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人民網
核心提示： 新中國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對劉少奇說：依我看，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漸東移，中國將是未來的世界革命中心，你們的毛澤東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領袖。斯大林去世以後，中蘇兩黨對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誰聽誰的、誰是世界革命領袖的問題的認識分歧越來越大。到1962年，中蘇兩黨矛盾全面爆發，隨後，毛澤東與赫魯曉夫進行了激烈的筆墨交鋒。
1958年7月31日，毛澤東在機場迎接赫魯曉夫
毛澤東賦詩詞以示文戰決心
1962年2月22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給中共加了三條罪名：其一，支持阿爾巴尼亞的“反列寧主義行為”；其二，在國際民主組織會議上採取“特殊立場”；其三，在國際共運中實行“獨特路線”。來信一方面表示要改善中蘇關係，增進團結，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放棄“特殊立場”，接受所謂的“共同的路線”。3月中旬，毛澤東在武漢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同研究了蘇共中央的來信，決定按照堅持原則和團結的方針，給蘇共中央覆信。4月9日上午，中共覆信由鄧小平交給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不久，蘇共中央來信做出答覆，拒絕了中共在信中提出的五項建議。
1962年底到1963年初，赫魯曉夫利用歐洲各國共產黨相繼召開代表大會的時機，指揮各國共產黨圍攻與會的中共代表團。當時，以伍修權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出席了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四國黨代表大會，而中聯部副部長趙毅敏代表中共出席了意大利黨代會。各黨大會無一例外地按照蘇共的調子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攻擊。12月2日，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在意大利共產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點名攻擊中國共產黨，趙毅敏當即向意共提出了抗議。12月4日，伍修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致詞時，只要他一提到蘇共中央幾個字，臺下就立即有人起鬨，還有的代表拍桌子、吹口哨，甚至有的代表用腳使勁跺地板，試圖打斷他的發言。但伍修權“我自巋然不動”，直到發言完畢。當時有記者稱他為“伍泰然”。在趙毅敏和伍修權從歐洲回來時，毛澤東特意對他倆進行了慰問和鼓勵。
12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前兩天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作出的決定。他說：“意共的會，原以為問題不多，現在看問題很多。匈牙利黨代會就有邀請南斯拉夫的跡象。意大利帶頭邀請南共，又指名攻擊中國，陶里亞蒂報告攻擊的，不只阿黨問題，還有紙老虎的問題、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這就確定，他們公開批評我們，我們就可以批評他們……這就需要一系列的東西，也要有適當的刊物。寫文章的問題，每個問題寫一篇，要適合於外國人看。如什麼叫冒險主義，現在必須回答。還有紙老虎的問題，赫魯曉夫和陶里亞蒂都攻。可以就寫‘駁陶里亞蒂’，最近要組織一兩篇文章，同時要把陶里亞蒂攻擊我們的言論也摘登出來。”12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親筆修改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的社論。從此，毛澤東同赫魯曉夫筆墨交鋒的大幕拉開了。
12月22日，一直在外地視察工作的毛澤東，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寧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批給了柯慶施，讓他印發參加華東局會議的各同志，要求“大家讀一二遍，並討論兩天”。毛澤東還在《列寧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最後一頁上，寫下了清代詩人嚴遂成的詩作：“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隻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且）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颯（瑟）三垂岡下（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借這首《三垂岡》表達他對國際大勢的基本看法。
12月26日，毛澤東69歲生日的當天，他面對赫魯曉夫和兄弟黨的攻圍憤筆寫道：“雪壓冬雲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以這首《七律·冬雲》宣示了他與赫魯曉夫筆墨較量的決心。
1963年1月8日，毛澤東看完蘇共中央《真理報》上《為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加強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一文後，隨即賦詞一首：“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表達了他同赫魯曉夫文斗的必勝信心。
毛澤東用文章反擊赫魯曉夫的“圍剿”
1963年2月21日，根據赫魯曉夫的指示，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論戰，儘快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毛澤東接到來信後，於2月23日晚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研究了蘇共的來信。隨後，毛澤東又在菊香書房的臥室裡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康生和伍修權一起，約見了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
契爾沃年科入座後，毛澤東開門見山地說：我剛剛看了你們中央給我們的信，就是昨晚8點鐘交給我們的。我們歡迎這封信，這封信的態度好，我們贊成。但我有一點是不滿意的，那就是赫魯曉夫同志一面提出停止論戰，一面自己又論戰，公開批評中國黨。最近你們批評中國黨的文章有四篇，其中以赫魯曉夫名義發表的就有兩篇。我們從20日起登你們這些文章，今天登完。明天恐怕要登法國、意大利的了。全世界90幾個黨裡頭，有43個黨公開罵我們。對於所有這些批評，我們都得回答，有來有往。中國古書上有兩句話，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你們可以罵人，我們也可以回罵。緊接著，毛澤東將話鋒一轉，又質問契爾沃年科說：是誰首先攻擊我們的？誰發動了40幾個黨攻擊我們？誰首先在一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上攻擊另外一個共產黨？停頓一會兒後，毛澤東又用手指指周恩來說：“我們首先提議不要公開爭論，就是他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們去年4月7日回你們2月22日（1962年）的信又提議要停止公開攻擊，並且建議為開會創造良好氣氛。但是，在你們這封來信裡面，只講到你們5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開爭論、建議開會的發明權只是屬於莫斯科，北京一點份也沒有。其實中蘇兩黨的發明權只有那麼一點，首先發明的還是印尼、越南、新西蘭的黨。”接下來，毛澤東略帶激動地說：“一連5個黨的代表大會公開攻擊中國，就是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東德，有幾十個國家的黨向我們公開指名攻擊。這很好！把問題擺在全世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面前。我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在你們43國共產黨的手裡。好，是不是可建議我們的文章在你們的報紙上發表，在43國的報紙上發表，學我們的辦法，然後你們批評，索性展開論戰。索性展開有什麼要緊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來？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長了？我看天也不會塌下來，草木還照樣長，婦女照樣生孩子，河裡的魚照樣遊。”
2月27日，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人民日報》以社論的名義發表了《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同志》一文，分析了中共與一些兄弟黨的分歧所在。文章指出：“某些兄弟黨的同志，屢次企圖把一個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置於各國兄弟黨的共同綱領莫斯科宣言之上，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分歧。”第二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分歧從何而來》，反響很大嘛。赫魯曉夫昨天晚上的講話，一個字也沒有罵我們。我們是23號和蘇聯大使談的。我看，他是看了我們跟蘇聯大使的那個談話了。現在形勢的確是好。我們還沒有回答，只是把赫魯曉夫他們的東西登出來“遊行示眾”。他是23號派人來的，摸不到底，不曉得我們要怎麼搞。我們現在還有個10萬字的東西，要從明天起開始登。
毛澤東所說的10萬字的東西，就是經他多次修改的《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這篇文章原先的標題是《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問題---評陶里亞蒂等同志的論點》，毛澤東看後，覺得主題不夠鮮明，於是就改為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他還在引言部分寫道：“他們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們挑起了公開爭論，我們有什麼辦法呢？難道還能如過去那樣緘默不言嗎？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不行，不行，不行。我們一定要回答。”
3月1日至4日，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人民日報》分四天連載了《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文章共討論了七個問題。毛澤東在論述第一個問題時寫道：“日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在理論問題、根本路線問題和政策問題上展開一場大規模的論戰。論點中的思潮，歸根到底，一種是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一種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當前這場爭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國際規模的論戰。”此文名義上是批駁陶里亞蒂，其實鋒芒所向的是赫魯曉夫。
7月13日，為配合即將舉行的中蘇兩黨會談，《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我們要團結，不要分裂》的社論。7月14日，《真理報》在赫魯曉夫的授意下，發表了《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信中指名道姓地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共領導人進行攻擊。隨即，毛澤東決定發表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和中共中央聲明回應蘇共的攻擊。毛澤東在審定聲明稿時寫道：我們廣播蘇共中央7月14日的《公開信》的理由是，“這是一篇奇文”，接著他又引用了陶淵明《移居》詩中“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兩句詩，反駁蘇共《公開信》，並稱此信是“一篇絕妙的反面材料”。
8月初，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還說：《公開信》已指名道姓地攻擊我們了，我們的評論也要指名道姓。既然蘇方已公開論戰，我們也要公開論戰。豺狼當道，焉問狐狸。評論要緊緊抓住《公開信》，直接指名蘇共領導，對其他兄弟黨的反華言論暫不置理。擒賊先擒王，矛頭要對準赫魯曉夫，他是急先鋒，講話也最多，最惡劣。在步驟上先要發表蘇共反華言論，特別是赫魯曉夫最近的兩篇講話，其他的也可精選發表一些，掛一筆帳。評論既要有嚴肅的論辯，也要有抒情的嘲諷，要有中國風格和氣派，剛柔相濟，軟硬結合，可以寫得很精彩。毛澤東還強調說：寫作班子要認真研究分析《公開信》，並把蘇方論點列出來。對蘇共其他決議、聲明、講話和文章中的論點也要分類研究，逐一批判。在寫作中要引經典，但必須力求正確，不能有差錯，使別人駁不倒。儘可能早點評論完，不能拖得太久。但不能草率，要好中求快。
毛澤東反駁蘇共的《公開信》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報》針對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發表了由毛澤東定稿的《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文，也稱“一評”。此文把中蘇兩黨自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來的矛盾和分歧及其發展、升級和擴大的過程，公之於眾，並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赫魯曉夫。接著，《人民日報》又於9月13日，發表了《關於斯大林問題》的“二評”文章，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言行進行了揭露和批駁。
9月25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針對蘇聯政府9月21日發表的聲明，給中央發來了一個分析報告。正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當場就讓楊尚昆唸了這個報告。報告稱，蘇聯政府的聲明，企圖回答中方最近對它的揭露，並對中方公佈的內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他們立場虛弱、怕我黨揭底的心情。楊尚昆唸完報告後，毛澤東接著就說：“大使館他們在前線，這個分析很近乎事實。大家擔心的是形勢問題，尤其是國際形勢。有些同志擔心蘇、美合作對我們不利。我總相信《紅樓夢》上王熙鳳說的那句話，‘大有大的難處’。現在，美、蘇兩國都很困難。美國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特曾發表一篇文章，基調是說美、蘇都碰到了許多困難，而且是沒法解決的。我不認識這個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謀而合，差不多。美國不論國內、國際到處都碰釘子，赫魯曉夫也是這樣。不要忘記這一點。還是《紅樓夢》上冷子興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隨後，毛澤東在談到對蘇共論戰的策略時，他說：“我們的方針是確定的。去年在這個地方少奇同志講了一篇話，今年小平同志講了一篇，剛才總理又講了一篇。還是這個方針，叫做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堅決鬥爭，留有餘地，後發制人，反對分裂。我們按照這樣幾句話去做，每一篇文章總是留有餘地。現在蘇聯也學我們，他也是留有餘地。凡是氣勢洶洶，其中也有問題，外強中乾。他不敢發表我們的東西。只看這一條，就知道它怕。究竟我們怕修正主義厲害些，還是修正主義怕我們厲害些？我看，他怕我們怕得厲害些。他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講的，一怕帝國主義，二怕‘教條主義’（就是我們），三怕人民、老百姓。”
9月26日，在《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篇“三評”發表後，毛澤東說，國慶節臨近，一些兄弟黨的代表團將來華參加慶祝活動，在這期間，暫時不要再發表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了。10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的“四評”文章。此文批駁了赫魯曉夫鼓吹的“黃禍論”和為被壓迫民族開的四個“藥方”。接著，《人民日報》又在11月19日發表了《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的“五評”文章。毛澤東在審閱這篇文章時，特地加寫了一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12月3日下午，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向楊尚昆和伍修權遞交了一封由赫魯曉夫署名的致毛澤東的信。蘇共中央在來信中要求停止公開論戰，希望改善中蘇兩國關係。不久，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說：考慮到我們對他們7月14日的《公開信》還沒有答覆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忙答覆，還是繼續寫我們的評論。接著，毛澤東說，下一篇講和平共處問題的文章，要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首創的。要把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同列寧的和平共處加以比較。
1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六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文章逐條批駁了赫魯曉夫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的主要觀點。隨後，《人民日報》又於1964年2月4日發表了《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的“七評”文章。毛澤東在討論修改“七評”稿時說，講兄弟黨關係要從辯證法講起，因為世間事物都是對立統一、一分為二的。《三國演義》開篇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在分分合合過程中發展的。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都如此。要結合這個規律，大批赫魯曉夫搞分裂的活動。
1964年3月7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指責中共2月29日的來信是對蘇共的“汙衊”。3月10日下午，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羅馬尼亞代表團時說，蘇共中央2月全會做了決議。你們羅馬尼亞同志說不讓他們發表，我看辦不到。他們中央委員會開會有6000多人參加，在會上批評我們一通，並且做出決議。你們要把它壓下來，要他們不批評我們，這能辦得到嗎？接著，毛澤東又說，其實你們也不用那麼著急，這不過是打筆墨官司，寫寫文章、講講話，有什麼要緊呢。我們這些人也不是那麼好戰。我當過小學教員，從來沒有進過軍事學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這些人，都沒有進過軍事學校，原來都沒有想要打仗。是誰要我們打仗呢？那就是過去我們的那個朋友，叫作蔣介石，是他教我們打仗的。他的背後還站著美帝國主義。他用殺人的辦法，逼得我們沒有辦法，只好照他的辦，只好打仗。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這麼一打，就打了25年。因此，我就成為“好戰分子”，成了“侵略者”。這是講的打武仗。現在不是打武仗，現在是打文仗，打筆墨官司，寫文章。這件事情還比較輕鬆愉快。你看，打了這麼幾年，沒有死一個人。武仗可以打，文仗為什麼不可以打？其實，你們知道我們也不是想打的，我們對打這個仗沒有精神準備，誰想跟蘇聯鬧翻呢？
然後，毛澤東說，請你們去告訴赫魯曉夫，中國人就是這樣頑固的，叫做寸步不讓，寸土必爭，針鋒相對。赫魯曉夫最近給我們來信，說他不跟中國搞針鋒相對。他搞針鋒相對也好，不搞針鋒相對也好，反正我是要搞的。蘇聯的兩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覆的。中國人就是“頑固分子”。“頑固分子”不只是鄧小平他們這些人，首先是我。有時候我比他們更“頑固”一些，更“好戰”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時候他們比我更厲害一些就是了。
3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澤東修改的《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八評”文章。文章最末一段寫道：“我們願意奉勸蘇共領導同志，過去有多少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都被丟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你們何必一定要跟著他們的腳印走呢？”赫魯曉夫看後，大發雷霆。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筆墨較量進一步升級。
毛澤東用“九評”駁倒赫魯曉夫
1964年4月3日，蘇聯方面公開發表了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在全會上的反華報告，《真理報》還配發了一篇反華社論。對此，毛澤東在5月27日政治局常委會上說，鑑於赫魯曉夫大反華的趨勢，我們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評論，可以考慮：第一，從十月革命講起，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首次變為實踐；第二，分析蘇聯社會狀況，分析其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第三，剖析蘇共領導集團的變化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產生、形成和發展；第四，批駁全民黨、全民國家的謬論，這是赫魯曉夫篡改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核心；第五，論證赫魯曉夫搞的是假共產主義。接著，毛澤東問吳冷西“九評”寫得怎樣了？吳冷西回答說：“已經反覆修改多次，還不滿意。”毛澤東說，不要緊，要認真分析，充分論證，使人駁不倒，不要匆忙，但要抓緊。
6月8日，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再次問“九評”寫好了沒有。鄧小平回答說，秀才們苦得很，改了一次又一次，快成形了，還需要再作些修改。毛澤東說，醜媳婦不要怕見公婆，梳妝打扮好了才出來，披頭散髮也可以。只要大致可以，就拿出來請大家一起修改。7月初，鄧小平將起草小組修改了多次的稿子送給毛澤東審閱。經毛澤東再次修改後，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的“九評”文章。
第二天，毛澤東在常委會上說，“九評”發表以後，我又看了一遍。裡邊講到社會主義社會里面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反覆的。但是不能說這個鬥爭越來越尖銳，不能像斯大林過去曾經提的那樣。而應該看到，這個鬥爭是高一陣低一陣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時又比較緩和，總之是波浪式的。這一點應該明白。接著，毛澤東又問吳冷西“十評”和為召開兄弟黨會議準備的那個綱領草案怎麼樣了？吳冷西回答說：“正在起草。‘十評’比較難，綱領也比較難，牽涉的問題比較多。”毛澤東說：你們反正是螞蟻啃骨頭，要啃，要想辦法把這兩篇東西搞好。“十評”要準備發表。那個綱領草案要準備跟兄弟黨商量，在商量之前，我們要拿出一個草稿來。這時，鄧小平說道：除了上述兩個稿子外，秀才們還在起草對蘇共中央6月15日來信的覆信。恐怕首先要把覆信寫出來，因為蘇共來信已有一個月了。毛澤東聽後，當即同意了鄧小平的建議。
不久，給蘇共中央的覆信的草稿被送到毛澤東那裡。針對蘇共將要召開26國籌備會議，毛澤東在覆信的末尾加寫道：
“你們既然下定了決心，大概就得開會吧，如果不開，說了話不算數，豈不貽笑千古嗎？這叫做騎虎難下，實逼處此，欲罷不能，自己設了陷阱，自己滾下去，落得個一命嗚呼。不開吧，人們會說你們聽了中國人和各個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勸告，顯得你們面上無光。要是開吧，從此走入絕境，再無迴旋餘地。這就是你們修正主義在現在這個歷史關節上，自己造成的絕大危機。你們還不感覺到嗎？我們堅信，你們的所謂大會召開之日，就是你們進入墳墓之時。親愛的同志們，我們願意再一次誠懇地勸告你們，還是懸崖勒馬的好，不要愛惜那種虛偽的、無用的所謂‘面子’。如果你們不聽，一定要走絕路，那就請便吧！那時我們只好說：‘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7月28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發出了覆信。赫魯曉夫看到信後，當場就暴跳如雷。第三天，蘇共中央即致信中共中央，不僅拒絕了中共建議不要召開籌備會的勸告，而且還在回信中寫道：蘇共中央已經邀請26國（包括中國在內）兄弟黨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達莫斯科參加籌備會議，“即使26個共產黨中任何一個黨，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員會也將開始工作。”來信表明，無論中共同意與否，赫魯曉夫都要召開籌備會議。鑑於這種情況，經過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中共決定不參加蘇共中央召集的26國籌備會議。8月30日，中共將此決定正式通知了蘇共中央。
10月14日夜，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突然打電話給伍修權，要他以中聯部負責人身份，出面接待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聽取他的重要情況通報。因為中聯部機關已下班，伍修權只好在自己家的客廳裡接待了這位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見到伍修權後，立即神色詭秘地對伍修權說，他接到蘇共中央的指示，要向中共中央通報：赫魯曉夫由於“健康原因”已經下臺了。契爾沃年科離開後，伍修權立即將赫魯曉夫下臺的消息向楊尚昆作了彙報。隨即，楊尚昆又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毛澤東。
1964年10月16日，蘇共中央全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分別發表公報，宣佈解除赫魯曉夫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任命柯西金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也正是這一天，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這兩件事巧合地遇在了一起，使整個中國都處在一片歡騰之中。面對赫魯曉夫下臺和中國成功爆炸原子彈，毛澤東感嘆地說：“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可奈何花已開。”後來有很多人說，是毛澤東的筆墨和“九評”把赫魯曉夫轟下臺的。
閱讀更多 秦淮政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