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巴黎進行閱兵的外籍軍團
二戰結束後，剛剛光復的法國政權開始醉心於殖民帝國的重建。無論是北非的阿爾及利亞，還是遠東的印度支那地區，都急需大量法國殖民地部隊進駐，以鞏固法國對這些傳統勢力範圍的控制，重新樹立“法蘭西的榮耀”。為了再次掌控這些殖民地，法國外籍軍團作為法軍殖民地部隊的精銳之師，其歷史傳統註定它要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二戰初期，維希政權為討好納粹德國，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將軍團中近1萬名德國士兵遣散，規模將近部隊員額的一半，造成了外籍軍團實力的重大損失。同時，一部分的外籍軍團部隊加入到自由法國戰鬥序列(尤其是外籍軍團第13團，是自由法國武裝力量創建之初唯一成建制加入的外籍軍團部隊)，外籍軍團的國際化性質及其勇猛頑強的作風，對於當時主要依靠殖民地部隊作戰且面臨士氣與盟國信任問題的自由法國領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軍團力量薄弱的現實與領導層的重視，使得外籍軍團的徵兵工作在戰後立即被法國軍方視為當務之急。
解散後被繳獲的外籍軍團軍旗
然而，在二戰戰後荼毒過的歐陸，各國人民普遍厭惡戰爭，而且適合入伍的青少年本身也極為缺乏，被各國政府視為戰後重建的重要人力資源而加以嚴格保護。以外國人為主要作戰力量的外籍軍團面臨著徵兵無門的窘境。而德國作為外籍軍團傳統的兵員出產地，那些年齡尚輕卻有著豐富從軍經驗，且在盟國佔領下飽受社會排擠及佔領者猜忌的退役德國軍人是其易於招募的不二人選。在這種情況下，法國軍方在自1945年大舉攻進德國本土時起，便在德國境內秘密開設徵兵點和轉運中心，以向外籍軍團大量輸送德籍傭兵。為了能夠在保密前提下滿足軍團的大量徵召需要，大量法國徵兵人員被派到德國境內，以各種手段吸引德國青少年秘密地參軍入伍：
“在（德國）投降後不久，打著法國紅十字會標記的海報就在帕拉提納的每個車站貼得到處都是，都是邀請德國青年加入外籍軍團的。在朗道的一家小旅館裡，說著一口地道德語的熱心法國人把入伍合同展示給德國人看，慷慨地把一瓶瓶好酒往他們喉頭汩汩灌下，承諾給他們一份不錯的薪水以及年老後有保證的退休待遇，描繪著5年服役期滿後的大好人生。”
為了能夠更有效率地徵召士兵，徵兵官員甚至組團深入到盟軍戰俘營中，利用德軍俘虜的絕望心態，說服他們為軍團服務來換取出路，如當時一名受到徵召的俘虜兵的回憶：
“1946年5月23日，有一個委員會到了我們戰俘營裡。他們講著蹩腳的德語。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在軍團裡幹了20到25年了。他們跟我們宣講加入外籍軍團的事情。他們許諾說我們會吃得很好，有跟法國士兵一樣的待遇、休息和假期。我們必須參軍五年。我當時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離開戰俘營，在那兒人是會被活活餓死的。我跟其他22個人一起簽字加入了外籍軍團。”
然而，隨著1946年印度支那戰爭的爆發，軍團所提出的兵員要求激增，即便是德國人也害怕被當做炮灰投入到另一片血腥戰場之上，徵兵日益困難。在這種情況下，徵兵人員甚至開始公然採取欺騙訛詐的手段，迫使德國青年簽下入伍合同。正如一份德國報紙所報道的那樣，各地甚至出現了“在車站附近徜徉的神秘女孩，勾搭著年輕人來招他們進外籍軍團”，而她們正是徵兵官們“出於純粹蓄意的目的”而安排的。
在不萊梅（Brême）發生的一則事件正是這一問題的典型範例。根據1948年6月2日法國駐德大使致佔領軍方面的一則照會，有多名想去法國做勞務輸出工作的德國年輕人，被外籍軍團強行騙召了進去：
“其中一名年輕人，就能否前去法佔區應徵充當赴法勞工的事，請教了法國在科隆（Cologne）的領事。
在非法進入法佔區之後，他被拉斯塔特（Rastatt）一處勞工營地接收，然後通過多瑙艾辛根（Donaueschingen）的營地，到達蓋默斯海姆（Germersheim）的移民營地，在那裡跟150位其他赴法勞工候選者一起前去法國移民辦事處。但只有5名候選者被錄取了。其他人則被送到了弗賴堡。在那裡他們被安置在一座被鐵絲網包圍著的營房裡。
在到達當晚，他們受到邀請去參加一個‘告別德國’晚會。他們被安排圍坐在鋪著潔白桌布的餐桌旁，可以隨意點酒水吃喝，後來又被引到一個人人都能找女伴的大廳裡。他們又是喝酒又是跳舞，甚至還給他們安排了小房間，讓他們可以跟女伴們廝混。
晚會最後，一些營地工作人員現身並且要這些此時已酩酊大醉的年輕人簽下一份說明參與了這次晚會的所謂發票，以便營地向上頭報銷此次消耗的酒水和生活用品。
由於當時的參與者已沒有人清醒到可以確認這一‘發票’的抬頭，所以每個人都稀裡糊塗地簽了字。之後他們就被帶回了宿舍裡。
第二天早上早飯後，他們在11點時被集合在營地的操場上，並在點名後被分成了若干小組。
一名法國軍官向每個小組發言，就他們簽字志願在外籍軍團服役五年而致謝。
昨晚簽下的‘發票’被遠遠地向每個抗議或表示質疑的人展示出來。反抗看起來是毫無用處的，這些小組一直被扛著卡賓槍的波蘭和捷克籍士兵看守著。”
訓練營中的外籍軍團志願者
一個親歷者在轉運過程中逃脫了，並且把所發生的事報告了不萊梅的法國領事。他的聲明後來被另一個青年脫逃者的證詞所證實。當時的法國駐德大使聖哈羅丁被這一消息震驚了，他立即要求軍方就此進行調查，但是卻遭到法國陸空軍總參謀部秘書長矢口否認：“我們看不出為什麼要對這些德國青年採取這種強迫措施來逼他們參軍，要知道我們每週都要在那些官方的徵兵點裡回絕上百個應徵者呢”。可是，1949年初，在德方當局的支持下，這些脫逃的證人的證言被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自由民主黨官方刊物《西德月刊》（Westdeutsche Rundschau）刊登了出來，以抗議法方利用希望赴法工作的德國工人進行外籍軍團徵召的行為。他們的聲明見刊後，得到了上千正在軍團內服役的德國人從印度支那發來的回信佐證。這使得法方軍政府處在一個相當尷尬的境地之中：他們一直極力迴避提及徵兵問題，但這一報道不僅揭露了這一情況在德國的存在，還昭示了法國徵兵人員的欺騙伎倆。而在1951年底外籍軍團在德整編轉運中心關閉之前，類似的法軍“拉壯丁”故事一直在德國各地流傳。大量青少年無聲無息間悄然失蹤，造成了德國居民的私下的擔憂與恐慌：
“對於我們德國人來說，外籍軍團讓我們擔驚受怕。我們刻意無視這一‘外籍軍團’（Fremdelegion）的一切存在。你們法國人也是，你們對此也不甚瞭解。在當時，有太多的規則被打破了。當年輕人進到這些徵兵辦公室之後，第二天就會消失無蹤。他們的父母四處尋找他們。這就好像蓋世太保回來把他們統統抓走了一樣。我們再也找不到他們了。這種情況維持了好幾年。有許多曾經的黨衛隊員選擇了這條路。對於他們來說，戰爭結束了，生命也就結束了。法國人需要這些健康能打的年輕人來代替他們自己在印度支那打仗。他們從不多提問題。只求能提供更多的炮灰，所以通過軍團的‘甄別’程序並不算困難。那些黨衛隊的罪犯利用了這一情況。這裡的所有人都知道這些事，但我們不能張嘴吐露實情。”
即便在今天，我們也很難判斷，對於當年那些揹著“戰俘”、“黨衛軍”、“納粹”罪名的德國年輕人來說，外籍兵團對他們的徵召究竟是災難還是幸事，他們在印度支那戰場的遭遇到底是慘禍還是報應。當時的德國新聞界估計稱有5萬德國人在被招進外籍軍團後戰死越南，最近的研究認為至少有2621名可以確認查證的德國人在越南陣亡——這個數字其實要大大少於真實情況，因為軍團軍人有權以虛假的國籍身份入伍。我們所知道的，僅僅是塵封在法國外交部秘密檔案之中的這些當事人的回憶與證詞。但無論如何，在好不容易恢復了和平的歐洲，在已經歷經戰火滿目瘡痍的德國，大批本該在戰後重建中贖罪併為和平做出貢獻的青年，卻被引導去走上了為殖民戰爭而流血的道路，這無疑是一出悲劇。這場在戰後德國無人承認卻又人盡皆知的秘密徵兵，猶如一場現代版的哈默林“吹笛人”故事。外籍軍團吹起了花哨的笛聲，引誘著德國的年輕人們消失在遙遠的遠東戰場。對於他們身為戰敗者、被佔領者的德國同胞而言，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童話始終縈繞在佔領時代的社會記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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