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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
當地時間今年3月12日，美國司法部披露了號稱美國大學“史上最大的招生欺詐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喬治城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等多所名校牽涉其中。據悉，自2011年起，招生欺詐機構組織者和家長們通過合謀欺詐和賄賂等方式，讓很多上流社會的孩子進入了頂尖學府。長期以來，美國名校以其公正嚴格的錄取流程而聞名。然而，醜聞的曝光引發了人們對美國教育公正的質疑，也引起了人們對名校能在多大程度上對畢業生的長期經濟狀況施加影響的思考，多家媒體發表了相關評論文章。
原文 ：《美國名校夢的破滅》
熊一舟/編譯
圖片 |網絡
名校錄取一直偏愛富人
美國聯邦調查局展開的一項調查聲稱，一個由名人、企業高管和其他權勢人物組成的網絡是一項大規模賄賂計劃的核心，該計劃的目的是確保學生被美國一些最頂尖的大學錄取 。被告中有30餘名父母，聯邦檢察官指控他們犯有陰謀罪和其他罪行，據稱他們使用鉅額資金讓孩子進入耶魯大學、喬治敦大學和南加州大學等學校。他們向中介人支付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美元，而後者會用這些錢來賄賂某些大學官員或其他同謀者來幫助確保孩子的入學。
長期以來，美國的精英階層一直在利用他們的財富，通過合法且得到廣泛認可的方式讓他們的孩子進入頂尖大學——“傳承錄取”和體育專業錄取往往有利於富人，那些能夠支付考試準備費用和昂貴體育項目費用的人獲得了額外的優勢。在極端的情況下，富有的父母會向學校捐贈大筆資金，或者為新建的校園建築買單。現在被指控的30餘名家長選擇了有組織的賄賂。這些賄賂肯定比捐贈一棟大樓便宜，也比支付多年的體育訓練費用簡單得多。
當然，這一史詩般的騙局的最大受害者是那些更優秀的學生，他們原本有望進入名牌大學的門票卻給了這些青少年，他們的父母有足夠的“智慧和膽量”打破規則。但更讓人沮喪的是，這些披露突顯了美國生活的一個事實：精英大學招生體系已經被打破。
上流社會的孩子在入學時往往會受到優待，這種優待是通過一種被稱為“傳承錄取”的做法提供的。根據這種做法，精英大學優先錄取校友的孩子。這些校友的一個共同點往往是富有，尤其是當申請人在其他方面資質不足時。父母可能會為一所大學提供一筆可觀的捐款，有時還會提供一棟以捐款人名字命名的建築，以提高孩子的入學前景。
如今，哈佛大學的“傳承錄取”學生約佔本科生總數的14%，擁有校友關係的申請者的錄取率是非校友的5倍。當然，並非所有“傳承錄取”學生的家庭都向學校做出了鉅額捐贈，但來自與一流大學有深厚淵源的家庭的學生很可能家境富裕，從而帶來各種其他優勢。
目前還不清楚哈佛大學的“傳承錄取”學生人數與其他名校的人數相比如何——哈佛大學公佈了此類學生是因為《平權法案》的一個判例——但2018年的另一項全國調查發現，近一半的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在錄取決定中會考慮“傳承錄取”。雖然大學傾向於對自己的做法守口如瓶，但他們往往承認，有校友關係的申請者多少總是有一些優勢。
在名校，體育招生可以說是針對富人的另一種形式的平權行動。哈佛大學的招生辦公室為中等學歷的運動員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在哈佛大學用來評判申請者的學術標準中，得分為4分（滿分6分）的運動員被錄取的比例約為70%；得分相同的非運動員的錄取率為0.076%。研究表明，這些運動員往往來自中產階級白人家庭。馬里蘭大學教育學教授朱莉·帕克（Julie J. Park）在她2018年出版的《校園賽跑：用數據揭穿神話》一書中總結道，哈佛多達40%的白人學生是有校友背景的學生或是招募來的運動員。
欺詐和賄賂的確令人震驚。但欺詐和賄賂的合法近親——“傳承錄取”、體育招生和其他降低富人和名人後代入學門檻的招生做法——是普遍存在的。
【文章來源：3月15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天普大學副教授道格·韋伯（Doug Webber）/文】
名校畢業未必收入激增
進入名牌大學的好處被過分誇大了。研究表明，名牌大學不會——除了一些例外——提高學生的終生收入。關於這一話題的最佳研究發現，上名牌大學的“工資溢價”充其量是適中的。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學校的選擇會對長期收入產生影響。但是，只要你深入比較成績相似、考試分數相近而碰巧選擇不同路徑的學生，就會發現那些選擇不那麼有名的學校的學生過得也很好。
Payscale.com發佈了一份關於美國大多數大學薪資和專業的年度報告。根據該網站的數據，哈佛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後的頭20年裡比一般學校畢業的學士學位持有者的平均收入高出76萬美元。但這並不能說明是“哈佛”導致了收入的增長。畢竟，從總體上看，在知名大學就讀的學生擁有更高的成績和標準化考試分數，因此，他們也有望在各項指標上繼續超越同齡人。
數學政策研究所的經濟學家斯泰西·戴爾（Stacy Dale）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2002年進行了一項研究，2014年進行了更全面的跟蹤調查。他們的研究對象是那些入學成績相似但選擇了不同大學的學生，這項研究試圖發現知名大學對畢業後收入的影響。他們調查了18000多名學生的職業收入，這些學生分別於1976年和1989年入學就讀於30所學校。一些學生進入了較知名的賓夕法尼亞大學，而另一些則進入了不太知名的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戴爾和克魯格研究了數百對類似的學校，並跟蹤了這些學生25年來的收入情況。
由於這些學生的入學成績相似，因此我們可以假設他們的學歷具有可比性。戴爾和克魯格發現，平均而言，上名校不會帶來收入溢價。不過，總體趨勢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以及黑人和拉丁裔學生的收入都出現了增長：在錄取分數高出SAT平均分100分的學校，學生的平均入學回報率約高出
10%。但對來自捲入舞弊案的家庭的學生來說，無論選擇哪條路，他們都表現得一樣好。造成這種差異的一個原因可能是，想要在職業生涯中取得成功就必須擁有深厚的人脈。對於捲入舞弊案的富人來說，他們已經擁有了這樣的人脈，因此他們的子女上不上哈佛影響並不大。而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人來說情況卻並非如此。
一些學者發現，學生的收入還與其他一些因素相關。例如，德州農工大學經濟學家馬克·霍克斯特拉（Mark Hoekstra）利用一項“自然實驗”研究了一流州立大學和二流州立大學學生的表現。與常青藤盟校採用的更“全面”的錄取方法不同，許多公立大學將GPA和考試分數結合起來，確定一個基準分數，以便於更容易做出錄取哪些學生的決定。分數略高或略低於這個分數線，可能意味著
90%的錄取機會和10%的錄取機會的差別。然而，與戴爾和克魯格的研究一樣，這些學生的水平其實大致相當。霍克斯特拉發現，就讀於一流州立大學與就讀於二流州立大學相比，其學生在28歲至33歲之間的收入差距在20%以上。事實證明，在計算大學投資回報時，是否畢業是極其重要的。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收入比輟學者高出50%以上。資源不足的學校，包括許多非一流公立學校，畢業率明顯較低。
我與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本·奧斯特（Ben Ost）和喬治亞州立大學的維克多·潘（Victor Pan）合作進行的研究發現，專業比學校對未來收入影響更大。如果兩名學生的高中成績和大學入學成績相當，選擇工程學還是英語專業，比選擇賓夕法尼亞大學還是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重要得多。
名牌大學能保證收入增加的想法非常愚昧，這讓家長對入名校歇斯底里。數據表明，這種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神話。
【文章來源：3月12日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艾麗·王（Ali Wong）/文】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1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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