

北伐成功後，國民黨政府將首都一直設在南京，然而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南京政府由於離上海很近，軍事威脅十分大，因此，國民政府有意西遷，這個時候對國民政府來說，可以選擇的地方並不多，東北已經淪陷，北方威脅很大，西南地區還處於軍閥控制，因此當時國民政府遷到洛陽辦公（中原大戰後，蔣介石打敗馮玉祥，控制了河南、陝西等地）

蔣介石日記稱：“餘決心遷移洛陽，與日本長期作戰······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 。

隨後1932年3月5日的國民黨提出了以“洛陽為行都”，“長安為陪都”的方針，可以看出，當時長安（西安）是名義上的陪都，一旦戰事擴大，國民政府將從洛陽遷至長安進行長期抗戰。

然而，經過西方列強調節，1932年底日本撤兵，淞滬抗戰完成，南京的威脅消除，因此，國民政府又從洛陽遷回南京，洛陽行都的身份應該也是同時取消的。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下定決心遷都重慶

從上面的文章可以看出，洛陽是一種臨時性的遷移方案，而長安則是戰略性的，實際全面開戰後，“洛陽+長安”這個方案並沒有實施，而是以“武漢+重慶”，淞滬會戰失利後，老蔣宣佈移駐重慶，

1937年11月12 日蔣介石宣佈“以四川經兩年餘之部署,，並於近日整頓軍政完成，足為民族抗戰復興基地，乃定議遷都於重慶” 。

當然，這個時期，國民政府主要還是在武漢，也就是武漢是臨時指揮所在地，而重慶是戰略性後方，這個局面一直持續到1938年10月武漢會戰後，武漢淪陷。

也就是說，在這一階段，武漢是臨時政府，重慶是行都，直到1940年為了對抗汪偽組建的南京國民政府，才將重慶設定為永久陪都，此時，國民政府一個南京首都，一個長安陪都一個重慶陪都，1943年西安不再擔任名義上的陪都，所以只剩重慶是陪都。

為什麼國民政府選擇“武漢+重慶”而沒有選擇“洛陽+長安”？

為什麼沒有考慮“洛陽+長安”這套方案，縱橫認為是有原因的，當時日軍從華北而來，洛陽地處平原地帶無險可守，而洛陽和西安之間又只有一道屏障，以前縱橫分析過，關中地區雖然周圍都是屏障，但是日軍要是全力進攻的話，還是可以攻下，相對重慶來說，屏障不多。

尤其是西安腹地不多，經濟落後，各方面都不能適應戰略大後方的需求，國民政府遷都在這裡，很顯然把自己也封閉到這裡，情況並不容樂觀，而當時我黨已經在延安落腳，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在此，說明這個地方並不是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地區。

從老蔣1937年的發言中說，“以四川經兩年之部署”，這句話可以看出，中央軍的勢力是從1935年的時候才進入四川的，換句話說，1932年淞滬抗戰的時候，老蔣想都不敢想在四川建都。

正是因為“剿匪”期間，老蔣才將勢力滲透到四川，建立四川防區，積極作為長期抗戰的大後方。

四川與西北有交通聯繫，又能夠經東南亞與國際聯繫，地理位置明顯比長安要好，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是再好不過的地方了。

1935年，老蔣曾兩次入川視察，1936年去一次，在四川蔣介石不止一次的表示“就四川地位而言······是我們中華民國立國的根據地。““ 四川應作民族復興之根據地。”“四川為抗戰唯一的根據地。”

國民政府為什麼選擇重慶而沒有選擇成都？

最後再分析一下，既然要在四川選擇陪都，為何最後選定了重慶而沒有選擇成都。

儘管成都和重慶都處於四川盆地當中，一個地處四川盆地的西部，一個在東部，也就是說，成都更加靠後，很多人認為選擇成都豈不是比重慶更好？

這就要說到兩個城市的區位優勢了，重慶是沿江城市，工業基礎好，交通發達，在當時也是四川政治經濟的中心，重慶的經濟規模比成都大很多，在民國十大城市排行中，成都是墊底的。

從戰略位置上將，重慶扼守四川盆地的東面入口，又有屏障，重慶如果淪陷，整個四川盆地也就淪陷了，待在成都也沒有意思，不如把所有的防禦資本都投入到重慶，會更好一點，尤其是重慶地勢複雜更適合防禦，現在網絡上惡搞刀郎的“二樓汽車”其實就是重慶，重慶山石堅硬，有利於防禦，尤其是重慶多霧，更利於防空。

從政治上來說，川西始終還是劉文輝的地盤，川東才是劉湘的地盤，劉湘是“擁蔣抗日”的中堅，不是劉湘肚量大，老蔣也不可能順利遷都重慶。到川西的政治風險應該更大一些，經歷1936年“兵諫”的蔣介石，對此應該是有一些忌諱的吧！從這一方面來說，老蔣對劉湘是抱有好感的，全面抗戰爆發後，韓復榘暗中聯繫劉湘要反蔣，後來老蔣槍決韓復榘，而對劉湘提都不提這件事，可見，在落腳重慶這件事情上，劉湘是做了很大貢獻的。

如果軍閥在國家危亡時，還在窩裡鬥，我想國家也就沒有什麼希望了，劉湘顯然是做出了榜樣。

史論縱橫

蔣介石最早想把陪都定在西安，可惜後來計劃被打亂。

1932年3月5日，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的決議，並馬上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把西京的建設和開發大西北提高到“中華民族的生命線”的高度上。

之所以從蔣介石到宋子文、何應欽、戴季陶等人能達成這種共識，原因就在於“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已經能夠預見到來自日本的威脅在逐步增大，而東部沿海的南京、上海、北平乃至華中華南一帶的武漢、廣州等地都暴露在敵人的炮火射程之內，一旦開啟戰端，毫無縱深可言。

西安之所以被最後放棄，主要仍然是這個原因，冷兵器時代的西安可以據守潼關，但華北北部已經日軍佔據，黃河擋不住日本人的飛機，關中盆地一馬平川，也阻擋不住日本的機械化部隊。

另外一個原因則是蔣介石的嫡系無法徹底打入這塊屬於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地盤，畢竟老蔣發家是在江南。最後一個原因是距離延安太近，在肅清南方之後，陝北高原存有太多不穩定因素。後來的“西安事變”，除了證明蔣介石的擔心並非多餘，也直接打消了蔣介石對西安的“好感”。

蔣介石的目光轉移到了四川盆地，這裡的重慶和成都皆有地理位置的優勢。自古以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四川盆地是天府之國，人口眾多、物產豐富、人民抵抗意志堅決，更有距離英屬印緬比較近的優勢，在戰時有可能獲得外界補給。

在派員多番考察了成都和重慶兩座城市之後，蔣介石最終定板，把陪都定在了重慶。

蔣介石為什麼把陪都定在重慶，而不是更加“後方”的成都？有如下幾方面原因：

一、運輸發達。

重慶地處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長江中下游的運輸補給從三峽地區可以直達，而成都距離較遠，還需要從宜賓上溯岷江，多出一千多里水路，而且岷江通航受季節影響較大，比起重慶，成都沒有任何運輸優勢。

二、地理險要。

重慶四周環山，又有長江和嘉陵江環繞，從地形上來看是易守難攻。尤其是東側的長江三峽，本身就是天然的屏障，無論從水路從陸路，日本人很難進攻到重慶。

三、氣候適宜。

這裡的氣候不是說適合生活，而是適合生存，重慶是著名的霧都，在一年中有多個月份始終有霧氣環繞這道絕佳屏障，使得日本空軍的轟炸機找不到準確轟炸座標。

四、防空設施。

重慶是一座建立在山上的城市，即便是面對敵軍的轟炸，各處山體都可以開挖防空洞，在最大限度上起到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作用。

五、西南中心。

重慶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距離四川盆地腹地、湖北、湖南、貴州、雲南距離都不遠，扼守險要，關鍵時刻，可攻可守，四下都有退路。

最關鍵的因素，早在1935年的時候，蔣介石就利用封堵紅軍長征的“寶貴”機會，藉機扶持劉湘統一川政，中央軍勢力滲入了川境，成立了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將重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裡。而劉湘作為四川省主席則入住成都，劉湘本人在重慶成為後方陪都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高風亮節，起到了重要的襄助作用。

歷來現實

說起這事，真是一段苦難而又光榮的歲月。我很早就看過臺灣拍攝的《一寸河山一寸血》，其中就有國民政府遷陪都重慶的記錄。我想，國民政府在抗戰爆發後遷到重慶，主要有四個原因：

一是歷史原因。

重慶對漢民族來說，是一座有著光輝英雄史的城市，當年蒙古的蒙哥汗率大軍在重慶作戰的時候，被宋朝軍隊用弓箭射死，之後蒙古軍隊撤兵而返回。把重慶作為國民政府抗戰的陪都，有這個方面的考慮。

二是地形通原因。

日軍是機械化部隊，選擇陪都一定要避開便於機械化部隊開進的平原城市，比如南昌、長沙、武漢等都不行。成都雖然同在四川盆地，有外圍難以上青天的蜀道作屏障，但是成都本身是平原城市，也不利於防空。而重慶是山城，防空有優勢。

三是交通原因。

重慶與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都在長江邊上，重慶是長江中上游的龍頭，大量的工廠設備和機器、人員內遷經過長江水道，比較方便。朔江西山，過了宜昌很快就到了自己重慶，而且又有長江三峽做保護，這一段長江不利於日軍的軍艦通行。如果遷到成都，從長江水路到重慶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四是區位優勢。

重慶當時就是國民政府直轄市，各方面基礎較好，襟三江而帶五湖，控川（四川）鄂（湖北）而扼滇（雲南）黔（貴州），是西南的中心。相對而言，成都就太偏西了。

以上四個方面，重慶優勢明顯，成都沒有這些優勢。

坐看東南了

中國那麼大，蔣公把陪都定在西南，自有他的道理。

不定成都，而定重慶，也有很多緣由。

什麼是陪都？

陪都，實際上是首都的一個補充，是要對首都有個呼應。

重慶的地理位置優於成都

重慶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處於中華大地的腹部，是中西部城市的連接點，也是長江流域重要的一個樞紐城市。成都雖在沃野千里的蜀中，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可同重慶相提並論。

舊時的重慶，離政治、經濟等中心城市更近，比如南京、比如上海、比如江浙富庶地區等離重慶遠比離成都距離短了不少，這樣的地理位置對於陪都的呼應作用，無疑更為凸顯。

不僅是地理位置更好，其依託的長江，對於戰略物資的運輸和商業往來，也遠不是成都所能比擬。

重慶更容易進行軍事防禦

重慶是山城，周圍群山林立，易守難攻。有人說：成都也是易守難攻的。這話沒錯，可重慶不僅有山做屏障，而且城市高低錯落有致，如果碰到侵略者入侵，其大規模裝甲部隊很難充分展開。

重慶更容易挖掘各種防空洞。由於城市和地質的特殊性，重慶很容易挖掘各種防空洞，這樣大大減少了敵人空襲帶來的損害。

就算到了如今和平的年代，重慶的“洞洞火鍋”都不在少數。這也間接說明了防空洞在重慶更容易大規模建造。

重慶是座霧城，全年一大半時間都有霧，這或許對於人們的生活稍有影響，可是對於空襲的敵人也造成了很大阻礙，這可以為己方創造更多的時間，可以減少很多的空襲傷害。

重慶是工商業發達的城市

重慶不僅地理位置優越，而且工業、商業相對成都發達（在那個時代），上世紀初，就已經有很多的國家在重慶設立了領事館。

便利的水路運輸，促進了商業的繁榮，這讓整個城市頗具規模。政府人員在這樣的城市辦公和生活，更為方便一些，這比成都更符合“陪都”的條件。

地緣政治優勢，卓越的軍事防禦優勢，以及城市的規模等，讓蔣公的國民政府選擇重慶做了“戰時的首都”，同時也被國民政府定位“永遠的陪都。”

藍風破曉

七七事變後，東三省淪陷，日軍大舉南下，很快便打到長江以南，上海淪陷後，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已成一座危城，遷都勢在必行，1937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正式遷都重慶。

東南沿海半壁江山的淪陷，抗日形勢的持續惡化促使國民政府不得不選擇遷都，南京已不能再待，但遷到哪裡一直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事實也證明，首都在武漢、洛陽等城市做短暫的中轉後必須繼續內遷，這兩座城市很快也都淪陷了。侵華日軍的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自北往南開闢通道，與進軍東南亞的日軍實現合流，使佔領區實現連片。

東南沿海與日軍的戰事已曾膠著狀態，而當時的四川地區，人口眾多，物產豐富，在人力、物力、財力上都能長期支撐。考慮到這一點，為了與日軍打持久戰消耗其有生力量，國府考慮遷都四川，為此，1935年3月2日，蔣介石由漢口飛抵重慶；1935年3月4日，他在講演時稱：“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並明確了川、黔、滇作為大後方支持抗日的大政方針。至此，將政府機構內遷腹地四川提上議程，1937年11月20日，國府主席林森一行人抵達重慶，12月1日各機構開始正式辦公，至此開啟了重慶長達9年的陪都歷史。

在遷都重慶之前，蔣介石曾經分別飛抵重慶、成都兩座大城市進行考察，到最後為何卻棄成都而選擇重慶作為國民政府臨時首都，這肯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慶，確實有成都所沒有的優勢。

四川號稱“天府之國”，境內多山脈，群山峻嶺綿延不斷，自古就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說，四川，確實是國民政府最為理想的後方大營。但成都所在的成都平原，恰恰是四川少於的一塊大平原，這對於吃盡日本空軍隨時隨地大轟炸苦頭的國民政府來說，沒有屏障的成都，毫無安全感可言，相反的，重慶卻是一座和成都完全不一樣的城市，這是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山城，整座城市就是依山而建，顯然重慶的隱蔽性更好，國府遷都重慶後，依靠這裡多山的地形，開鑿了大量的防空洞，日軍多次對重慶進行的地毯式大轟炸都始終不能讓這座陪都傷筋動骨，正是防空洞起到了良好的保護作用。

重慶坐擁長江、嘉陵江兩條大江，這裡是兩江交匯處，大江大河在戰時就是極為重要的交通命脈，這一點，成都完全不佔優勢。長江貴為中國的第一大江，在重慶這一段形成了重要的防禦屏障，再加上四川有著名愛國將領劉湘力陳抗日，幾十萬川軍在他的帶領下雄赳赳氣昂昂出川抗日，堅決保衛川、黔、滇大後方一線，在舉國上下的浴血奮戰下，作為長江延續唯一一座還沒有淪陷的大城市，貫通與長江中下游的水陸交通命脈，擁有長江的重慶其作用就比成都大的太多了。

(上一世紀三十年代的西北第一大城市西安)

重慶進可攻，退可守。面對日軍的囂張氣焰，重慶國民政府多次組織空軍飛行大隊長途奔襲轟炸日軍的鐵路、武器倉庫、兵營，重慶若失守，退可再次遷都大西北，在重慶附近還有另外一座大城市，那就是同樣地理位置極好的西安。最壞的打算，重慶一旦淪陷，國民政府可就近遷往西安，可成都就完全不同了，沒有山河屏障的成都，完全處在日軍的轟炸攻擊範圍內，且周邊無大的城市，沒有縱深沒有腹地，顯然不適合做戰時臨時首都。

可以說，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重慶和成都這兩座四川大城市裡，重慶的優勢非常明顯。事實也證明這是個非常正確的選擇，從1937年11月遷都重慶，到1946年全部完成還都南京事宜，重慶九年的陪都歷史，可謂不辱使命，經受住了日軍無數次轟炸，依然如堅城般屹立不倒！

大國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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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全面爆發後，蔣介石在最高國防會議上面發表了一個重要的演講，叫《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首次提議遷都重慶。蔣介石選擇遷都重慶，是經過長時間的考察和思量的。1935年，蔣介石帶領他的高級將領和德國軍事顧問借追繳紅軍為藉口來到四川，但他的根本目的是尋找一個可以長期堅持和支撐中華民族長期對日作戰的根據地。蔣介石他很清楚的知道，憑中國現有的空軍力量，和日本人經過短期交戰之後，中國的制空權可能很快就會被日本人控制。

顯然，隨著時局發展，蔣介石漸漸有了“專心建設西南”、“經營四川”的想法。德國軍事顧問團團長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觀點：“四川是個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實為造兵工業最良地方。由重慶經貴陽建築通昆明之鐵路，使能經滇越路得向外國聯絡，有重要意義。”法肯豪森作為一個外國人，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指出了四川工業化為抗戰提供軍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長遠，提醒中國開闢西南國際交通線。上世紀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為抗日戰爭“戰略總後方”的呼聲很高，如何把四川納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為蔣介石“安內攘外”步驟中的一項重要環節。

辛亥革命以後，四川逐漸淪為防區林立、大小軍閥混戰不休的舞臺。1921年初，蔣介石曾建議孫中山：“四川非導入我勢力範圍不可。”北伐戰爭時，四川的幾支軍閥武裝紛紛易幟為國民革命軍，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並未改變，經過多年營私內耗，最後剩下劉文輝、劉湘叔侄二人互爭雄長。中原大戰時，劉文輝等人公開附和“反蔣”陣營，而據守川東門戶重慶的劉湘截然不同，號召渝市黨政軍各界“救黨驅汪”。反過來，蔣介石支持劉湘統一四川，僅1931年春即一次性饋贈5000支步槍，外加500萬發子彈。

1935年2月，新一屆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正式成立。3月初，蔣介石從漢口搭機飛渝，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四川土地。蔣介石在重慶明確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的想法。沒過多久，勢力相對較弱的貴州軍閥王家烈知難而退，被迫辭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軍軍長等職，國民政府掌控黔省。巡視雲南後，蔣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長江以南與平漢路以西地區為主線;以洛陽、襄樊、荊門宜昌、常德為最後之線;而以川黔陝為核心，甘滇為後方。”7月上旬，中央憲兵第5團和炮兵第2、第3營先後入川，劉湘同意讓出重慶，遷移省政府至成都辦公。蔣介石接著又通過設立委員長行營、組織軍官訓練團等措施，大力整頓四川的軍事、財政和交通設施，有效加強了國民政府在四川的影響。

而重慶，它作為一個山地城市，它的山地條件能夠彌補中國在近代制空權上缺失之後，由於地理環境，仍然能夠作為一個指揮中心。

另外，重慶有得天獨厚的兩條大江，這是重慶一個重要的交通條件。那麼當時靠水運就可以把兵源和戰爭物資這些軍備等等，通過這個水道向重慶彙集。

再有，重慶在當時，還具有比成都，比西安，比洛陽，更發達的現代工業基礎。基於這些主要因素，蔣介石決定未來中國對日作戰的首都，就確定在重慶。國民政府的西遷行動，雖在10月即著手部署，但究竟何時正式啟程，卻因前線戰況，而在11月15日臨時發佈。裝船時間非常緊張。自上午開始，先搬重要檔案、文件、印信；然後隨行人員陸續登船。17日凌晨在嚴密的保安措施和新聞封鎖下，七十歲高齡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他的部下，攜帶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在月光中登上了“永綏號”兵艦，先離南京而赴重慶。

林森走之前蔣介石來送他，他告誡蔣介石說，你們將來一定要打回南京去，他沒有說我們，他知道自己可能回不了南京了，他這個預感很正確，他當時已經70歲了，就像一個為國殉職的這麼一個慈父一樣。離開南京前夕，林森還曾立下遺囑交代後事，以表示持久抗戰，以身許國的信念。他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已經七十有二矣了，要預以為之謀，我死之後，我還有存款50萬元，撥為基金，專供那些留學歐美的那些研習自然科學的學子們，供他們學習，後來具體多少人沒有統計。

平心而論，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大多數人從持久戰略出發，把西南地區作為抗戰的戰略後方和根據地，整個過程用心良苦，實踐證明完全正確。同時不能否認，劉湘在抗日問題上的顧全大局，為在抗戰爆發後建立以四川為中心的後方根據地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1月21日，同盟國中國戰區統帥部在重慶成立，雲集重慶的世界名人、各國外交官等有3000人，使重慶成為有國際影響的重要城市。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這段時期重慶的城市地位得到了突然的極大的提升，重慶由僻處四川東部的一座普通中等城市上升為全國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一座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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