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國中國的身邊,日本是如何做到夾縫中求生的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都不能算是一個強國。

國土面積也不大,資源也很匱乏。

軍事、科技、政治、文化,沒有一處亮眼的地方。

而就是這樣一個彈丸之地的島國,面對西方工業化後的列強,卻是東亞文化圈中“開化”轉身最快的。

第一個發起“明治維新”,早早地踏上了工業化的列車。

開化

說到日本的“開化”,其實日本的第一次開化並不是在“黑船事件”之後。

而是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之後。

第一次中日戰爭,是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戰”,確切的說叫做“唐日戰爭”。

在強國中國的身邊,日本是如何做到夾縫中求生的

唐朝初年,唐軍進軍高句麗。在白江口,唐朝、新羅聯軍與倭國、百濟聯軍發生了一場海戰。

這是“倭國”第一次出現在國際歷史舞臺。

這場戰役是中日第一次交戰,結果毫無懸念。

1萬多唐軍把4萬多倭軍殺得片甲不留,倭軍全軍覆沒。

當時大唐與倭國之間是代差的差距。

冷兵器時代的海戰,主要靠的是弓箭,而勝負的關鍵,是船。

我的船大,可以居高臨下放箭,你幾乎沒有掩體,而你想要反擊,就只能射在船幫上。

尤其是兩船相接時,船小的一方几乎和攻城沒什麼區別了。倭國面對七世紀大唐帝國的“堅船利炮”,根本沒有還手之力。

當時的倭國看見唐朝的“堅船利炮”時的心情,應該是和滿清看見不列顛的心情是差不多的。

面對這種局面,倭國上下,自然也是要救亡圖存的。

不過“堅船利炮”自古以來都不是那麼好造的。

造船這種技術活,對應的是“國力”。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就算你能造出大船,如果不用於軍事或者海上貿易,都是一種巨大的浪費。

所以相對應的,需要的是整體國力的提升。

於是倭國派出了“遣唐使”學習大唐文化,這才有了“鑑真東渡”。

鑑真東渡

中國在洋務運動中的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而日本在學習大唐文化時的態度,就是一開始直接“唐學為體,唐學為用”,完全拋棄了自己的文化。

因為日本人無法分辨哪些該學,哪些不該學。

所以乾脆就通盤全抄,比如日本的奈良城,就是按照長安的模板建造的,只不過國力有限,只造出來個“迷你版”,所以奈良城有小長安的說法。

在強國中國的身邊,日本是如何做到夾縫中求生的

日本人想,唐朝為什麼強大?是因為他做得好,所以就抄唐朝,但既然抄,就乾脆抄全套的。誰知道其中有什麼秘密?萬一有用呢?

所以日本在黑船事件之後可以如此迅速的轉身,是有淵源的,日本人的民族性,讓他們可以徹底拋棄“日本文化”,全盤唐化。

1200年之後,“明治維新”又學著英國搞了一次,“全盤英化”。

倭國在學習大唐文化時,可謂是誠心誠意,倭國上下認為,只要鑑真活佛給我們帶來大唐的文化,日本就能繁榮。

但事實上,鑑真在日本並沒有得到重用。

鑑真東渡後,日本甚至開始了“閉關鎖島”。而佛教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衰落

盲目抄襲一個國家的制度,是有很大的問題的。

比如菲律賓原本是美國領土,所以憲法基本上和美國一樣。

但如今的菲律賓的樣子,我們也看到了。

每個國家的制度,與之相對應的都有一套自己的體系。

你只有瞭解其中的邏輯,才能發展出適合自己國家的制度。

單說技術,就算你學習了大唐造船的技術,你仍然是打不過大唐的。

因為你的整體國力不強,等你造出大船了,說不定對方航空母艦都造出來了。

你沒有相應的體系,單獨抄襲技術,是不行的。

所以文明之間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

倭國想要繁榮富強,就必須從制度“體”開始。

這樣整體國力才能提升。

倭國全盤複製了大唐的政治模板。從制度、建築、文化、服飾等等全盤複製。

你不說唐強大是因為制度麼?那我就做到比大唐還大唐。

那大唐的制度有沒有給倭國帶來繁榮呢?

繁榮

抄著抄著,倭國人發現不對了。

因為學習了大唐的文化制度,倭國反而變得越來越弱了。

於是倭國不再派出“遣唐使”,開始閉關鎖島。

為什麼大唐的制度沒有給日本帶來繁榮?

因為中國和日本之間,有一個本質性的差異。

中國自秦開始,就是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在文明競爭的層面,已經沒有對手了。

所以天子考慮的是如何治理國家,讓國家更加的穩定。

所以唐代之後,會出現“科舉制”。

儒生是給皇帝打工的,官位無法世襲。

而日本的是類似分封制的“大名”首領。

倭國國王雖然是名義上首領,但各個大名之間是相互競爭的關係。

而日本真正統一,那就是800年後,織田信長、猴子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之間的故事了。

當時的倭國國王模仿大唐的科舉制,然後搞“郡縣制”,授予他們官職。

然後發現,根本沒辦法施行下去。

因為各個大名之間都在相互競爭,科舉制選上來的人和大名勾結,反過來還要鬧獨立。

科舉制度不但沒讓日本國力上升,反而越來越亂了。結果導致了奈良時代的終結。

我們之前提到過,佛教是儒家科舉制的補充。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在“儒家”的框架下,禪宗“頓悟”的思想,為“科舉制”提供了基礎的意識形態。

鑑真東渡,僧人鑑真為倭國傳授佛法,但沒有“大一統”儒家思想的基礎,“科舉制”這麼高階的科技,怎麼能施行的下去?

所以倭國當時的狀態,是無法理解並運動唐代“科舉制”的。而佛教在倭國也沒有得到重視,反而還發生了幾次“排佛”的事件。

而日本真正理解消化“儒家思想”並運用下去,那就要等到800年之後,這就是後話了。

神道教和儒教

一個民族的興起,是一件非常玄妙的事情。

中國以儒家思想治國,而日本的國教,是神道教。

所以日本和中國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科舉制選上來的儒生士大夫,是有機會成為上層與皇帝共同治理這個國家的。

士大夫的精神,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你雖然當不了皇帝,但還能當宰相啊。

而且皇帝都比較懶,你當了宰相是有機會去治理整個國家的。

所以,天下屬於天下人的天下。這才能稱之為“共和國”。

而日本的神道教,屬於“多神教”。

每個神都有每個神的職責,比如山有山神,花有花神,草有草神,狐狸有狐狸神,兔子有兔子神。

特定的神只能管自己的範圍,不能更改自己的職責,其目的也是為了穩定。

所以在日本一旦入職,你基本上就無法變更自己的職業了,只能一直幹到退休。

而且你看日本很多職業都是傳承下來的。

做拉麵的後代還是做拉麵,武士的後代還是武士,農民的後代還是農民。

沒有大名的允許,你甚至一生都不能離開自己的村莊。

在強國中國的身邊,日本是如何做到夾縫中求生的

五代目就是延續了五代

因此神道教也很穩定,但當時沒有像儒家形成了一整套的體系。

在這種思想下,會導致整個社會變成“低慾望”社會。而儒家科舉制避免了這個問題。

當時的倭國並非大一統的國家。而是類似封建的大名統領。

人民是效忠於各個大名的,所以沒有“天下”去讓你憂。

所以在當時,倭國是無法施行科舉制的。

直到德川家康統一之後,神道教又吸收了儒家的思想,那就是下一篇我們要說的內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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