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馳女車主坐在車蓋上哭訴，引來輿論關注，逼得奔馳低頭。還記得2004年一個叫劉亮的農村小夥子在西安中了彩票卻被拒絕兌獎，他爬到廣告牌上威脅自殺，被媒體密集關注，導致彩票黑幕敗露、多人被抓的事情嗎？
我們的社會公正、對契約精神的普遍性遵守的確還有很大赤字，這是非常無奈的現實。社會的基本盤離我們期望的狀態還有遙遠距離，很多時候受了委屈時，我們討回公正的成本相當高。
這位奔馳女車主的情況是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在生活中我們常常不得不對一些明顯的不公現象報以“忍了”的態度。比如我住的房子，樓下清楚地掛著牌子“堅決打擊商用出租”，商租是絕大多數業主們共同反對的，也是城市管理的一條硬槓槓，但是樓裡就是有一些商戶，它們還可以做到完成商業註冊。
我相信北京的很多居民樓都受到類似的困擾，但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只好“忍了”。也許有一天會有人想出個奔馳女車主的奇招，才能讓城市管理者痛下決心把商戶從居民樓裡乾淨徹底地趕走。
還有，機場、高鐵站、高速公路休息區賣的東西貴，大家是不是很有意見？但我們往往也只能“忍了”。樓道里有人佔公共空間擺自行車或別的雜物，狹窄的道路上有人違規停車導致交通堵塞，這些情況是不是很常見？
當然了，導致上述困擾的行為主體是不一樣的，有些是機構店大欺客，有些是政府監管部門失責，有些是個人對公德的違反。但它們共同組成了我們生活的大環境，這就是中國社會基本盤的一個側面。
老胡支持互聯網不時把一些機構以及個人的嚴重不良行為拉出來“示眾”，這是全社會一起反思、共同改造我們社會基本盤的時候。我們的改進確實需要從很細微、很基礎的地方做起，每個人如果工作沒有盡職，以及如果有開車搶道、隨地亂扔菸頭或垃圾等不文明行為，都會感到非常不安，所有人的社會公德感都上一個臺階，各種讓我們無奈的現象才會變得越來越少。
我們其實可以有一點寬慰的是，雖然老胡上面批評了很多現象，但中國社會公德的整體表現這些年還是在進步的，這是大眾平均素質提高的結果。只是我們不可能因此而滿意，我們的社會風貌仍有大量需要改善之處。
這些年我們抨擊政府作為不力的時候比較多。的確，當我們不知道一些改善應從何入手的時候，只能把批評和抱怨指向政府。然而消除我們生活中對種種不良現象的無奈感，真不僅僅是“政府”做改進就能實現的。我們所有人都需對社會運行的基本盤負責，無論我們在政府工作，還是供職於商業機構，或者我們在通過工作之外的領域參與社會，我們每個人、每時每刻都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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