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義所在區域曾是清代察哈爾右翼和左翼的結合部，在地理上又處於壩上、壩下的分界。清代前中期，尚義壩下為正黃半旗旗地；壩緣處為各王公大人牧地；毗鄰是兵部正黃旗牧廠、太僕寺右翼牧廠、禮部牧廠、正黃旗羊群、正黃旗牛群等。
這一時期畜牧業的興盛景況，高士奇《塞外觀長》詩序有著形象的描述：“張家口外皆國家畜牧之場，馬牛羊不下數千百萬，望若雲錦……蕃息之盛，自古無比。”其中，兵部正黃旗牧廠、太僕寺右翼牧廠是清代主要的官馬牧廠，尚義所在口北地區成為全國最大的官馬養殖基地。
兵部正黃旗牧廠屬兵部八旗主要牧廠，系季節性牧廠。順治初年規定，八旗左、右翼各簡用副都統一人。於立夏後四日，率領官兵陸續趕赴口外八旗牧場，擇水草豐茂之處放牧，叫出青。
至深秋八月，由兵部察驗備案，在趕進口內，叫回青。兵部正黃旗牧廠位於張家口西北100裡諾木渾博羅山（今尚義境內，當在今八道溝鎮與滿井鎮交界處附近）。東西距130裡，南北距250裡。廠西7裡有希爾巴臺河（今二龍河，下游稱五臺河，源於今八道溝鎮後水泉村），源出諾木渾博羅山，北流入查希爾圖插漢池（今察汗淖、五臺海子）；廠西北90裡有布敦河，東流入查希爾圖插漢池；廠東南80裡有哈柳臺河（今三臺河，在今張北縣境），東北流入安固裡淖。廠地約當今尚義縣及毗鄰張北、商都部分地區。道光後，牧廠荒廢，所餘廠地併入正黃旗牛羊群。
由丁八旗牧廠是季節性牧廠，又主要用於牧放軍駝、軍馬。乾隆以後戰事減少，軍馬、軍駝需量大減，廠地不斷縮小。道光後，由於八旗留存馬匹無多，無須牧場放牧，遂致荒廢，所餘廠地併入上都達布遜牧廠和牛羊群。總的說來，八旗牧廠歸兵部管轄，性質屬夏季牧場。
但康熙時，據張誠在《1696年第六次韃靼地區旅行記》10月26日記載，兵部所屬八旗牧廠位於“小山的另一側，為一眼看不到邊的平原，這裡有皇帝的大量種馬，在長15裡的地段裡，我們見到排列成一行58處的種馬場，每一種馬場均有300匹母馬、小馬及公馬，8匹3歲以下的去勢馬，這是兵部及驛站衙門自用。他還有8萬隻羊，一直準確地保持這個數量”。據此記載，兵部供驛傳用的種馬場有馬17400匹，羊8萬隻。八旗季節性的官養馬，則有20773匹。
太僕寺所屬右翼牧廠，乾隆間，太僕寺右翼牧廠過境尚義，由齊齊爾漢河（今豐鎮市飲馬河）向東移至文書檯西路第三臺西馬蓮渠（今張北縣臺路溝鄉馬蓮渠村），牧廠西界當在今尚義境內，按地理位置，今七甲鄉一帶的三海子窪馬群當與右翼牧廠有關。
禮部牧廠，主要用於朝廷祀祭、饋贈、膳食等用，由禮部委官管理。其所屬牧廠方位是張家口西北220裡的查喜爾圖插漢池（今尚義、商都交界察汗淖）。東西距46裡，南北距65裡，約當今尚義縣和商都縣環察汗淖地帶。清中葉以後漸廢，成為五臺臺站所屬牧場的一部分。
禮部牧廠的具體情況，漢文幾乎沒有任何記載，我們只能根據法國傳教士張誠在《1697年第七次韃靼地區旅行記》中的記載瞭解大概。
該牧場在道路兩旁共有牛群80群，公牛和母牛總數達8000頭；羊群130群，共計3.9萬隻，這還是春天以來羊群發生瘟疫、死去2萬隻以後的情況，據估計，禮部牧場的牛群為160群，在1.6萬頭以上，羊群在260群，7.8萬隻以上。
劉海新在《尚義縣五臺蒙古營的歷史沿革》中：“五臺蒙古營牧場範圍：東至齊圖格楞（今尚義大營盤補龍灣村大青河入淖處），西至洪德楞（今商都縣八十五號西南梁），南至滿漢勿素（今尚義三工地鎮智家卜子），北至東沙提卜（今商都縣高勿素東北靠公路水泉子）。東西南北四至的距離各30華里，草灘面積達34萬畝。”
正黃旗羊群，原駐殷子川（今興和縣銀子河，亦稱頭道河，流經尚義下馬圈鄉，於小蒜溝鎮烏良臺村匯入瑟爾基河）；乾隆間，北移到阿爾泰軍臺第三、四臺西南，約在今尚義滿井鎮、八道溝鎮一帶；光緒三十二年（1906）再次北移到達布遜牧廠地（今商都縣西北）。
正黃旗牛群，原駐康湖地方，在正黃羊群駐地殷子川西南，約今興和縣西南與豐鎮市交界地帶。後因牧場被墾，漸次北移。先移至阿爾泰軍臺三、四臺西南、兩路文書檯第四臺北，約在今尚義滿井鎮一帶，俗稱牛群梁。再移至鑲黃旗羊群西大馬群地，在今商都縣西北與察右後旗交界地帶。清末民國初，該群移到今正鑲白旗。
王公大臣官員等牧廠，這類牧廠多散處在察哈爾八旗和各大牧廠間，並且隨著這此王公大臣爵位的升降而時有變動。或撤或增。到清末時，察哈爾八旗境內，共有王公牧廠25處——左翼15處，即鑲黃旗境內的和親王牧廠、松公牧廠、寶公（阿公）牧廠等；右翼10處，即正黃旗的啟侯、德公、嵩公、克公牧廠；今縣境內為德公牧廠。這些牧廠在清中葉以後，即陸續開墾，到清末民初已經全部放墾。
據民國二十四年《張北縣誌》載：“壩下居民由康熙年間將地賜給有功旗員招民開墾，或移民墾種，經營既久，民戶自繁，故村莊距離較近，人煙稠密。壩上同治年間開始行放墾，至光緒初年設立千總。”正是尚義清代二百餘年放墾史的真實寫照 。
清代前中期，尚義境內均有蒙古族居住,遍及全縣的蒙語地名即是明證，如與古代驛道有關的中烏拉哈達、上納令、下納令、塔賓格爾（五十家）等，如表示顏色的勿亂溝、哈拉溝等，如與泉水密切相關的賽汗不落、特布不落等，如與地形相關的大蘇計等。後蒙民逐漸北移，其背景就是不斷升溫的移民墾荒熱潮。
1644年清朝統一，長城已失去防禦作用，不成為一條政治界線。清政府為了恢復、發展和保護蒙古高原的畜牧業，劃定蒙古各旗盟的遊牧界線，禁止越界放牧。又為防止漢蒙聯合反清，曾對蒙古地區實行封禁。順治十二年（1655）下令“各地口內曠土，聽兵墾種，不得往口外開墾牧地”（《大清會典事例》卷166戶部十五田賦）但這只是禁止了官方組織士兵出邊墾種，並不能制止人民私自出口墾種。
到了康熙年間國內政治穩定，政府開始提倡開墾荒地。康熙九年（1670），張家口外的土地撥給鑲紅旗、鑲藍旗墾種，儘管這一措施當時僅限於移旗就墾，但其表明清初以來的封禁政策有了一個根本性改變，從此直隸口外進入了廣泛開墾的時代。
汪灝在《隨鑾紀恩》中說：“康熙十年（1671）後，口外始行開墾，皇上多方遣人教之樹藝，又命給之牛種，致開闢未耕之地皆成內壤。”在口外開墾過程中，雖有王公“自率蒙古人丁以耕”，但主要還是靠內地漢民來開種。此外，就是直隸、山西等漢族移民的大量私墾。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又規定：“凡內地民人出口，於蒙古地方貿易耕種，不得娶蒙古婦女為妻”（《大清會典事例》卷976理藩院）此處已承認赴口外耕種的合法性，等於否定了順治十二年的禁令。於是大批直隸、山西、山東失地農民紛紛湧往口外開墾。
開墾的具體範圍，據康熙二十七年（1688）錢良擇《出塞紀略》記載，“自張家口至鑲藍旗察哈爾西界各處，山谷僻偶，所居者萬餘”，大致從長城邊口往北呈遞減狀態。今縣境西起下馬圈鄉、中經小蒜溝鎮、東至甲石河鄉，沿長城外側分佈的一些村莊建村歷史可追溯至此。
雍正在位期間繼續推行康熙時的政策，並加強了對張家口、獨石口外的開發。雍正二年（1724），黃升等奏議招民開墾近邊50裡以內土地，獲准，並分設移民統治機構張家口、多倫諾爾、獨石口三理事同知廳進行治理。雍正四年（1726）進一步清丈張家口外地畝，頒佈“限年招種”條例，“分地畝為十分，限年招種，如招種至八分以上，題請議敘，不及五分，題請議處”。用獎懲官吏的辦法來進一步推動口外地區的開墾。乾隆以後政策有所變化，主要是對古北口外的移民控制趨於嚴格，張家口、獨石口外的開墾政策則大致如前。
雍正三年（1725），張家口廳在今縣境小蒜溝鎮烏良臺設烏里雅蘇臺（蒙語有楊樹的地方），巡查張家口以西村莊逃盜奸匪及催繳旗民地畝錢糧之事，汛守馬兵四十餘名，是為尚義清代以來持續建制之始，並進一步促進了尚義壩下放墾的步伐。據乾隆年《口北三廳志》，其管轄範圍自朝陽村起，西至鎮虎臺口外山西豐川衛界，共計125村莊，系正黃旗遊牧境地。旗戶19，民戶2354，鋪戶263，統共戶2636。
今尚義境內南沿長城外側一線，北至大、小山進溝，套裡莊壩緣的壩下地區，俱在其管轄之下，亦是壩下雍正、乾隆年間放墾所在。
口北三廳，大致包括今河北省尚義、康保、張北、沽源、崇禮5縣，內蒙古自治區商都、化德、鑲黃、正鑲白、多倫、太僕寺、正藍7縣旗。在生態質量較好的18世紀，該區6.19萬多平方公里的遼闊土地上，出現了3個縣級城市和8個鎮。
《清史稿》地理志記載：口北三廳位於張家口、獨石口以北，明季為韃靼諸部駐牧地。順治初，張家口為張家口路，隸宣府鎮；康熙中，張家口置縣丞；雍正二年(1724)，張家口改理事廳；光緒七年(1881) 張家口理事廳改撫民廳。《口北三廳志》村窯戶口志補充記載了乾隆年間張家口廳的市鎮分佈情況。其中張家口廳有烏里雅蘇臺、太平莊2個鎮。烏里雅蘇臺，從雍正三年（1725）建置至光緒七年（1881）千總移設興和城（今張北縣城）一百五十餘年，其一直是尚義壩上、壩下乃至張家口壩上地區最重要的城鎮之一，為18世紀口北八鎮之一。
雖然，《口北三廳志》對烏里雅蘇臺城鎮的轄區四至也有詳細描述，但關於城鎮內部街道名稱、結構規模等詳細情形無記載，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當時其發展規模相對較小，受制於所在區域農業開發規模和水平。所以乾隆六年(1741年)，直隸總督孫嘉淦巡視壩上地區後，以其“川原甚廣，可耕之田皆不下數萬頃”，建言“駐紮滿兵，招民開墾”。
另外，迄至18世紀，在口外地區耕作的漢族耕民依然多是春去冬歸，“聚故不常，土著者寡”，被稱作雁客。早期到口外耕作的漢民多非舉族遷徙，而是內地地狹人稠地區的剩餘勞動力結伴前往，在春播季節趕往口外，秋季收穫之後的農閒季節便返回口內、關南。
這些異鄉人把口外作為第二故鄉安家落戶是需要一個過程的，期間既有鄉土觀念的問題，也和政府政策密切相關，此外還和在口外農墾的收穫有關。
筆者認為，乾隆四十三年（1778）口北地區行政建制的變更，以及18、19世紀之交馬鈴薯在口外的推廣種植，是推動尚義壩下移民熱潮的重要政治和經濟要素。民國二十四年《張北縣誌》所載烏里雅蘇臺關帝廟（老爺廟）建於乾隆四十八年（1783）亦印證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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