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來說一說快遞。
在今天，快遞對於我們來說已經不陌生了，隨著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以及交通運輸的日益便利，快遞網點可謂是遍佈全國各地，從“七日達”到“三日達”，甚至“一日達”，現在快遞的傳送速度一次一次刷新著我們的認知，不管身處城市還是農村，都可以享受到極大的方便。
要知道，有需求就有市場，人類的智慧永遠會隨著自身的需求而綻放光芒，在千年甚至更早以前的中國古代，那時交通不便，但人們特別是政府與地方官員之間也是需要傳遞文書或物件的，而早在那時，人們就通過各種各樣的“快遞”方式和制度，來保障了這種需求。
夏商周：馹傳制度，史上最早的快遞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傳遞信息組織的國家之一。
早在夏商時期，其實就已經有了“快遞”，限於交通，大都是靠人力“捎帶”，那時候的民間，有些人靠此為生。
殷墟挖掘出的甲骨文證實，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中國已有近似於快遞的馹（rì）傳制度。
當時乘車傳遞的叫“馹”或“傳”，乘馬傳遞的叫“遞”或“驛”，而此時的“快遞”是絲毫沒有私密性可言的，也沒有任何的監管措施。
到了西周時期，政府發現“快遞”能夠提高辦事效率，於是設立了相關官職，據《周禮·秋官》記載，當時周王朝的官職中，便設置了主管郵驛、物流的官員“行夫”，對其職責要求是“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
據《周禮地官遺人》載：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可見為了保障這些郵傳人員，政府都會在郵傳途中建“委”、“館”或“市”的休息場所。
相比早期的馹傳制度，此時的“快遞業”因為有了朝廷的參與，變得更為規範，分為“徒遽”與“傳遽”，一是靠步行，一是靠郵車，主要用於政令、軍情的傳遞，民間並沒有廣泛使用。
春秋：快遞效率提升，驛站誕生
到了春秋，隨著對“快遞”的需求提高，快遞業飛速發展，大力提速，便有了馬傳，通過快馬代替了腳力，近距離靠單騎，長距離靠接力，因此驛站便由此誕生，但在當時稱呼並未統一，稱“遽”，或稱“郵”，或稱“置”，實際上就是最早的驛站，每隔二十里設立一站，供“快遞員”休息和換馬。
“驛站”的設立極大的加快了文書和軍令的船傳遞，但同時，其安全性和保密性並沒有得到保障。
秦漢：快慢件的區分，快遞業的規範和統一
到了秦朝，全國得到統一，快遞行業有了更明確的規定，出現了快慢件之分，一般普通物品沒有表明達到時間的，就一般配送，標註馬上飛遞的，以每天300裡的速度傳遞，標註十萬火急的那就要飛速傳達，到了驛站，“快遞員”甚至顧不上休息，便立刻換馬啟程，速度可達到日行500裡，古人所說的日行千里，實屬誇張。
在當時，“快遞員”的服裝也得到了一定的統一。
秦代以水德自命，色彩上“尚黑”、數字上“尚六”。當時的車同軌一律為“輿六尺”，用於快遞業務的馬匹則是“乘六馬”；上等投遞員的著裝都是黑色。
到了漢代，黑色不受歡迎，投遞員穿紅色工作服。《後漢書·輿服志》記，東漢驛卒有特殊標記，“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雲”，即頭裹絳紅頭巾、膀戴絳紅套袖。另外，身上還揹著“赤白囊”，即一種紅白相間的專用郵包。
“雙鯉魚”，一種封裝信件的木片
此外，對於“快遞”的安全，也有了進一步的提高。
以秦代為例，當時有嚴格的交接和登記制度。《行書律》中規定：
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以輒相報也。書有亡者，亟告官。
同時對投遞員的素質也提出了硬性要求，“隸臣妾老弱及不可誠仁者勿令”即老弱和不誠信的人，不能擔任投遞員。防止洩密最重要的手段是密封。秦時文書都是寫在竹簡上，所以傳遞之前都會將郵件捆紮妥當。在結繩處使用封泥，並蓋上相關印璽，以防私拆；寫在絹素上則要裝入書袋中。
到了漢代，封裝工具和手段更加豐富，外封套有函、篋、囊等，根據物件的形狀、大小，分別裝入不同的包裝袋中。其中，“函”為一種小木盒，用來裝簡牘，上有木板蓋，刻線三道，鑿一小方孔，用繩子紮好後，方孔處要用封泥封好。
《飲馬長城窟行》中，“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也對當時的信件封裝手段有詳細的描述。
隋唐：快遞業興盛，可運輸生鮮
魏晉時期，魏國人陳群撰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郵政法規——郵驛令。自此後，“快遞業”高速發展，日益規範。
到了隋朝，大運河的開通，快遞業發展呈興盛之勢，相比陸路運輸，順水而為的水路運輸更顯優勢，避開了翻山越嶺，縮短了送達距離，速度更快。
唐朝時期，國際交流頻繁，各國使節和官員公差往來大為增加，朝廷乾脆改驛站為館驛，以突出其迎來送往的"館舍"功能，相當於如今的招待所。而在盛唐時，全國有館驛1643個，水驛200多個，從事驛站工作的人員有2萬多人，其中80%以上為被徵召輪番服役的農民。可見當時“快遞業”的繁茂，岑參有一首詩，記錄了當時情形：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流星，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
岑參將驛騎比作流星，速度到底有多快呢，安史之亂時，十一月初九安祿山在范陽（今北京一帶）起兵，遠在長安的唐玄宗6天后收到消息，大致推算下來，日行距離已經超過了500裡，在當時，可謂神速。
此外，由於“快遞”效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唐時也開始流行用快遞運送水產、水果。“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只是荔枝來”，從杜牧詩中也可窺見一二。
當時平原郡(今山東境內)進貢的螃蟹，也是使用“快遞”運輸。據《酉陽雜俎》記載，這種蟹是在河間一帶捕捉的，很貴重，在當時一隻價值一百錢。為了保證是活的，每年進貢時都用氈子密封起來，捆在驛馬上速遞到京城。
由此看來，唐時“快遞業”雖發展迅速，但“官方快遞”卻也大都只為皇室及達官顯貴服務，很少為民間所使用，可民間也有需求，於是，鏢局應運而生，在眾多影視作品中都很常見，主要運輸大件貨物，以鏢局擔保，並由專人的鏢師護送，隨著鏢局業務發展，也出現了信鏢、銀鏢、物鏢、票鏢、糧鏢和人身鏢等，可見，相對於“官方快遞”，鏢局的範圍更廣，且更看重“貨物”的安全，這類似於如今的“運輸保險制度”。
古代驛站 繪圖
宋元：快遞效率進一步提升，管理進一步規範
到了宋朝，政府為文書的傳遞，建立了遞鋪，雖然跟“快遞”有一字之差，但這個遞鋪更像現在的郵局，是遞送官方文書與物資、捎帶遞送官員家信的組織。
同驛所相比，遞鋪有三個長處：一是距離短、機構多；二是晝夜不停、接力傳送；三是深入內地，具有規模龐大、四通八達的通信網。
當時，“快遞”的基本組織原則有兩條：計程責限和依限傳送。就是在規定時間內快速完成遞送。按照時限可分為三種，即步遞、馬遞和急腳遞。顧名思義，就是走著送、騎馬送、趕快跑著送，具體選擇哪一種就得依據客戶的要求了。
據袁枚《隋園筆記》記載，最快的急腳遞“日行六百里,以為至速也”，著名抗金將領岳飛就是被皇帝下了十二道金字牌急腳遞，把他從前線作戰中招回臨安。
在宋代，需要寄送信件和物品，要到遞鋪按響銅鈴，鋪兵聽到銅鈴就開始辦理收寄或者交接手續。《宋會要》在談到傳送鋪兵時說：
不以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交收，不得時刻住滯。
沿途驛站秣馬以待，一聽到鈴聲就立刻飛身上馬，馳往下一站。同時，凡是交急腳遞或馬遞傳送的文書，要當著官員面實封裝入筒內，叫做“實封入遞”，相當於現在的收寄驗視制度。鋪兵待遇很高，風險也很大，送件路上的危險就不說了，要是發生延誤、丟失、損毀等輕則臉上刺字流放，重則砍頭掉腦袋，要是有偷看洩露信息者更是株連九族，要求很多也很嚴，這種法規很大程度上是延續了唐朝所制定的相關律法。
元代驛站地圖
宋朝制定的《金玉新書》是兩宋遞鋪法規總集，收集在《永樂大典》中，也是迄今為止我國古代較為完整的一部通信法規。
而這種高效率的“快遞”制度一直延續至元，元朝四通八達的驛路，驚呆了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他如此描述道：“所有通至各省之要道上，每隔二十五英里，或三十英里，必有一驛……”並大發感慨：“這真是十分奇異的一種制度，因而在行動上也很有效率，幾乎不能用言語來形容！”
明清：最早的“國際快遞”以及最早的郵局
到了明朝，“快遞業”的發展就更厲害了，那時運輸有嚴格期限要求，像甘肅秦州衛到北京3320裡，限110天內到達，簡直是良心快遞。而最早的“冷運”也是此時， 明代于慎行詩道：“六月鰣魚帶雪寒，三千里路到長安。”鰣魚是產於長江下游的一種名貴的魚，經三千里路運到長安後尚能“帶雪寒”，原來用的是“冰船”，有人將其稱為世界上最早的“冷藏船”。
而隨著國際貿易交流，明代的海外快遞，還引進了今天常見的南瓜、玉米、番茄、菸草等作物。
老上海郵局
據《上海通志》記載，明朝永樂年間，出現民信局，又稱信局，上海縣有協興昌等信局，這應是當今郵局的前身。
到了清朝，更加完善了驛遞體系，將驛，站，塘，臺，所，鋪統稱郵驛，快遞速度可以達到一天600裡，全國驛站2000，快遞員70000，驛站14000！較之前，成倍增加，咸豐年間，馮桂芬效仿西方，建立了郵政局，1913年，北洋政府宣佈，全國驛站撤銷。
後來，現代快遞業興起於二戰後的西方。
近年來，中國快遞行業發展迅速，其監管日益完善，到如今，中國的快遞市場規模早已處於全球領先位置，為無數人類提供服務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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