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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儿子”第二次出国

1928年，严济慈张宗英夫妇和长子

现婿见诸名人，多问婿将如何继续，婿以不日返欧为对，因被等对婿现已均不作学生看待，欲往入任何实验室，必可望受欢迎，得此地步，在吉国人已非易事，吾人学稍有进，对国家责任，亦更加加重，尤宜努力前进。

——1927年7月11日严济慈致岳父

在回国的船上，严济慈再结善缘：他认识了画家徐悲鸿（1895-1953）和教育家李石曾（1881-1973）。

“有一天在甲板上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见他约30岁左右，是个斯斯文的中国人，就很高兴地问：‘您怎么认识我？’他回答道：‘您的相片登在巴黎晨报上，所有在法国的中国人都兴奋极了！然后又告诉我，他叫徐悲鸿’。”

在船上，徐悲鸿为严济慈画了一幅像。之后几十年，这幅画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两人也成为至交。后来，徐悲鸿又给他画了两幅画，一幅是马，另一幅是喜鹊登梅，是1935年严济慈当选法国物理学会理事时赠送的。

李石曾在西贡上船，住头等舱，船上有回国的约五十位中国留学生，他约见了徐悲鸿和严济慈。严济慈将自己的论文和刊登论文新闻的巴黎报纸送给他，李石曾高兴地称赞了一番。当时，他们都未曾料到，三年后的1931年，严济慈将成为李石曾创办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

1927年8月，严济慈回到上海；11月11日，他和张宗英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证婚人为李石曾、郑洪年。

回国一年间，严济慈在四所大学当教授：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中国公学（校长何鲁）、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为交通部前副部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校长张乃燕）。这四所学校分别位于上海和南京，而严济慈担任大学一年级至四年级的物理和数学，每周课时27小时，就这样每两周往返于上海和南京。

严济慈当时的薪资为每个月880大洋，他曾开玩笑说是这辈子工资最多的时候。但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10月，严济慈只教了一年书，还清了留学时欠的债，他选择再次出国。

“我再次去法国，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时局很不稳定；另一方面，我认为在20年代末期，中国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开头。中国最有发展的是地质，但那时地质主要是调查工作，生物学多是采集标本。我第二次出去，是要使自己更充实，使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

严济慈、张宗英在法国留影

1928年11月，严济慈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甲种补助金资助，将出生不久的长子严又光托付给岳父母，携夫人同往法国。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简称中基会）1924年9月在北京一所亲王府内成立，以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赔款所组织，旨在发展中国科学事业。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的剩余部分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用于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这是美国政府退还中国的第二笔庚子赔款，1908年的第一笔退款用于创建“清华学堂”及培训留学预备生。

严济慈成为“中基会”首批甲种补助金的四位获得者之一。在临行前的欢送会上，他说：“我这次是代替我的儿子出去的，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到了我的儿子这一辈，中国科学水平提高了，他们就用不着出国。”他将自己第二次赴法国做研究视为“博士后”。

在巴黎大学附近，严济慈夫妇租了一套公寓。他先在巴黎大学法布里物理实验室做研究，1929年来到到居里夫人实验室。居里夫人当时买了一架新显微光度计，他帮助安装好后，就利用这台仪器做了干涉现象的测量。这一年，严济慈将在法国留学的郑大章推荐到居里夫人作博士研究生。1930年8月，他到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戈登(Cotton)实验室，这里拥有世界最大的电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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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做科研的北平八年

1937年初，严济慈全家摄于北平（右边女孩为房东的女儿）

当时北京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很安静，又有这样的规模。北京人大半保持旗下遗风，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我是第一次北京，觉得北京是可以安定下来做工作的地方。那时的北京，所有要做官的人都赶往南京，所有赚钱的人都赶往上海，所以我决心留在北京。

——严济慈

1930月12月，严济慈夫妇从巴黎回到北平，先后被任命为北平研究所所长和镭学研究所所长，负责这两个新建研究所的筹办。

1927年，北伐成功后，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蔡元培在南京成立中央研究院，李石曾在北平成立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北平研究院办公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和福禄居，当时蒋介石北平行辕在中南海居仁堂。

1931至1938年，严济慈定居北平皇城弓玄胡同，每天步行到东皇城根42号的北平物理研究所，这里曾经是李石曾读书的地方，四合院内盖有一座三层小楼，每层16个房间、分属物理、化学、镭学、药学四个研究所，每个所人员不到10人，均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研究员，院内的平房是他们的宿舍。

北平八年，是严济慈一生中安心做科学研究的重要阶段，他每天晚上和星期天都在研究所工作。

在这段时期，严济慈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特色。他在实验室条件下对臭氧吸收光谱的研究、臭氧对紫外线吸收系数测定，震动国际物理学家，测定的系数被学界称为“严济慈系数”。自1930年代起，世界气象学家一直利用该系数作为探测高空臭氧层厚度变化的依据，直至1960年代才改用新方法。

根据严济慈的自述，从1925年到1938年，他一共发表了53篇论文，除两篇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其余的都在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的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1938年之后，他就没有发表过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了。“一个人最能干、最好的时间是30岁前后，绝不应该压制年轻人。”这是严济慈后来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研究的同时，严济慈悉心栽培年轻人才，他的助手钟盛标、钱临照、陆学善、顾功叙、吕大元等，都是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他带着他们做研究，教他们外语和专业知识，到他们能独立做研究时，就将他们送到欧洲去留学。

整个30年代，北平各大学物理系考选出国留学生。为了平衡各大学之间的利益，不在大学教书的严济慈命题了大多数的考试。他回忆说：”据我忆及，经我命题主考录取的一批留学生有，中英庚款考试录取者是钱临照、李国鼎、朱应洗、余瑞璜、彭桓武、王大珩、郭永怀、钱伟长、傅承义；中美庚款考试录取者有龚祖同、顾功叙、吴学蔺、方声恒；中法庚款考试录取者有钱三强 (1936年)等。他们后来大都成为优秀的科学家。”

1932年，严济慈参与创建了中国物理学会。1935年1月18日，法国物理学会通过全体会议投票，选举严济慈为法国物理学会1935、1936、1937年度理事。

1936年8月，23岁的钱三强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系主任吴有训教授将他推荐给北平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任助理研究员，月薪80大元，另兼所内无薪酬图书管理员；1937春，在严济慈鼓励下，钱三强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组织的公费留法考试，被录取为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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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赴法国

1930年代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 钟盛标、严济慈、陆学善、钱临照（从右至左）合影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将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我要和千千万万中国的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

——1938年初，严济慈回国途中，接受《里昂进步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的抗战

1937年5月，严济慈启程第三次赴法国，他有三项任务：一是出席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会，一是参加法布里教授的退休庆祝会，一是作为李石曾的助手参加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三是将钱三强引荐到巴黎大学。

严济慈到巴黎一个星期后，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国际文化合作会议保护各国古代文物议案的讨论中，他走上讲坛发言：

“各位先生，请大家注意一个现实问题。此刻，就在我们神圣的会议正在讨论保护各国文物古迹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已扬言，威胁要轰炸北京。北京是闻名于世的千年古都，我提请世界舆论公开谴责日本侵略者这一毁灭文化的罪恶性企图！”

9月，严济慈带领钱三强来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将他介绍给实验室新主任、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居里。

几个会议结束后，他筹划回国日程，南京沦陷的消息传来，朋友们劝告他留下，把家眷接到法国。“但我一想，国家处在生死存亡关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不能袖手旁观。我虽然不能拿起刀枪，但我有自己的岗位，可以用自己的知识为国家，为抗战效力。”

在巴黎期间，中共负责人吴玉章（1878-1966）来法国宣传中国抗战，经李石曾介绍，严济慈帮助吴玉章联系上法国著名物理学家、社会活动家朗万之教授，多次陪吴玉章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公共集会。

严济慈的言行给他和尚在北平的家人带来危险，他临时决定不在上海而是香港上岸，经越南到了昆明。当时熊庆来已从清华大学到云南大学做校长。经过考察，严济慈决定将北平研究院搬迁到云南。而他在北平的家已受日本特务的监视，在清华大学张子高的帮助下，张宗英带着父母和五个孩子，从北平、天津到香港，与他相会，再辗转到了昆明。

从北平到昆明，研究所搬迁过程仪器、书籍多有丢失，无法做研究。当时，应军政部兵工署要求，严济慈带领研究所职工为生产战时仪器，几年中，为前线制造了500架1500倍的显微镜、1000多具无线电报机稳定波频的水晶振荡器、300多套军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我国和盟国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制光学仪器。他说：“我们因此也培养了一批光学仪器和精密仪器制造的骨干，抗战胜利后，这批人到了东北、西安、上海、北京，成为当地办光学研究所的骨干。”

1945年，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向两位科学家严济慈和林可胜（1897-1969）授予勋章。1945年6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严济慈作为访问教授赴美国考察访问。1946年2月回北平后，着手北平研究院和恢复和重建；1948年3月，他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担任中国犒赏会理事长、北平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长。

1948年9月，从北平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之后到了昆明，与尚滞留昆明的夫人张宗英和3个儿子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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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生命新篇章

1949年9月，科学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合影。前排左一为：曾昭抡；第三排左三为严济慈

1948年12月的一天，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严济慈长子严又光，在清华园里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舅舅张宗麟（1899-1976）。张宗麟是张宗英的叔伯哥哥，时任接管清华大学的军代表，他对严又光说：“赶快打电报叫你父亲回来……”

接到儿子“麟舅盼晤”的电报，严济慈立即从昆明到了香港，等待一个多月后，1949年3月20日，他和李达、曾昭伦等民主人士，乘坐第一艘北上天津塘沽的“宝泽号”海轮，3月27日抵达天津，再转赴已经解放的北平。

1948年11月29日，国共平津战役打响，国内局势风云际变。南京民国政府紧急出台“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抢救人员包括各大专院校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国内外有学术杰出贡献者并自愿南来者等，严济慈、钱三强榜上有名。

在解放区，在周恩来的亲自部署下，一场周密安排的护送在上海、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的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实施。

1948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先后乘飞机离开北平；但包括清华大学教授钱三强在内的学者，谢绝离开。而已在南方昆明的严济慈，却辗转到香港，再北上。

1949年5月6日，在北平，严济慈应邀出席全国民主青联第一次代表大学，在会上做了《青年与科学》的报告；随后，参与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筹委会工作并任秘书长；7月，他被科代会推荐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

1949年9月初，郭沫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看望严济慈，畅谈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前景，并请他参加中国科学院的组织领导工作。他很犹豫，他还想在科研一线工作。他对郭沫若说：“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从此结束了。因此我希望您另觅人选，我也不擅长这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回答：“你的话是对的。要说不擅长此道，我又休学又是当院长的角色呢？不过倘我们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那么我们的工作还是值得的，甚至不亚于我们对科学的贡献，岂非更大的好事？”并暗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代表党和人民对您的信任。”

这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49岁的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长期从事科研组织工作。

1952年至1954年秋，严济慈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带领一批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在白山黑水间开创共和国的科学事业。1955年，他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8年春，中科院力学所“三巨头”——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郭永怀、党委书记杨刚毅——在北京万寿山开会，钱学森提出：虽然所里刚回国的专家实力非常强，但不能只靠他们，必须创办一所学校培养学生，他们随即向郭沫若院长提出成立星际航行学院。

5月3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呈递了创立一所新型理工科大学的报告，目的是改变过去的教育方式，将教育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利用科学院的科研力量，培养国防尖端科学技术人才，并建议由郭沫若院长、黄松龄副部长，以及吴有训、严济慈、杜润生、赵守功等7人组成筹备委员会。5月21日，聂荣臻指示同意，并请中央批准；6月2日，邓小平总书记指示：书记处会议批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这所大学。

1958年 9月20日，在北京玉泉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郭沫若校长提出“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严济慈、吴有训、华罗庚、钱学森、郭永怀等兼任科大教授；1961年，严济慈出任科大副校长，同年出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校务。

严济慈在科大礼堂的讲课，空前盛况，传为一时美谈。

“我1927年第一次从法国回来教书一年，以后再没有到大学里教书，这是31年后再次上讲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13个系”，我给8个系500多学生讲力学和物理，每周3堂课、每堂课2个小时，共6小时，在礼堂讲，但来听课的人有六、七百人，附近一些大学的助教和学生来来听课，我一共讲了6年。”

严济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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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8月24日，身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许德珩和严济慈曾被红卫兵训斥；1969年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被迫迁出北京，辗转到合肥，损失惨重。

“文革”十年，严济慈基本上待在家里，在凄风苦雨、前途未卜的日子里，他写了一本高等教育参考书《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他也经历了痛失师友亲人之难。

1966年2月，胡刚复因病在天津去世；1969年2月3日深夜，“资产阶段反动学术权威”熊庆来在中关村家里去世，终年76岁。接到熊庆来先生儿子熊秉群的电话，他在一个小时内从城里赶到中关村，在先生遗体前默默哭泣；1973年9月13日，80岁的何鲁在北京家中的书房写作时，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1971年9月7日，70岁的严济慈遭受致命打击：二儿子严双光在成都飞机制造厂（132厂）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张宗英日夜恸哭。他不仅强忍痛悲痛安慰老妻、寡媳，还要抚育儿子身后的一对孤儿。

家国勘忧，他的头发很快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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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 我的掌上明珠”

1979年4.2-5.18 应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在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讲学。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灾难深重的中国科学和教育迎来了春天，年逾70的严济慈老骥伏枥，承接青黄，先后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创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

1977年7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会议，严济慈副校长在开幕式上鼓舞士气，赞扬科大在困难时间做得很好，比其他名校还好，给苦难深重的科大师生以极大安慰。

此后，他积极投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第二次创业之中，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筹建小组主任，领导一班人在北京玉泉路科大旧址创建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

1978年3月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北京正式成立，严济慈出任院长，为被“文革”耽误的学子创造机会，开辟留学新通途；7月，他邀请中科大前英语教师、60岁的李佩出任研究生院英语教研室主任；邀请外籍教师；1979年春，他邀请华裔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先生，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讲学。

李佩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郭永怀先生的夫人，1956年，郭永怀李佩带着5岁的女儿郭芹，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祖国北京，郭永怀出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李佩1961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英文教师；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基地回北京，因飞机失事逝世；1969年底，仍然受到审查的李佩随中国科学院从北京到合肥，直到1978年4月才返回北京。

严济慈邀请60岁的李佩任英语教研室主任。李佩说自己不是教授，怎么可以？

“为什么不行？”严济慈反问。

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正式建交；10月，中科院外语教研社的美国外教Mary Van de Water对李佩说：学生们的专业都很强，英语水平也不错，为什么不让他们试试申请自费留学？如果能被美国大学录取为博士，很容易得到资助。

在研究生院的支持下，李佩和Mary协同努力，一年之内，100多位研究生院的学生漂洋过海，赴美国留学。消息传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纷纷产效仿，一条崭新的自费留学的道路被开辟出来。

1979年4月2-5月18日，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邀请，李政道教授在系统讲授了“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两门课。授课过程中，他发现部分学生素质很好、中国派遣留学有困难等情况，向严济慈建议：

“为什么不派正式的研究生呢？这样做既可得以学位、又受到和美国学生同样的训练，至少在理学院，还可以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不用中国政府出钱。”

1979年，严济慈和李政道联合发起、领导创建为中美联合招考赴美物理学研究生项目（CUSPEA, 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该项目实施十年间，为中国培训近千名物理学高级人才。

1980年2月，严济慈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学第二任校长；同年7月，他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科大第一副校长李昌，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第二次中科大工作会议，确定高水平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培养目标；1983年11月，他上书邓小平总理，要求将中科大增殖为“七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十所大学之一，邓小平同意。

1985年4月，84岁的严济慈不再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实际领导职务，转任大学的名誉校长；1988年5月，他为大学创建三十周年题词：“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这应该也是他一生求学、研究、培育人才、创建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写照，也是他对未来中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期许。

1991年8月30日，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严济慈被法国总统授予“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1991年12月，90岁的严济慈从北京到合肥，冒雪参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来参加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验收大会。他说：中国科大是我的掌上明珠。

1992年，国家在“八五”计划纲要中提出要“努力建设好一批重点大学”，91岁的严济慈致信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万里委员长，陈述理由，要求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列入国家“八五”期间重点支持校，获得批准。

1996年11月2日，严济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百年之光

1992年海内外物理工作者联谊会上江泽民、杨尚昆与严济慈交谈

1910年代，严济慈在上海中学读书，英文老师傅东华为少年天才的他取字“慕光”，意为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他喜欢如此喜欢这个“字”，1923年10月-1927年8月留学法国的四年中，他给未婚妻张宗英写信的落款均为“慕光”；从巴黎大学做物理学研究生开始，“光学”是他的主要领域；他的六个儿子均以“光”赋名：又光、双光、（三子夭折）四光武光、陆光；从大学的课堂和大学的创建者、领导人，他用智慧之光照亮几代中国科学人才。百年回首，他一生为光。

（2019年2月25日23点 第三稿）

1. 金 涛：严济慈先生访谈录 中国科学院内部刊《院史资料与研究》1995年第4期

作者单位：金 涛（科学普及出版社，北京，100081)；修改版：(中国科技史料China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年第 20 卷第3期 Vo1.20 No.3 1999）

2. 严武光严陆光：严济慈与中国科学界《中关村回忆》http://www.cas.cn/zt/kjzt/zgchy/；

http://www.cas.cn/zt/kjzt/zgchy/dybf/201111/P020111115398873164828.pdf

3. 《中国院士笔迹录 严济慈：法兰西情书——爱国爱家爱人》解放军出版社

4.【“五一口号”·记忆（25）】北上北上

http://dangshi.people.com.cn/n1/2018/0423/c85037-29944427.html

5. 张 沪：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http://www.yhcqw.com/28/402.html

6. 《亲历者的记忆》试读： 杨奇——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秘密北上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10707396/

7. 《风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收税官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风雨同舟》 2004年第10-11期。

胡刚复1909年考取第一届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国哈佛大学读书，1914年参加创建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191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

1917年，随着中国科学社的创办人何鲁、胡刚复、杨杏佛、竺可桢、周仁、秉志等，陆续学成归国，中国科学社迁到上海大同大学；1920年前后，南京成贤街文德里的一处官产，成为中国科学社新社址，建成图书馆和演讲室，胡刚复兼任中国科学社图书馆馆，正在南京高师读书的严济慈，受胡刚复信任，经常出版书馆，帮助图书、编目分类，受到杨杏佛、何鲁等诸位先生指导，有时甚至代为《科学》月刊初审稿件。

1923年毕业时，严济慈破列被接收为中国科学会正式会员，他说：“之所以说破例，是当时有规定，凡是未出国留学人员加入中国科学社，只能称‘仲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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