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即便是沒有手術過程中醒過來的經歷，相信大多數人都能夠想象那種身體無法動彈、意識清醒卻無法通過任何方式向外界表達“他/她醒著”的極度恐懼。這就如同一具活屍，或具備最微弱意識的病人，他/她所有能夠發出活著信息的通路都無效了——這種深度絕望和無力感想必會在某個瞬間大過肉體的痛感。
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顯然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醫學難題，而更像是一種哲學問題：我們該用何種方式檢驗和體認他人清醒意識的存在？
譯/間黑男
校對/何裡活
原文/mosaicscience.com/story/anaesthesia-anesthesia-awake-awareness-surgery-operation-or-paralysed/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間黑男在利維坦發佈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1983年，波蘭醫生茲比格涅夫·雷裡嘉在連續進行23小時的心臟移植手術之後，疲憊地看著病人的生命體徵數據。圖源：Getty
唐娜·彭納（Donna Penner）曾經接受過一次手術，十幾年過去了，一些不能再小的小事，卻能在瞬間喚起她對那次手術的恐怖回憶。
比如，有一天她開車和女兒出門，她讓女兒去跑腿，自己就等在車裡，這時，她發現自己被反鎖在車裡了。這只是一次讓人彆扭的小意外，但唐娜卻突然陷入了深深的驚恐。她回憶說：“我開始尖叫，一邊揮舞雙手，一邊大哭，在那個瞬間我渾身顫抖。”
哪怕只是穿上不合適的衣服，也會加劇這份焦慮。唐娜如今55歲，住在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阿爾託納，她說自己“不會穿戴任何頸部收緊的衣物，穿上它們，我會感到自己就要窒息而死”。
如果在45歲生日前唐娜沒有接受那次小手術，她也許不會留下這樣的“後患”。她是當地一家卡車運輸公司會計部門的員工，當時剛剛辦完女兒的婚禮，正在被經期的血崩、痛經困擾，唐娜的家庭醫師建議她接受一次探查性手術（Exploratory Surgery），並藉此找到病因。
這本該是一次常規手術，但是出於某些原因，全身麻醉未能正常發揮作用。唐娜本應平靜地進入無知覺的狀態，但就在醫生對下腹部動刀的前一刻，她醒了過來。然而在麻藥的作用下，她的整個身體仍然處於癱瘓中，因此她無法向醫生髮出任何求救信號。
毫無希望的唐娜只能像是被凍住一樣躺在手術檯上，在外科醫生剖開她的身體進行探查手術的過程中，她被迫經歷了極大的痛苦。“當時我想的是，‘我完了，我今天一定會死在這裡，就死在這個手術檯上。我的家人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怎樣度過死前最後這幾個小時的，因為沒人能知道我到底經歷了什麼。’”
這種無法擺脫的心理創傷至今仍然極具破壞力，不僅會被細微的小事誘發心理崩潰，而且讓唐娜“每晚都會做兩三個噩夢”。唐娜也不得不辦理了傷病離職，失去了經濟獨立能力。十幾年過去了，她開始懷疑自己永遠無法真正逃離那天的陰影，“這就像是一次終身判決。”
長久以來，麻醉意外醒覺（Anaesthesia Awareness）都被籠罩在一層迷霧中。雖然唐娜這樣極端的案例很少，但今天有些證據表明，在接受手術的人群中有5%的病患在手術檯上是有知覺的——這個數字可能還更高。
由於麻藥還可能引發記憶缺失，大多數遭受這種痛苦的病患無法回憶起這段經歷——至於我們是否應該關注於這類不會被記住的意外，這不僅是個實際問題，更是個哲學問題了。
鑑於全身麻醉如今被廣泛應用，探索這些問題的結論越來越重要。倫敦聖喬治醫院的檔案主任，彼得·歐多爾（Peter Odor）說：“僅僅在英國，每年就有300萬人接受全身麻醉。換言之，此時此刻，在世界某處，很可能有個接受手術的病人意識其實是清醒的。”
在過去，人類對於麻藥原理的瞭解出乎意料地少。但是在今天，研究人員正在竭盡全力研究失去知覺的本質，以及麻醉藥物失效的條件，通過這些研究，學者們希望未來可以降低麻醉意外醒覺的風險。 不僅如此，當我們對麻醉狀態有了更深入的認知，未來人類甚至有可能反過來利用這種半麻醉、半清醒的狀態——這將成為一種醫學催眠技術。
讓我們先明確一點：麻醉是一項醫學上的奇蹟。早在古希臘醫藥之父希波克拉底的時代，醫師、藥師就在尋找能夠減輕醫療痛苦的方法。儘管當時的人找到了多種鎮靜劑，比如酒、鴉片，甚至毒芹屬植物，但它們的藥效並不可靠，大多數病患並沒有免於被折磨。
直到19世紀40年代，科學家發現了幾種似乎能產生鎮靜效果的氣體。一名來自波士頓的牙醫，威廉·莫頓（William Morton），對麻醉非常感興趣，他在這些氣體中特別注意到一種，並且在1846年於馬塞諸塞州總醫院進行了公開演示麻醉手術，這種氣體就是“硫酸醚”（Sulphuric Ether，在該歷史事件中，莫頓使用的氣體為乙醚，對應英文名稱“Ether”，通式為“R–O–R′”。而原文中的Sulphuric Ether直譯為“硫酸醚”，是為乙醚舊稱，於1540年被普魯士植物學家瓦勒留斯·科爾杜斯在無意中合成並命名）。實施麻醉後，儘管病患仍然可以含混表達出一些並不連貫的想法，但他的確報告說自己沒有感到疼痛，而是感到自己的皮膚“被鋤頭刮傷了”，似乎只有輕微的觸感。
1846年10月16日，威廉·莫頓與幾位外科醫生共同進行了一次公開手術，通過吸入乙醚氣體麻醉後，患者在無痛的情況下接受了頸部腫瘤的切除手術。這一天在醫學史上被稱為“乙醚日”（Ether Day）。圖源：Wikipedia
這次演示手術的新聞很快傳遍了醫學界，也拉開了現代麻醉的帷幕。隨後，諸如氯仿這樣更有效的麻醉劑也不斷問世，外科手術刀特有的恐懼、痛苦符號，似乎很快就成為了歷史。
“全身麻醉引發的是一種受控的無意識狀態，
這一狀態甚至比睡眠時的無意識程度更深，
也更加脫離現實。”
時至今日，麻醉師的處置範圍非常寬泛，既可以鎮痛，也可以削弱意識，麻醉師將根據具體的手術以及病患的特定需求來選擇藥劑的強度。
通常來說，麻醉師的目的並非剝奪意識，只是暫時消除把身體某部分的感知。所謂的局部麻醉技術，包括腰椎麻醉（Spinal Anaesthesia）和硬膜外麻醉（Epidural Anaesthesia），這兩種麻醉方式都是把藥物注射到脊椎的椎管內進行麻醉，從而麻痺下半身的知覺。今天的分娩手術、膀胱手術、髖關節置換手術都大量應用這兩種麻醉技術。
圖源：Wikipedia
你還可以選擇接受鎮靜劑麻醉——它可以讓病人進入一種放鬆、嗜睡的狀態，同時又不會完全消除意識。
相比之下，全身麻醉的目標就是剝奪意識，藉助藥物讓人進入一種無反應的昏厥狀態，或者引發一種受控的無意識狀態，比睡眠時的無意識程度還要深，而且更加脫離現實，期間的任何經歷都不應留下記憶。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麻醉學家羅伯特·桑德斯（Robert Sanders）把全身麻醉描述為，“很顯然是打算把一段時間從這個人的經歷中完全抹除。”
如今我們尚不能完全瞭解麻醉劑是如何消除知覺的，但目前普遍認為這些藥劑能干擾神經遞質（Neurotransmitters）的正常功能，也就是大腦中的一系列化學物質。這些化學物質可以激活或者抑制神經元的活動，特別是遍佈於不同腦區之間的信息交流。
就拿異丙酚（Propofol）來舉例——它是一種奶白色液體，用於全身麻醉，也用於製作幾種類型的鎮靜藥劑——這種麻醉藥劑似乎能加強γ-氨基丁酸的效果，γ-氨基丁酸作為一種抑制劑，本身就可以降低大腦某些區域的活動，並中止這些區域內的信息交流。 被抑制的大腦區域包括額葉（Frontal Lobe）與頂葉（Parietal Lobe），其範圍包含了大腦從前上方到腦後方的大片區域。
桑德斯的同事們最近進行了一項非侵入性大腦刺激實驗，用以演示上述藥物刺激讓大腦靜默的過程，實驗中，大腦通常對這種刺激產生反應的腦波，在異丙酚的作用下被明顯抑制住了。
桑德斯說：“麻醉藥物很可能還干擾了上行傳導通路（Ascending Spinal Pathway）中的信號。”如果接收不到這些信號，意識就像一塊空白的熒幕那樣暫時罷工，無法對身體的任何信號作出反應，更別提處理並回應這些信號了。
上行傳導通路又稱感覺傳導通路，感覺衝動經過周圍神經傳入中樞，通過脊髓、腦幹中繼之後，最後到達大腦皮質。圖源：Pinterest
當然，在臨床手術中，醫療人員需要考慮很多複雜的情況。麻醉師會選用一種藥物引發昏迷，並選用另一種藥物維持住昏迷的狀態，在此過程中他們需要考慮到很多因素——病患的年齡、體重，是否吸菸，是否吸毒，所患疾病的特徵——最終確定用藥與用量。
很多手術還用到了肌肉鬆弛劑，比如神經肌肉阻滯劑（Neuromuscular Blockers），在英國，接近半數的全身麻醉手術都在用這類藥劑。這類藥物可以暫時引起軀體麻痺，不僅能夠防止手術被痙攣或神經反射干擾，還不需要提高麻醉藥物的劑量，避免過度用藥引發危險。
至於那些需要在氣管中插入導管的手術，神經肌肉阻滯劑也可以用於緩解不良反應，既可以確保手術過程中氧氣或霧化藥物通過氣管，還可以避免胃酸倒反進入肺部。但是，一旦麻痺藥劑暫停了橫膈膜與腹部肌群的機能，病人就必須藉助呼吸機輔助呼吸。
圖源：The Irish Times
以上這些複雜情況都讓麻醉既是一門科學，又像一門藝術。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麻醉效果都相當出色。如今距離莫頓進行公開演示手術已經過去170多年，每年有幾百萬病人接受全身麻醉手術，而且在術後被成功喚醒。如果不是全身麻醉技術的進步，很多創傷性的救生手術是根本不可能進行的。
然而，對於任何醫療手術來說，都要面對複雜的狀況。很多人可能天生就很難被麻醉，這就意味著藥物不能將大腦活動降低到意識消退的程度。
另外，對於某些臨床情況，比如引發大出血的重傷，麻醉師出於患者生命安全的考慮，可能不得不減少麻醉劑量。
同樣極具難度的一項操作是估計不同麻醉藥物的劑量與作用時效，因為必須確保所謂的誘導劑量（Induction Dose，也就是能讓病人睡去的麻醉藥物）不會在維持劑量（Maintenance Dose，也就是保持病人無意識狀態的麻醉藥物）開始發揮藥效之前就失效。
有些時候，在手術醫生拿起手術刀之前，病人可以抬一抬腿，甚至說幾句話示意麻醉師藥物並未起效。但如果病人接受了神經肌肉阻滯劑，就無法做出這種求救行為。於是一小部分人的結局，只能是在手術全過程中或者一段時間內，清醒地躺在手術檯上，默默忍受痛苦而無法求救。
圖源：The New York Times
唐娜和我打了一通長長的電話，她坐在加拿大的家中，將自己的不幸經歷講給我聽。
她告訴我，雖然她曾經還接受過一次全身麻醉手術，那時並沒發生意外，但是出事那天，在手術的準備過程中她感到很焦慮。當時她被推進手術室，躺在手術檯上，接受了第一次麻醉注射，很快就沉沉睡去，腦海裡只是想著：“麻醉開始了。”
當她甦醒時，她可以聽到護士圍著手術檯在說著什麼，她感覺到有人在用力自己擦洗的腹部——她還以為手術已經結束了，他們只是在做清理。“當時我心裡想著，‘你看吧，你只是在胡亂擔心而已。’”但是，當她聽到外科醫生請護士遞給自己一把手術刀的時候，一下子就意識到了現狀：手術根本沒有結束，甚至都沒有開始。
緊接著，她感到醫生在切第一刀的時候，刀鋒劃開了自己的肚子，瞬間引爆了巨大的疼痛感。她想坐起來，她也想大喊——但由於神經肌肉阻滯劑正在發揮藥效，她的身體還處於麻痺狀態。 唐娜告訴我：“我感到非常非常無助，我什麼也做不了。我不能動，我不能喊，我甚至不能睜開眼。我試著哭出來，讓眼淚在臉上滑落，我想著那樣他們會察覺到異樣。但是我連眼淚都流不出來。”
最終，她集中全部注意力想動一動自己的腳，她的一隻腳做出了非常輕微的扭動，而且一名護士把手放在了她的腳上，唐娜頓時鬆了一口氣。但是就在唐娜再次讓自己的腳動起來之前，那位護士已經把手移開了。她不停地努力，讓護士先後3次把手放在自己的腳上，但結果都是一樣的。“當我發現這就是唯一能和外界交流的方法，而且這根本不管用的時候，我非常非常沮喪。”
這種挫敗感極其巨大，她說：“我感覺就好像有人坐在我身上，死死按住我，而我什麼都做不了，毫無希望。”
“我感到非常非常無助，我什麼也做不了。
我不能動，我不能喊，我甚至不能睜開眼。”
唐娜的痛苦，理應在醫生結束手術時停止，然而她的痛苦不只來自刀傷。隨著神經肌肉阻滯劑逐漸失去藥效，她開始用舌頭舔嗓子裡的那根塑料輸氣管。她想，也許這種方法終於能告訴醫護人員：她還清醒著。
然而醫護人員沒有從這一舉動中看出異樣，反而做了個錯誤的判斷，過早地取出了那根插入式輸氣管，然而在那個時候，唐娜體內的麻痺藥劑還沒有失效，她的肺還不能夠自主呼吸。“所以當時的狀況是，我躺在那個手術檯上，而他抽走了我的生命線，氧氣來源一旦被切斷，我根本不能呼吸。”唐娜說，當時她覺得自己一定會死。
從那一刻開始，唐娜感覺手術室在慢慢遠離自己，她體驗到了一種“靈魂出竅”的感覺。作為一個基督徒，她說當時覺得上帝就在自己身邊。直到醫護人員重新給她插入輸氧導管，她才終於回到手術室，終於清醒過來，也終於哭了出來。
痛苦、恐懼，以及絕對的無助感直到今天仍然徘徊在唐娜心裡——這些心理創傷讓她不得不辦理了傷病離職。這意味著她喪失了經濟獨立能力，喪失了自信，也不得不放棄掉她和丈夫多年追逐的一些夢想和希望。“我坐在家裡，每天看著所有那些鄰居一大早匆忙奔出家門，匆忙發動汽車，匆忙上班，而我卻不行，這一切對我來說太艱難了。”
圖源：Andrea Ucini at Anna Goodson Illustration for Mosaic
如今，世界各地都有醫療組織嘗試記錄類似唐娜這樣的悲慘案例，其中，華盛頓大學西雅圖分校的麻醉意外醒覺檔案處進行了相當詳細的分析工作。該組織成立於2007年，今天已經蒐集到340多份報告——大多數來自北美——儘管這些報告書是保密的，但一些細節還是被髮表在一篇論文中，這些案例非常具有啟發性。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7091217310176）
幾乎所有經歷這種痛苦的病患都提到，他們在全身麻醉之後仍然能聽到人們說話的聲音，或者其他響聲 （因為病患在手術中通常都是閉著眼的，所以視覺經歷相當少見）。
圖源：The Weinstein Company/youtube
其中一名病患說道：“我聽到外科醫生在播放音樂，我一直暈沉沉地在想，他為什麼選擇在手術中播放這類音樂。”另一名病患說：“我聽到周圍有幾個人在交談，他們似乎很慌張。我聽到他們說，就要失去我了。”
也許你已經猜到了，在這些報告中，
超過70%的案例都涉及到在手術中忍受巨大的痛苦。比如其中一位病患寫道：“我先後感受到4個切口在被剖開時，帶來的那種刺痛和燒灼感。好像先用一把鋒利的小刀切斷手指，緊接著那種燒灼的痛感隨之而來，疼得無法忍受。”另一位病患的手術需要在股骨上開一個大洞，這位病患回憶道：“手術中有兩個細節我記得非常清晰。其中一件，當時我先聽到鑽頭的聲音，感到疼痛，然後感到鑽頭引發的震動傳遍我的整個臀部。第二件事，是當他們一下一下把鉚釘釘進我的大腿的時候，我的腿隨之產生的震動。而那種疼痛是超出我想象的，世上怎麼可能存在那樣的疼痛……”
然而，這些病患中大多數人認為最讓他們痛苦的事情，是神經肌肉阻滯劑帶來的麻痺效果。首先，這種藥劑給你的第一感覺是自己無法呼吸——對此，其中一位病患說，“那種恐懼感是人類承受不了的。”
接著，它將造成一種無助感。另一位病患回憶說：“我的腦海裡充滿了各種喊叫聲，比如，‘難道他們不知道我醒著嗎？！’或者，‘快睜睜眼給他們一個信號！’”
圖源：The Weinstein Company/youtube
因為這些病患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明明醒著卻不能活動，這就進一步加劇了他們的恐慌。華盛頓大學的克里斯托弗·肯特（Christopher Kent）就是這篇論文的作者之一，他說：“這些病患根本沒有任何可能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他還說，其結果是讓很多病患開始懼怕這就是他們臨死前的那一刻。“這可以稱得上是最糟糕、最可怕的麻醉體驗。”
如果要估計麻醉意外醒覺的發生概率，根據所用統計方法的不同，得到的數字可能也相差很大，如果根據病患術後報告的數量進行估算，這種意外的發生概率似乎非常低。
由英國和愛爾蘭麻醉師協會進行的第五次全國性審查，是該領域規模最大的調查之一，在英國與愛爾蘭境內的所有公立醫院都必須上報本年度所有的麻醉意外。在2014年公佈的結果中，當年接受麻醉的所有病患中，發生麻醉意外醒覺的比例是每19000人中僅1人。如果算上麻痺藥物造成的意外，這一比率會更高，大約每8000人中1人會遭受意外，畢竟麻痺藥物可能會阻止病人向醫生髮出求救信號。
（academic.oup.com/bja/article/113/4/527/230769）
“可能還有更多的人在手術中是清醒的，
但他們在術後忘記了曾遭受過痛苦。”
這些看似並不高的概率數字的確讓人安心，就像當年媒體在報道中所稱，病患在手術中出現麻醉意外醒覺的概率，甚至還沒有死於手術意外的概率高。這一數字似乎也印證了很多醫生的猜測，他們認為麻醉意外醒覺的風險距離人們很遙遠。
然而，這些數字很可能低估了實際情況，在倫敦聖喬治醫院彼得·歐多爾給我解釋了其原因。首先，這一系列調查依賴病患自行向醫院報告手術中的麻醉意外——但很多人很難主動面對這樣的意外，或者根本不願想起來，他們寧願把這樣的經歷遠遠拋在腦後。
另外，還要考慮到麻醉藥物引發的記憶缺失， 歐多爾說，“麻醉藥物不僅可以干擾人們的記憶能力，而且，消除記憶所需的劑量也比消除意識所需的劑量少。因此，在麻醉時記憶很可能比意識更容易被消除掉。”
換句話說，可能還有更多的人在手術中是清醒的，但他們在術後忘記了曾遭受過痛苦。
為了研究這一現象，學者曾經提出過一種被稱之為“前臂隔離法”（Isolated Forearm Technique）的研究方法。在麻醉之前，醫療人員在病患的前臂上綁一條止血帶，藉此推延麻醉藥物到達前臂的時間。也就是說，在一段時間內，患者仍然可以用手做出動作。這樣一來，醫療人員可以通過要求患者攥拳或打手勢的方式，詢問他們是否還有意識，或者詢問他們是否處於痛苦之中。
在手術中應用前臂隔離法。
圖源：Springer Link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桑德斯最近與來自美國、歐洲、新西蘭的6家醫院合作，共同發起此領域目前規模最大的一項研究。在研究觀察的260名病患中，有12名病患對研究者的第一個問題做出了確認反應，也就是4.6%的病患在手術中仍然保有意識。
與全國性審查公佈的數字相比，這一比率高出了數百倍。不僅如此，在這些手術中保有意識的病患之中，每10人中就有4人——佔全體受調查病患的1.9%——在研究者詢問是否感到疼痛時給出了肯定的答覆。
這一結果讓人在倫理層面上左右為難。對此，桑德斯說：“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和受訓中的麻醉師聊天，我都會談到這個哲學問題——如果病人不會記得這一經歷，我們有必要在意這件事嗎？”
桑德斯說，至於那些在前臂隔離法實驗中有疼痛反饋，但術後無法回憶起手術經歷的病患，目前並沒有證據表明這些人隨後出現了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或出現其他類似唐娜的心理障礙。
由於並不存在不良後果，人們可能會認為在手術中暫時保有意識的確是不幸的，但同時也沒必要對此敲響警鐘。然而桑德斯的研究讓他很不安，他發起了一次民意調查，徵集公眾對這一問題的意見。桑德斯說，人們的觀點千差萬別，“大多數認為，僅僅是忘記了這一痛苦經歷仍然不足以讓他們安心。相反地，也有人認為只要事後不記得，這就不是什麼問題，持這一觀點的人雖然相對佔少數，但人數依然驚人得多。”
對此，桑德斯認為，“患者是期待自己能在手術中失去意識的，而我首先是一名研究人員，我希望瞭解麻醉藥物的藥理，另外，我也是一名臨床醫生，我希望提供高質量的醫療護理並且滿足患者的預期。因此，我有責任去搞清楚如何平衡藥劑與身體反應，搞清楚真實的意外發生概率，搞清楚這對病患真正的傷害是什麼，搞清楚病患到底會不會受到傷害，搞清楚我們有哪些辦法能阻止這些傷害。”
圖源：Andrea Ucini at Anna Goodson Illustration for Mosaic
無論怎麼說，考慮到絕大多數病人在全身麻醉手術之後不會留下經歷痛苦的記憶，那麼至少存在一種危險，那就是將麻醉意外醒覺報道出來——比如本文——引發病患在手術前經歷不必要的焦慮。
在最壞的情況下，這樣的恐懼感甚至可能讓一些人拒絕接受非常必要且必須的醫療手術。當然，桑德斯與其他麻醉學家都強調術後能明確回憶起手術過程的風險很小，但如果你對此很焦慮，你應該與醫院的醫療人員談一談你的擔憂。
對於是否應該讓這一現象被傳播到公眾的視野裡，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辯。華盛頓大學檔案處的報告書表明，對於一些遭遇意外的病患，由於他們手術前對麻醉意外醒覺知之甚少，其痛苦被成倍放大了。他們會認為之所以自己保有意識，是因為這就是瀕死前的一刻。也許，如果他們在手術前就提前知曉這樣的風險，一旦意外發生，至少可以減輕驚慌帶來的那一部分痛苦。
如果人們進一步瞭解麻醉意外醒覺，也許還能讓醫療人員更好地幫助經歷了這一痛苦的病患。包括唐娜在內，很多經歷這種痛苦的病患都感覺到自己的遭遇被專業的醫療人員誤解了，甚至是被他們無視了。
對此，華盛頓大學檔案處的統計研究發現，在那些記得自己經歷了麻醉意外醒覺的人之中，75%的人對於醫療人員在術後的回應很不滿，51%的人表示無論是外科醫生還是麻醉師都沒有對自己的慘痛經歷表示同情。在這一人群中，只有10%的人在術後得到了抱歉的回應，只有15%的人在術後得到了心理諮詢的幫助，或者創傷應對的相關幫助。
“至少存在一種危險，
那就是將麻醉意外醒覺報道出來——比如本文——
引發病患在手術前經歷不必要的焦慮。”
唐娜說，在她接受手術的那家醫院，很多員工對於她收到的創傷感到困惑不解。當她甦醒後，她曾經嘗試告訴護士自己經歷了什麼，但是護士們只是靜靜地站在原地沒有反應。唐娜說，“我永遠無法忘記她們的表情，就好像她們嚇傻了，她們完全不知道改如何應對這樣的情況。”唐娜把這些都歸因於醫療人員們並沒有接受與這一現象相關的培訓和教育，對此領域也缺乏瞭解。
多年後，如今的唐娜終於積攢了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她正在嘗試修正人生中的這個意外，她將與加拿大的多所大學合作，一起給在校的醫生們普及麻醉意外醒覺的知識，以及幫助病患的最優應對方式。“我希望他們有所準備，因為當意外發生，你需要知道自己該如何應對那些病患，而這正是那些病患在術後恢復過程中關鍵的一步。”
圖源：Medium
就像研究人員正在用前臂隔離法瞭解引發無意識狀態的最優操作程序，所有努力的終極目標，是防止這類悲劇再次發生。桑德斯認為，“
也許存在著一些特定的麻醉藥劑組合，能恰好混合幾種麻醉效果，讓病患與周遭的感官世界更好地分離開來”。如果我們能對麻醉狀態認識得更深入，甚至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反過來利用半清醒、半昏迷的狀態，在手術中得到病患的一些反饋，幫助進一步治療。在一些對照臨床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某些醫學催眠手段的確可以對病患的手術體驗產生影響——既然如今麻醉藥劑正面臨一些問題，也許正是實踐新的催眠手段的良好時機。
在全身麻醉中，儘管遍佈大腦的電信號似乎是受到了嚴重阻礙，但有證據表明在一部分腦區——包括聽覺皮層在內——仍然保持著靈敏的反應，這也許意味著在病患進入麻醉狀態後，醫療人員可以在手術過程中給病患鼓勵甚至是建議，幫助他們減輕術後的痛苦。
雖然眼下的研究認為這種可能性並不高，但是德國耶拿大學醫院的詹尼·羅森達爾（Jenny Rosendahl）和她的同事正在收集所有相關的有利證據。經過綜合分析，他們發現在麻醉後繼續與病患交流是有意義的，雖然目前他們發現此舉對手術並不會產生驚人影響，但已經很顯著地改善了病患術後噁心、嘔吐的比率，而且減少了在術後用於緩解痛苦的嗎啡用量。
當然了，沒人會建議醫生在手術中故意讓病人保持清醒，但也許未來的某一天，在手術中更多的麻醉師將有可能利用大腦的一些能力獲取更多信息。而作為病患，我們在半夢半醒之間聽到、看到的經歷有可能改善術後的恢復過程，這的確是個令人興奮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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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微信號liweitan2014），神經基礎研究、腦科學、哲學……亂七八糟的什麼都有。反清新，反心靈雞湯，反一般二逼文藝，反基礎，反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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