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陳立夫告訴蔣經國：“我仔細分析了大陸的《告臺灣同胞書》，認為我們再不能與共產黨合作，更不能通郵通航，因為我們以往與他們搞過兩次合作，結果都以失敗告終。”
1969年，陳立夫回到臺灣，任臺灣當局的“總統府資政”等職。
由於蔣經國此時羽毛已豐，加之陳立夫吸取了過去的一些教訓，對臺灣政壇儘量少干預。遇到特殊情況或蔣氏父子有事找他，他才提建議，談看法。
1975年4月，蔣介石病死，臺灣的黨政軍權力由其兒子蔣經國接掌。
從1979年起，祖國大陸根據《告臺灣同胞書》中的有關精神，加強了對臺工作，使《告臺灣同胞書》中宣示的對臺政策日益深入人心。
《告臺灣同胞書》在海內外產生了甚大的影響，對臺灣當局構成巨大的衝擊，也使老反共分子陳立夫坐臥不安。他感到，國民黨如不對《告臺灣同胞書》中的內容進行反擊、阻止，臺灣島上的黨政軍人員很有可能被大陸共產黨統戰過去，再次造成國民黨政權的崩潰。
為了反擊中國共產黨的對臺政策，陳立夫決定去拜訪蔣經國，談談自己對此問題的想法。
1979年“雙十節”之後的一天，陳立夫打電話給蔣經國，告知想到他的辦公室坐坐，蔣經國說：“我正好也有事找你老問計、請你過來吧。”
兩人一見面，蔣經國就說：“這段時間，大陸共產黨對我們這邊的統戰搞得很兇，提出要與我們和談，還要求兩岸通郵通航，你對此事有何看法？”
陳立夫告訴蔣經國：“我仔細分析了大陸的《告臺灣同胞書》，認為我們再不能與共產黨合作，更不能通郵通航，因為我們以往與他們搞過兩次合作，結果都以失敗告終。特別是當年在重慶時，總裁從有利國家的和平出發，電邀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一個多月，還訂了一個‘雙十協定’，共產黨利用和談之機，拼命擴大武力，擴張地盤，使我們坐失了剿共的絕佳機會。這個教訓極其沉痛。當時，我就極力反對和談，也不贊成邀毛澤東到重慶談。我得到總裁邀請毛澤東到重慶來的消息時，特地去向總裁進言反對，可惜總裁的電文已經發出，反對遲了。我的看法，共產黨此時高唱雙方接觸，通郵通航，其目的就是吃掉‘中華民國’，將臺灣吞併過去。你想想，共產黨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代表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在他們眼中，‘中華民國’根本不存在，臺灣是他們的一個省份，我們與他們一打交道，就是中央對地方，這個交道怎麼打法？這個關口，你一定要把住。”
蔣經國說：“你的想法很有道理，我也想到再不能與共產黨打交道。現在的問題是，共產黨已在《告臺灣同胞書》中向我們呼喊要與我們打交道，我們要有反擊他們的辦法，不能陷於被動。”
“這段時間，我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你有什麼好辦法？”
陳立夫說：“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打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旗幟，公開呼出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就是我們統他們，並在黨的全會上就此問題正式作一決定，成為全黨的共識。‘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既得人心，又站得住腳，也是共產黨最不好辦，最害怕的。另外，我還建議，為了凝集全球華人的力量，團結一切擁護‘三民主義’的人推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步伐。我建議在適當的時候，成立一個官方支持、民間性質的組織‘三民主義統一大同盟’，由這個組織來具體運作反擊共產黨的統戰，將‘三民主義’推向大陸。”
在這次交談中，陳立夫還向蔣經國建議，先在臺北舉行一次“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學術研討會，聽聽大家的意見，並藉此機造造聲勢。
蔣經國覺得，陳立夫的建議可行，答應在國民黨十一屆二中全會和十二大前後組織實施。
1979年11月16日，是孫中山誕辰113週年，臺灣當局在臺北舉行了紀念孫中山誕辰113週年紀念大會，陳立夫應邀在大會上作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必然》的長篇報告。在這個報告中，陳立夫除對大陸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作了猛烈的攻擊外，還斷言說：“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水火不相容，是打擊共產黨最銳利的武器，要戰勝共產主義，摧毀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必須高舉“三民主義”旗幟，向大陸作政治反攻，“三民主義”在大陸登陸之時，就是共產主義垮臺之日。
1979年12月14日，國民黨在臺北舉行十一屆四中全會。會議由蔣經國主持，此次會議的中心議題為“加強‘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加速臺灣建設。蔣經國在開幕式的講話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並稱共產主義不論採取什麼方式，必將失敗。臺灣是大陸的榜樣。會議還通過了《以復興基地建設經驗，策進光復大陸重建國家案》。
人們不知，蔣經國首次在此次會上叫喊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口號，是老反共專家陳立夫獻的一策。
1981年1月12日，蔣經國在臺灣當局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講話，反覆聲稱絕不與中共談判，中共的和談是陰謀詭計，是為了消滅國民黨的反共意志，只有推翻大陸政權，問題才能最後解決。蔣經國還在講話中，反覆強調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3月29日至4月5日，國民黨又在臺北舉行了第十二次全代會，出席、列席此次大會的代表991人。蔣經國主持了會議，並在會上作了《艱苦卓絕、繼往開來》的開幕詞。他說，這次大會的主題是在肯定20世紀70年代乃是“三民主義”勝利的年代，是重光大陸的年代，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就是環繞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為中心。他還聲稱：“反共復國的基本‘國策’決不改變”、“‘國體’”決不改變”、“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目標決不改變”，決不談判，決不三通，不怕使用武力。
蔣經國
這次大會還通過了《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該案除大肆攻擊共產黨和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外，還著重強調了“三民主義”救中國，加強“三民主義”思想登陸，摧毀大陸政權，在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
陳立夫參加了這次大會，他看到自己的主張又在十二大上形成了決議，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他認為，他為所謂的“黨國”又貢獻了一大心力。
大會之後的一天，蔣經國來看他，他又向蔣經國提出了將“三民主義”推向大陸的建議，併為此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成立一個組織。不然，十二大的決議就是一紙空文。
蔣經國覺得這個建議很好，對陳立夫說：“這事馬上就可以進行。”
陳立夫見蔣經國對他的建議很贊同，高興地笑了。
當蔣經國問由誰牽頭組織此事合適時，陳立夫向蔣經國舉薦了何應欽。陳立夫還說：“何應欽資歷老，年齡大，反共態度堅決，來臺也沒有做什麼重要工作，此時讓他出來牽頭，相信他會樂意的。”
蔣經國認為，陳立夫的建議可行，並要陳立夫也參與此事，陳立夫說：“反共是我一生的事業，只要你信任，我一定不計名位，不計得失，積極參加，並幫助何應欽把這件事辦好。開學術研討會時，我也一定到會。”
陳立夫走後，蔣經國細細想了一陣陳立夫的建議，覺得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還沒有好的應對辦法，目前只有按陳立夫的建議辦。
10月10日，是臺灣當局的“雙十國慶”，蔣經國藉此機會，發表了一個《雙十文告》，聲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已有巨大的反響，20世紀80年代是“光復大陸”的重要年代。
10月21日，蔣經國就“華僑節”發表《告全球僑胞書》，叫囂要開展四海同心運動，貫徹“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過了4天，蔣經國又就臺灣的“光復節”發表《告臺灣同胞書》，稱要竭智盡忠，為中華民族開創新時代，把“三民主義”的“成果”帶回大陸，緊密團結，不給中共以可乘之機。
蔣經國的上述謬論，也是源於陳立夫的建議。
隨後，陳立夫還專程去拜訪了何應欽，就開好“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討會及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在大同盟”組織交換了意見，並極力鼓動何應欽牽好頭。陳立夫說：“我們為‘三民主義’奮鬥一生，卻不見‘三民主義’在中國大陸生根、開花、結果，真是令人惋惜。你在晚年把這個活動和組織抓起來，可說功德無量。只要你需要，我也極力相助，決不旁觀。”
11月初，在蔣經國、陳立夫的推動下，何應欽邀集臺北黨政軍及教育、文化等系統的頭面人物、知名人士約20餘人開了一次籌備會，就開好“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討會”的構想、分工、組織等事項作了分工和佈置。陳立夫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會上講了話。
經過緊張的籌備，1981年11月21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研討會”在臺北圓山飯店舉行，到會的官員、學者達200人，參與報道此次會議的海內外記者也是盛況空前。
老反共分子何應欽到臺灣後，長期被蔣介石擱置一旁，很少拋頭露面，蔣經國根據陳立夫的建議將這位寂寞甚久的過期政客突然推到前臺亮亮相，使何極為感動和興奮，幹勁也甚大。會議期間，他又主持會議，又是致詞，忙得不可開交。他在會上對共產黨進行了一番攻擊、謾罵後，大叫道：“‘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號召，在國際輿論上，也有不少的反映，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方向。不過，要完成這個任務，不只是某個地區、某一政黨，或某些方面的人士去推動，而且要所有的中國人，共同來努力推動的工作。”
陳立夫雖然不像何應欽那麼風光，那麼幹勁十足，在會上會下也甚積極，並結合自己一生的反共“經驗”，在大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在這個發言中，陳立夫信誓旦旦地說：“‘三民主義’是一把刺向中共的利劍，只要把‘三民主義’傳播到大陸，中國必會統一，只有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國民黨才有前途。相信不久的將來，‘三民主義’必會統一中國。”
在這次大會上，還通過了何應欽、陳立夫、谷正綱、蔣彥士、李璜、秦孝儀、張建邦等70人合夥搞的一份提案。根據這個提案，何應欽、陳立夫等人將在臺灣發起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組織。
1982年8月28日，何應欽、陳立夫在臺北空軍活動中心召開了一次“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明”籌備會，與會人員達10人。在此次會上，與會人員推薦何應欽、沈君山、郭為藩、倪摶九、周應龍及反共理論家李廉等11人為籌備會的代表，向臺灣當局的“內政部”申請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10月13日，臺灣當局正式下達文件，同意成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組織。
由陳立夫建議，何應欽領頭的這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搞起來後，雖然開了一些會，搞了一些活動，後來終因不能實事求是，脫離實際，使這個不倫不類的組織熱鬧了一陣後，落得與他們令人笑掉牙的另一個常設機構“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一樣，熄火關門了。
縱觀陳立夫的一生，為了蔣氏父子及他們CC小集團的利益，出了許多臭點子、歪建議，雖一時對他們有利，從長遠看，其副作用太大了。他這一次提的建議，也是一個大歪點子。因為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臺灣當局在國民黨十二大上作了《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案》以及搞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實際上是要國民黨來統一中國，拒絕共產黨倡議的第三次國共合作，錯失了一次國家和平統一的極好機會。
陳立夫後來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可惜太遲了。
蔣經國在20世紀50年代就患了糖尿病，進入80年代末，蔣的身體日衰，加之島內矛盾重重，再也無力顧及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了。到了2000年，臺灣政權落入臺獨分子陳水扁之手，國民黨淪為在野黨。如果國民黨當初抓住機遇與共產黨和談，國民黨的局面絕不是現在這樣。更可悲的是，陳立夫一死，他在臺北的住宅也被民進黨當局藉故拆除了。可以這樣說：陳立夫當年向蔣經國獻“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策，不但未打擊到大陸，相反還害了國民黨，也害了蔣氏父子和他自己，以致他們死了之後，落得無葬身之地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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