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义所在区域曾是清代察哈尔右翼和左翼的结合部，在地理上又处于坝上、坝下的分界。清代前中期，尚义坝下为正黄半旗旗地；坝缘处为各王公大人牧地；毗邻是兵部正黄旗牧厂、太仆寺右翼牧厂、礼部牧厂、正黄旗羊群、正黄旗牛群等。
这一时期畜牧业的兴盛景况，高士奇《塞外观长》诗序有着形象的描述：“张家口外皆国家畜牧之场，马牛羊不下数千百万，望若云锦……蕃息之盛，自古无比。”其中，兵部正黄旗牧厂、太仆寺右翼牧厂是清代主要的官马牧厂，尚义所在口北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官马养殖基地。
兵部正黄旗牧厂属兵部八旗主要牧厂，系季节性牧厂。顺治初年规定，八旗左、右翼各简用副都统一人。于立夏后四日，率领官兵陆续赶赴口外八旗牧场，择水草丰茂之处放牧，叫出青。
至深秋八月，由兵部察验备案，在赶进口内，叫回青。兵部正黄旗牧厂位于张家口西北100里诺木浑博罗山（今尚义境内，当在今八道沟镇与满井镇交界处附近）。东西距130里，南北距250里。厂西7里有希尔巴台河（今二龙河，下游称五台河，源于今八道沟镇后水泉村），源出诺木浑博罗山，北流入查希尔图插汉池（今察汗淖、五台海子）；厂西北90里有布敦河，东流入查希尔图插汉池；厂东南80里有哈柳台河（今三台河，在今张北县境），东北流入安固里淖。厂地约当今尚义县及毗邻张北、商都部分地区。道光后，牧厂荒废，所余厂地并入正黄旗牛羊群。
由丁八旗牧厂是季节性牧厂，又主要用于牧放军驼、军马。乾隆以后战事减少，军马、军驼需量大减，厂地不断缩小。道光后，由于八旗留存马匹无多，无须牧场放牧，遂致荒废，所余厂地并入上都达布逊牧厂和牛羊群。总的说来，八旗牧厂归兵部管辖，性质属夏季牧场。
但康熙时，据张诚在《1696年第六次鞑靼地区旅行记》10月26日记载，兵部所属八旗牧厂位于“小山的另一侧，为一眼看不到边的平原，这里有皇帝的大量种马，在长15里的地段里，我们见到排列成一行58处的种马场，每一种马场均有300匹母马、小马及公马，8匹3岁以下的去势马，这是兵部及驿站衙门自用。他还有8万只羊，一直准确地保持这个数量”。据此记载，兵部供驿传用的种马场有马17400匹，羊8万只。八旗季节性的官养马，则有20773匹。
太仆寺所属右翼牧厂，乾隆间，太仆寺右翼牧厂过境尚义，由齐齐尔汉河（今丰镇市饮马河）向东移至文书台西路第三台西马莲渠（今张北县台路沟乡马莲渠村），牧厂西界当在今尚义境内，按地理位置，今七甲乡一带的三海子洼马群当与右翼牧厂有关。
礼部牧厂，主要用于朝廷祀祭、馈赠、膳食等用，由礼部委官管理。其所属牧厂方位是张家口西北220里的查喜尔图插汉池（今尚义、商都交界察汗淖）。东西距46里，南北距65里，约当今尚义县和商都县环察汗淖地带。清中叶以后渐废，成为五台台站所属牧场的一部分。
礼部牧厂的具体情况，汉文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只能根据法国传教士张诚在《1697年第七次鞑靼地区旅行记》中的记载了解大概。
该牧场在道路两旁共有牛群80群，公牛和母牛总数达8000头；羊群130群，共计3.9万只，这还是春天以来羊群发生瘟疫、死去2万只以后的情况，据估计，礼部牧场的牛群为160群，在1.6万头以上，羊群在260群，7.8万只以上。
刘海新在《尚义县五台蒙古营的历史沿革》中：“五台蒙古营牧场范围：东至齐图格楞（今尚义大营盘补龙湾村大青河入淖处），西至洪德楞（今商都县八十五号西南梁），南至满汉勿素（今尚义三工地镇智家卜子），北至东沙提卜（今商都县高勿素东北靠公路水泉子）。东西南北四至的距离各30华里，草滩面积达34万亩。”
正黄旗羊群，原驻殷子川（今兴和县银子河，亦称头道河，流经尚义下马圈乡，于小蒜沟镇乌良台村汇入瑟尔基河）；乾隆间，北移到阿尔泰军台第三、四台西南，约在今尚义满井镇、八道沟镇一带；光绪三十二年（1906）再次北移到达布逊牧厂地（今商都县西北）。
正黄旗牛群，原驻康湖地方，在正黄羊群驻地殷子川西南，约今兴和县西南与丰镇市交界地带。后因牧场被垦，渐次北移。先移至阿尔泰军台三、四台西南、两路文书台第四台北，约在今尚义满井镇一带，俗称牛群梁。再移至镶黄旗羊群西大马群地，在今商都县西北与察右后旗交界地带。清末民国初，该群移到今正镶白旗。
王公大臣官员等牧厂，这类牧厂多散处在察哈尔八旗和各大牧厂间，并且随着这此王公大臣爵位的升降而时有变动。或撤或增。到清末时，察哈尔八旗境内，共有王公牧厂25处——左翼15处，即镶黄旗境内的和亲王牧厂、松公牧厂、宝公（阿公）牧厂等；右翼10处，即正黄旗的启侯、德公、嵩公、克公牧厂；今县境内为德公牧厂。这些牧厂在清中叶以后，即陆续开垦，到清末民初已经全部放垦。
据民国二十四年《张北县志》载：“坝下居民由康熙年间将地赐给有功旗员招民开垦，或移民垦种，经营既久，民户自繁，故村庄距离较近，人烟稠密。坝上同治年间开始行放垦，至光绪初年设立千总。”正是尚义清代二百余年放垦史的真实写照 。
清代前中期，尚义境内均有蒙古族居住,遍及全县的蒙语地名即是明证，如与古代驿道有关的中乌拉哈达、上纳令、下纳令、塔宾格尔（五十家）等，如表示颜色的勿乱沟、哈拉沟等，如与泉水密切相关的賽汗不落、特布不落等，如与地形相关的大苏计等。后蒙民逐渐北移，其背景就是不断升温的移民垦荒热潮。
1644年清朝统一，长城已失去防御作用，不成为一条政治界线。清政府为了恢复、发展和保护蒙古高原的畜牧业，划定蒙古各旗盟的游牧界线，禁止越界放牧。又为防止汉蒙联合反清，曾对蒙古地区实行封禁。顺治十二年（1655）下令“各地口内旷土，听兵垦种，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大清会典事例》卷166户部十五田赋）但这只是禁止了官方组织士兵出边垦种，并不能制止人民私自出口垦种。
到了康熙年间国内政治稳定，政府开始提倡开垦荒地。康熙九年（1670），张家口外的土地拨给镶红旗、镶蓝旗垦种，尽管这一措施当时仅限于移旗就垦，但其表明清初以来的封禁政策有了一个根本性改变，从此直隶口外进入了广泛开垦的时代。
汪灏在《随銮纪恩》中说：“康熙十年（1671）后，口外始行开垦，皇上多方遣人教之树艺，又命给之牛种，致开辟未耕之地皆成内壤。”在口外开垦过程中，虽有王公“自率蒙古人丁以耕”，但主要还是靠内地汉民来开种。此外，就是直隶、山西等汉族移民的大量私垦。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又规定：“凡内地民人出口，于蒙古地方贸易耕种，不得娶蒙古妇女为妻”（《大清会典事例》卷976理藩院）此处已承认赴口外耕种的合法性，等于否定了顺治十二年的禁令。于是大批直隶、山西、山东失地农民纷纷涌往口外开垦。
开垦的具体范围，据康熙二十七年（1688）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自张家口至镶蓝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偶，所居者万余”，大致从长城边口往北呈递减状态。今县境西起下马圈乡、中经小蒜沟镇、东至甲石河乡，沿长城外侧分布的一些村庄建村历史可追溯至此。
雍正在位期间继续推行康熙时的政策，并加强了对张家口、独石口外的开发。雍正二年（1724），黄升等奏议招民开垦近边50里以内土地，获准，并分设移民统治机构张家口、多伦诺尔、独石口三理事同知厅进行治理。雍正四年（1726）进一步清丈张家口外地亩，颁布“限年招种”条例，“分地亩为十分，限年招种，如招种至八分以上，题请议叙，不及五分，题请议处”。用奖惩官吏的办法来进一步推动口外地区的开垦。乾隆以后政策有所变化，主要是对古北口外的移民控制趋于严格，张家口、独石口外的开垦政策则大致如前。
雍正三年（1725），张家口厅在今县境小蒜沟镇乌良台设乌里雅苏台（蒙语有杨树的地方），巡查张家口以西村庄逃盗奸匪及催缴旗民地亩钱粮之事，汛守马兵四十余名，是为尚义清代以来持续建制之始，并进一步促进了尚义坝下放垦的步伐。据乾隆年《口北三厅志》，其管辖范围自朝阳村起，西至镇虎台口外山西丰川卫界，共计125村庄，系正黄旗游牧境地。旗户19，民户2354，铺户263，统共户2636。
今尚义境内南沿长城外侧一线，北至大、小山进沟，套里庄坝缘的坝下地区，俱在其管辖之下，亦是坝下雍正、乾隆年间放垦所在。
口北三厅，大致包括今河北省尚义、康保、张北、沽源、崇礼5县，内蒙古自治区商都、化德、镶黄、正镶白、多伦、太仆寺、正蓝7县旗。在生态质量较好的18世纪，该区6.19万多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出现了3个县级城市和8个镇。
《清史稿》地理志记载：口北三厅位于张家口、独石口以北，明季为鞑靼诸部驻牧地。顺治初，张家口为张家口路，隶宣府镇；康熙中，张家口置县丞；雍正二年(1724)，张家口改理事厅；光绪七年(1881) 张家口理事厅改抚民厅。《口北三厅志》村窑户口志补充记载了乾隆年间张家口厅的市镇分布情况。其中张家口厅有乌里雅苏台、太平庄2个镇。乌里雅苏台，从雍正三年（1725）建置至光绪七年（1881）千总移设兴和城（今张北县城）一百五十余年，其一直是尚义坝上、坝下乃至张家口坝上地区最重要的城镇之一，为18世纪口北八镇之一。
虽然，《口北三厅志》对乌里雅苏台城镇的辖区四至也有详细描述，但关于城镇内部街道名称、结构规模等详细情形无记载，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当时其发展规模相对较小，受制于所在区域农业开发规模和水平。所以乾隆六年(1741年)，直隶总督孙嘉淦巡视坝上地区后，以其“川原甚广，可耕之田皆不下数万顷”，建言“驻扎满兵，招民开垦”。
另外，迄至18世纪，在口外地区耕作的汉族耕民依然多是春去冬归，“聚故不常，土著者寡”，被称作雁客。早期到口外耕作的汉民多非举族迁徙，而是内地地狭人稠地区的剩余劳动力结伴前往，在春播季节赶往口外，秋季收获之后的农闲季节便返回口内、关南。
这些异乡人把口外作为第二故乡安家落户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期间既有乡土观念的问题，也和政府政策密切相关，此外还和在口外农垦的收获有关。
笔者认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口北地区行政建制的变更，以及18、19世纪之交马铃薯在口外的推广种植，是推动尚义坝下移民热潮的重要政治和经济要素。民国二十四年《张北县志》所载乌里雅苏台关帝庙（老爷庙）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亦印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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