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多年，想在美國頂尖社會學系生存，就要發更多的論文，對於申請教職的“新人”來說如此，對於謀求晉升的“老人”而言同樣如此。
撰文 | 王涵（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社會學博士生）
編輯 | 靳永愛 李婷 王中漢（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來源 | 嚴肅的人口學八卦
作為一名時時在擔心能不能評上tenure（保住鐵飯碗）的青椒，你是否很想知道，到底要發表多少文章才能生存下來？
你是否經常在問自己，是不是早生幾年競爭就沒這麼激烈呢？
所謂水漲船高，在學術界也是這樣嗎？
我們真的生不逢時了嗎？
提前告訴你答案，是的！
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教授John Warren就在日常工作中感受到：近些年審閱的工作簡歷中，無論是初入職場申請教職的博士，還是謀求職業晉升的助理教授，他們的發表量比起過去有了明顯的增加。
這一感受究竟僅僅是感覺經驗？還是客觀事實？
你到底要發多少篇文章才能拿到教職？
Warren教授決定，嚴肅八卦一下自身的職業，從博士畢業生到獲得教職，從助理教授晉升副教授，到底需要發表多少篇文章？
這是一次嚴肅的學術研究，同樣是給高校科研人員的一份“生存攻略”。
Warren對過去二十多年間（1991-2017）美國大學的社會學系中新晉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發表情況進行研究。為了獲取研究對象準確完整的信息，他將目標鎖定在美國頂尖社會系中在上述時間段內有求職晉升經歷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上。
原因在於，頂尖大學社會學系的教職人員的信息公開且相對完整（如教師的個人履歷，個人網頁等，可以檢索到準確的教育工作經歷和發表情況），有利於資料的蒐集和分析。
對於頂尖大學的界定，Warren採用USNews分學科研究生院排名和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排名。
能夠在1992年和2013年的上述排名中，一直保持在前25位的社會學系，便可以認為是“頂尖社會學系”。
按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序分別為：亞利桑那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杜克大學，哈佛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密歇根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西北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賓州州立大學，普林斯頓大學，斯坦福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因缺少近6年資料未納入本次分析），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耶魯大學。
之所以手打這22所學校，是因為這22所高校的社會學系，無論在學術聲譽還是教學質量上都保持在世界頂尖水平。
回到話題上來，作者從上述21所高校中，篩選出從1991年至2017年中，有過從博士/博士後獲得教職，以及有過從助理教授晉升副教授經歷的學者。彙總後，在上述21個社會系中，新晉助理教授有342名，新晉副教授有272名。
Warren根據上述學者的CV和主頁資料，將他們的發表大致分為5類：
- 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ASR）和美國社會學雜誌（AJS）的學術論文；
- 發表在其他同行審閱的學術期刊的論文；
- 在出版圖書中撰寫的章節部分；
- 出版個人專著；
- 其他類型學術發表（例如書評，社論，公眾號撰稿等）。
Warren統計了在晉升事件發生時，截止當年，每位學者的分類別發表量。例如，M在1996年晉升為助理教授，到1996年他發表了各類論文共5篇，其中AJS 1篇，其餘為同行審閱期刊。
分析發現，與九十年代相比，近期新晉的助理教授（博士/博士後畢業申請的教職），每人平均的總論文的發表量幾乎是過去的兩倍！
在5類發表中增長部分最大的是發表在同行審閱期刊的論文，九十年代初，獲得教職的新晉助理教授，每人平均發表為2.0篇，而在最近上升為平均4.2篇。對新晉助理教授來說，都沒有單獨出版的專著。
1991-2017美國頂尖社會學系新晉助理教授人均發表趨勢圖
對於新晉副教授而言，在晉升時的人均總髮表量，與幾十年代相比，同樣呈現出增長的趨勢。九十年代初晉升時人均總髮表量為14.7篇，在最近上升為18.2篇。
這樣看來似乎是沒有助理教授們經歷的變化大。但是，如果將新晉助理教授劃分為，論文導向（無專著出版）和專著導向（至少有一本專著出版）時，就會發現，對於論文導向型的新晉副教授，在獲得晉升時的同行審閱期刊的發表量，二十多年間增長了兩倍多。
即使對於專著導向的新晉副教授，在晉升時的上述類型的發表量也呈現出增長的趨勢。通俗一點講：過去二十多年，想在美國頂尖社會學系生存，就要發更多的論文，對於申請教職的“新人”來說如此，對於謀求晉升的“老人”而言同樣如此。
1991-2017美國頂尖社會學系新晉副教授人均發表趨勢圖
究竟發生了什麼？
短短二十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讓學者的學術發表量增加這麼快呢？
Warren嘗試給出了6個假設：
1. 社會學家在信息技術的幫助下工作效率顯著提高；
Warren認為技術進步提高創作效率是一定存在的，但是由於無法用數據測量，因此只能持保留意見。
2. 頂尖社會學系教職申請更加激烈，可能會倒逼學者提高發表量以提升競爭力；
數據顯示，過去二十多年間，頂尖社會學系獲得博士學位的數量，增加了近50%。但同時，助理教授教職的數量並沒有增加，並在個別年份出現了減少，從供需關係變化來看，頂尖社會學系的教職競爭相較以往越來越激烈。
因此，競爭壓力的增加，可能會導致學者提升發表量，以增強在求職與晉升時的競爭力。
3. 社會學系職業結構變化，獲得教職前的博士後經歷越來越普遍，時間的延長可能會帶來發表量的增加；
新入職教師中，有博士後經歷的比重確實在不斷上升，從九十年代初的15%上升到最近的44%，將近有一半的新晉助理教授有過博後經歷。
同時，在過去二十年內，有博後經歷的教師，他們從事博士後研究的時間在不斷地延長，九十年代初為平均1.3年，最新隊列的數據顯示已經上升到2.1年。
但是，博後經歷的普及與延長與論文發表的增長有直接聯繫嗎？Warren將助理教授分為有博後經歷和無博後經歷兩類進行對比。從人均總髮表數來看，有博後經歷的人整體略高於無博後經歷的人。
然而，若從縱向角度來考察，無論有無博後經歷，從1991年至2017年間，新晉助理教授的人均總髮表量，都發生了顯著的增長，所以很難說博後經歷的變化，直接帶來了發表量的增加。
且從發表類型來看，有無博後經歷，對於社會學頂級及主要期刊的發表並沒有顯著的影響，相較於無博後經歷的人，有博後經歷學者發表量的快速增長部分來自於專著和其他類型的發表。從這個角度看，博後經歷對新任教職來說，會不會僅僅的是心理上的一個適應過程，更或者是一個選擇效應的結果呢？
1991-2017年有無博後經歷新晉助理教授發表情況對比圖
4.社會學類刊物數量增加，帶來發表機會的增加；
社會學索引刊物確實在增加，從1992年的70種，增加到2016年的143種。Warren將期刊分為三類：
- 到2016年一直是社會學期刊的刊物；
- 到2016年新增為社會學期刊的刊物；
- 不是社會學目錄下的刊物。
如果說社會學刊物的增加帶來發表的增加，那麼第2類刊物的發表量應該會顯著增加。
然而，事實上，如下圖所示，增長最快的部分居然來自於非社會學類期刊，社會學家們的發表增加，更多的居然來自於“不務正業”。因此，社會學索引刊物的增長與發表量的快速增長之間，沒有顯著的聯繫。
1991-93與2015-17年新晉助理教授（左）新晉副教授（右）三類期刊發表比重圖
5. 社會學家比過去相比更具合作精神，合作發表可能帶來發表量的增加；
從發表論文作者來看，對於新晉助理教授而言，九十年代初平均作者數為2.2人，到最近為2.4人，並沒有明顯的變化，並且助理教授的一作人均總髮表量在上述時間段內，實現了倍增，多作者發表量變化不顯著。
對於新晉副教授，情況則相反，九十年代初平均作者數為1.6人，到最近為2.6人，副教授的一作人均發表總量沒有顯著的變化，多作者合作發表量顯著增加。因此，對於新晉副教授而言，社會學研究變得更加具有合作性。
6. 女性學者增加，同時性別不平等可能會導致女性要發表更多的文章來獲得與男性同樣的晉升機會。
從美國頂尖社會學系的僱員性別構成來看，過去27年內，無論是女性助理教授還是副教授，比重都呈現出增長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女性進入社會學系的教職行列，且超過了男性。從獲得晉升時的發表量上來看，男女之間沒有顯著的差異。因此，不能證明發表量的增加，與女性教員的增加有關。
1991-2017年美國頂尖社會學系新晉女性教員比重趨勢圖
整體上來說，過去二十年美國頂尖社會系新晉助理教授、副教授晉升時發表量的顯著增加，可能與工作效率提升，職場競爭激烈程度增加，合作發表增加有關。
要想在頂級社會學系生存，看來就應該在這三方面下手！
Warren認為，之所以呈現出這樣的情況，源於市場經濟原理（Market force）的影響。學術追求本身是神聖的事業，但教職應聘與晉升本質上還是生意。
Warren也提到，絕大多數的社會學系不得不面對財政和市場的考量。畢竟有funding才能讓這個學科生存下去，殘酷的生存法則也無法在學術圈避免。
為了獲取資金支持，越來越多的學者會從事合作性的交叉學科研究，如健康研究，公共政策研究等，從而獲得除國家和學校以外，來自市場的資助。由此帶來了非社會學刊物發表量的快速增加，以及合作論文發表量的增加。
可以理解的是，由於教職數量沒有變化，而課題工作量的增加，大多數頂級社會學系都增加了博士後的招募數量，一是為了緩解就業壓力，二是提供學術勞動力，完成任務。
正如知識社會學家的批判，現代學術研究系統，是一個“知識生產的產業鏈條”，其本身也是內化了資本主義的內部邏輯，即追求剩餘價值。
Publish or Perish
Warren認為，為了應對財政壓力而增加的跨學科研究以及發表量增加的導向，會給社會學學科自身的發展帶來長久的損害，並且會加劇學科內部的不平等。
越來越多的關注跨學科研究，會損害社會學自身的學科屬性和視角，使得社會學本身被邊緣化，學科的獨立性逐漸喪失。
從個體層面來看，論文發表量的導向，會給學科內部不同研究類型的學者帶來不公平的境地：對於定量研究和期刊導向的“快產出”學者而言，會處於優勢境遇，在求職和晉升時擁有更大的優勢。
相反，對於定性研究和專著導向的“慢產出”學者而言，不得不面對職場競爭的劣勢。
從群體層面來看，不同層次的大學之間的不平等也在加劇，掌握資金和學術資源的優勢大學，如本次研究的頂尖大學，會愈發強勢，而普通大學的教師想在頂級刊物發表的難度越來越大，馬太效應在學術圈內也會上演。
因此，若任此趨勢發展，會加劇美國社會學學科內部的不平等。
Warren的故事講完了，雖然它真實的發生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但類似的故事似乎也在我們身邊上演 publish or perish。
社會學者應該更多保持學科的獨立性呢？還是應該更加積極融入到多學科交叉的趨勢中？
同時，我們自身也希望能夠從繁雜的工作中抽離出來，多些對於學科和學術的整體性思考：面對來勢洶洶的市場壓力，如何讓學術研究的非盈利性堅持下去，是擺在所有科學研究者和這套評價晉升體制面前的一個終極問題。
[1] Warren, J. R. (2019). How Much Do You Haveto Publish to Get a Job in a Top Sociology Department? Or to Get Tenure? Trendsover a Generation. Sociological Science, 6, 17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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