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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孫乙戌
出品 | 網易浪潮工作室
體驗過文理分科教育的學生會懂，在中國，文科生受歧視的程度，可能和婚戀市場上的屬羊女孩差不多。
詩詞歌賦風花雪月，那是校園言情裡的文科；經天緯地治國安邦，那是文科生眼中的自己；理科無能死記硬背，這才是理科生以及一般人眼中的文科生。
文科生讀書時成績差，報志願選擇少，畢業了出路窄，就業後工資低，邏輯思維一泡汙，男生都是娘炮，女生找不著對象，可以說是生而為人，百無一用。
可是文科生也很絕望啊，他們究竟做錯了什麼，要受到這樣的歧視呢？
1952年，文科斷子絕孫
1950年6月8日召開的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來自蘇聯的專家阿爾辛傑夫帶來了他的“蘇聯模式”。他認為新中國的大學就是教育工人、農民和勞動者的地方，要為國家培養工程師、醫師和農業專家，而不是文科生這種大而無用的人。
阿爾辛傑夫的這套理論不僅奠定了中國高校改革的基調，他還帶來了與改革配套的政治手段。
這次運動後，院系改革的進程就順暢多了，許多文科專業被直接砍掉，社會學就是其中一個。在簡單粗暴的蘇聯專家眼中，社會學不屬於科學，既然跟歷史唯物論一樣是研究社會的，二者只能取其一，姓資還是姓社，就看你砍不砍社會學了。
經過1952年院系調整，全國20多個社會學系只剩下兩個，分別在中山大學和雲南大學，第二年最後這兩個也被取消了。
南京大學的社會學系1949年就被併入政治學系，政治學系在1952年又被取消，著名社會學家孫本文去了地理學系搞經濟地理，曾任金陵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柯向峰到外文系當了普通老師。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多名學者被迫離開，潘光旦、費孝通去了中央民族學院；史國衡完全脫離了教學崗位，在清華大學擔任總務工作。
院系倒閉，學者四散，社會學作為一個學科，在中國內地真的斷子絕孫了。
而南大心理系1952年後也沒有再招生，1956年併入中科院心理研究所。
北大心理學研究生在校內開設戀愛培訓班 / 視覺中國
北大的心理系也非常坎坷。按蘇聯專家的理論，心理學既然研究人，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最後淪為哲學系下面的一個教研室，卻成了全國唯一的一個心理學教學單位。
表面上看只是院系調整，但這種簡單粗暴的切割對學科的傷害是不可逆的。
1952年開始，北大心理系本專業相關的課程少得可憐，哲學系課程佔了大半，如“邏輯學”、“哲學概論”，甚至俄文。原來的專業課程不上了，文科都學什麼呢？政治課增加得最多，課程佔比甚至超過了專業課。1957年和1959年，為了響應當時“聯繫實際”的號召，才增加了醫學心理學和勞動心理學兩門專業課。
當時猛增政治課的目的也並非真正研究馬克思。1960年，中蘇爭端公之於世，中國需要大量能夠理解和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家，包括北大在內的幾所大學匆忙重建政治學系，主要就是為了與蘇聯馬列理論抗衡。
同樣被貶為“資產階級人文學科”的人類學，得感謝遠在蘇聯的莫斯科大學把人類學歸到了生物學下面，所以復旦生物系得以保留一根人類學獨苗。只不過，這根獨苗真的變成了研究人類基因、生理的學科，而它的另外三個分支——文化人類學、語言人類學、考古學則被徹底割棄。
50年代，中國成了全世界文科生數量最少、文科教育比重最小的國家。文科、財經、政法這三個科類合起來的學生數比例1949年33.1%，1953年14.9%，到了1957年僅剩8%。
被毀掉的文科專業
終於熬到20世紀90年代，文科院系終於看到了一線希望，中國興起了建設綜合性大學的熱潮，沒有文科專業說不過去。可他們沒想到的是，這場潮流與其說是復興，不如說是災難。
1990年，國家啟動“211”工程，從全中國各地挑選出了100多個高校，一起分130多億元的建設經費。僧多粥少，只能給最高最壯的孩子吃肉，優先給辦學規模大、需求更大的綜合性大學打錢。
什麼是綜合性大學，中國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但有個硬指標，需要有效覆蓋6個及6個以上學科門類。
想要學科門類多，這太容易了，主要有兩條路：一種就是像浙大一樣，吞併周邊的專門院校；另一種就是自體繁殖，不管自己行不行，先申報學科點、招老師招學生。相當一部分綜合性大學就這樣由理工科大學匆匆改造而成，學校是升級了，同時也誕生了一批低水平文科專業。
2016年，廈大中文系教授、博導王諾發表公開信，抗議學校文學博導要先交學校2.9萬元/人的經費，然後才能招生的政策。多數人文學科，導師沒項目，學生不參與，窮的叮噹響，卻要跟理工科一樣交錢。
錢是第一生產力，沒經費意味著學者收入低，文史哲研究者在學校宿舍裡苦苦煎熬幾十年很常見。
教育部當然規定的很清楚，公共管理是為“公共事業單位”培養管理人才的，說白了就是未來的公務員。相反，在國外，為了保持大學的獨立身份，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會光明正大地為政府培養人才。
例如美國有個名字相近的社會工作專業，最開始是發現慈善總會的志願者效率不高，1898年開始舉辦暑期培訓班，實用性才是第一位的。後來才有了社工專業，學生主要是去公益組織、慈善機構、工會等非政府組織工作。
公共管理其實就是各個學科的大雜燴。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各個方向的課程在總體課程中能佔到1/3，每樣都學，每樣都像通識課。
在這種狀況下，學生不僅學不到東西，更難找工作。2015年，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在“2014屆工作與專業相關度較低的主要本科專業（前10位）”中排名第8，就業和專業相關率僅為45%。
在文科專業都風雨飄搖的環境裡，文科生更淪為配角。
歧視從中學開始
經歷了上世紀的兩場高校改革，文科生終於成為了整個教育體系中的弱勢群體。
事實上，文科生弱的起點並不在大學。1949年中國全面照搬了蘇聯的教育體制，在蘇聯專家“只有理科生才能建設祖國”的歧視下，恢復了民國時廢除的高中文理分科。
高中教育沒有知識分子振臂高呼，改革力度更好掌控。從那時起，我們的文科生學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文科。
或許你還記得你的高考語文試卷，無非是死記硬背古詩詞、揣度人意閱讀題、抄來抄去寫作文，經過大量應試技巧的重複練習，不用思考，完全憑肌肉記憶就可以答題。
“人的思維強行納入某一種固定的、不可置疑的、剛性的模式之中”，正如錢理群教授閱讀高考語文試卷後發出的長嘆：“我感到生命的窒息。”
再以歷史課為例，這可能是我們學到的最接近文科的課程。但最近幾十年來，我們的歷史課本一直在更新。例如1991年的大修改，為了應對學生的“信仰危機”，中國歷史課本里的“階級鬥爭”被替換為“愛國主義”，中國獲得獨立的“勝利者敘事”被改為歸咎於西方的“受害者敘事”，單一的敘事邏輯，註定要扼殺學生的批判思維和邏輯能力。
高中文科的初級難度，兩眼一閉，學生只要當個默寫機器，讓優秀的孩子更不屑於學習文科。
說白了，理科的熱門專業只招理科生，而文科的熱門專業都有文理兼收的機會。
老師、高中、大學，環環相扣，在文科生的世界裡形成一個巨大的惡性循環，爆發點就在你找工作的那一天。
2017大學各專業就業排行榜，就業率高、薪資和滿意度較高的需求性增長專業全被理工科包攬，信息安全、軟件工程、電氣工程等等；相反，前景黯淡的專業除了生物工程，歷史學、音樂表演、法學專業都擠滿了文科生。
種種現實都證明，理科生成為人生贏家的幾率高了不止一點，而廣大文科生只能為自己點播一首《涼涼》。
[10]別敦榮、徐警武，我們為什麼要辦綜合性大學——兼論重點理工大學文科發展戰略
[11]麥可思，2017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
[13]李剛，大學的終結——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調整”
[14]包丹丹，1952年院系調整再解讀
[15]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國教育成就（1949-1983）
[16]楊豔東，理工科院校人文社科專業建設中的問題和思考——以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為例
[17]餘佳、張藜，新中國心理學的重塑（1952-1966）
[18]杜靖，1895-1950年間的中國體質人類學研究與教學活動述略
[19]費孝通，略談中國的社會學
[20]趙寶煦，中國政治學百年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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