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提及明末清初中國軍事史，紅夷大炮始終是無法繞過的話題。
作為一款性能在當時的東亞而言尚屬先進的舶來品，紅夷炮的威力一直為中國史家所津津樂道，明清王朝的統治者們甚至沿襲把大口徑火器神性化的習慣，給紅夷炮原產品及它的各種山寨貨賜名為“神威大將軍”。
史學界普遍認為，中國最早的金屬管形火器，出現年代至少不晚於元朝中後期，大口徑火炮也隨即產生。
到了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期的明代，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軍隊的武備中逐漸形成了包括出自本土的碗口銃系列、身管短粗的“洪武鐵炮”系列、以"仁字伍號大將軍鐵炮"為代表的長身管“大神銃”系列，以及正德年間由西班牙傳入並且被廣泛山寨改良的“佛郎機”系列等等在內的火炮家族。
公元1604年（明神宗萬曆二十三年），東來的荷蘭人在中國東南沿海與葡萄牙人的軍事衝突中，使用了一種歐洲製造的前裝滑膛加農炮，明人史籍中稱為“西洋大炮”。
因為明朝人稱荷蘭人為“紅毛夷”，所以，這種火炮又有“紅夷炮”的別號，清代因滿人忌諱“蠻夷”字眼而改稱“紅衣炮”。
該型火炮材質多為銅或鐵，設計合理，身管長，管壁厚，自炮口到炮尾逐漸加粗，符合火藥燃燒時膛壓由高到低的原理；在炮身的重心處兩側有圓柱型的炮耳，火炮以此為軸可以調節射角，配合火藥用量改變射程；設有準星和照門，依照拋物線來計算彈道，精度很高。
廣義上的紅夷炮有艦載型、野戰型、要塞型，長者可超過3米，短的也有兩米多左右，口徑約在110-130毫米，重量自重數百斤至萬斤。
其發射炮彈的重量從幾磅到二十磅不等，依據作戰目的不同可使用實心彈，霰彈、鏈彈等彈種，有效射程約1—2公里。
威力和射程遠高於國內各式舊有火炮的“紅夷炮”，一經出現，就很快引起了中國人的注意。
早在1607年（萬曆35年），明朝就有個別朝臣提議引進紅夷炮，然而，由於朝堂上的大部分頑固派官員對火炮技術的茫然無知，結果導致購買紅夷炮的提議無疾而終。
1618年（萬曆46年），崛起於東北的後金政權開始襲擾明朝遼東邊境，次年更在薩爾滸大戰擊敗明朝的大規模野戰兵團，取得決定性勝利，關外戰局岌岌可危。
值此情形，經過著名科學家徐光啟等有識之士的強烈呼籲，明朝政府才開始從歐洲人手裡購買紅夷炮。
徐光啟畫像
1620年（泰昌元年），明朝從澳門的葡萄牙人手裡購買了4門紅夷炮， 1623年（天啟3年）又增購了22門。
頗會來事的葡萄牙人派遣22名工匠和翻譯，歷盡艱苦把這批火炮從澳門拉到北京。
然而新炮演放後不久，明廷內部爭議再起。爭論的焦點，並不是演放過程中有門紅夷炮發射時因被強令裝入過多火藥炸裂等技術問題，而是“洋銃若能護國，吾輩成何”的國體問題。
就這樣,引進紅夷炮的事項再次受到阻礙。截止到1625年（天啟四年），明朝手上的紅夷炮僅有總數三十門。
這批形制類似英式寇菲林18磅長炮的大傢伙，除1門炸膛外，18門留在北京城，11門被調往山海關外的軍事重鎮寧遠。
1626年，後金軍6萬大舉進攻寧遠城，負責鎮守寧遠的明朝兵備僉事袁崇煥秉持“憑堅城用大炮”的作戰方針，倚靠11門紅夷炮和17000名士兵死守城池。雖然,他實際上並沒有取得“炮斃努爾哈赤”的戰績，卻也讓起兵以來所向披靡的八旗勁旅鎩羽而歸。
經此一役，紅夷炮的威名，才讓明朝廷裡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們所折服。皇帝特地降旨“封西洋大炮為安國全軍和遼靖虜大將軍”。
在來華傳教士和西洋工匠的技術支持下，1630年（崇禎三年），徐光啟、孫元化等受命前往山東主持仿造紅夷炮的工作，至該年八月，共製造出大中小各型紅夷炮400餘門。
這些火炮後來被佈防到北方邊境的各個軍事要塞裡，緊接著，明朝又組建了一支以裝備紅夷炮為主的火器部隊。
雖然當時的明朝文人曾經誇張地形容，“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的紅夷炮“能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但是這種威力不俗的大殺器也有著致命的弱點。
因為即使是體量相對袖珍的野戰型紅夷炮，其裝填發射的速率也並不高，每發射一次，都會嚴重偏離原有射擊戰位。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火炮需要經歷復位、再裝填，再次設定方向角和仰角的步驟。
因此，即使當時最訓練有素的炮兵，也只能達到一分鐘一發的射速，且炮體笨重，無法迅速轉移陣地；故在野戰時，多隻能在開戰之先就定點轟擊，當對方情勢發生逆轉，則往往無法機動反映。
如果沒有數量足夠的步兵協同作戰，那麼，火炮就會輕易落入敵人的手中。於是後來的史書中，紅夷炮又留下了“長於攻城，拙於野戰”的記載。而明軍相對於八旗軍，恰恰就有野戰為弱。
而作為明朝死敵的後金統治者，自從折戟寧遠城之後，也極其盼望能獲得紅夷炮的技術。
同樣是在1630年，有後金國人在遼東外海的一條沉船上，打撈出了一門紅夷炮。喜出望外的皇太極，當即令國中漢族工匠對此炮進行仿製，經過數月努力，採用失蠟法鑄造出了後金第一門自產紅夷炮，炮身竟是採用鋼製且很快量產。
1633年4月，徐光啟等人苦心積慮打造出來的西洋火器部隊，在吳橋兵變中瓦解，該部將領孔有德、耿仲明率3600名火器兵，攜帶十幾門紅夷炮渡海投降後金，八旗軍由此組建了自己的炮兵部隊“烏真超哈”。
1639年的松山之戰，八旗軍紅夷炮隊猛烈的火力就讓明朝人深感吃驚。據明將樊成功口報:“達賊將松山25、26兩日狠攻，城中拾得打進炮子601餘個，俱重十餘斤，目下南牆所裝紅夷炮37門。”
松山大戰後，明軍關外紅夷炮大多落入八旗之手。明軍只有駐守寧遠的吳三桂部，尚存有十多門紅夷大炮，而此時屯兵錦州的清軍已擁有近百門紅夷大炮。
滿人曾揚言:“將炮一百位擺作一排，憑它哪個城池，怎麼當得起三四日狠攻?”
當時尚為明朝服務的著名西洋傳教士兼軍火專家湯若望驚呼道:“彼(指八旗)之人壯馬潑，箭利弓強，既已勝我多矣；且近來火器又足與我相當，孰意我之奇技，悉為彼有。”
可嘆明朝曾經倚重的護國神器，此時竟成為八旗兵攻城拔寨的敲門磚。軍事技術優勢的喪失，加速了明朝的崩潰。
滿人入關，一統中原後，在和南明殘餘勢力的交戰中，依然重視發揮紅夷炮的作用。比如，在著名的江陰之戰中，清軍就動用了各類紅夷炮224門。
康熙年間，在西洋傳教士的幫助下，先後仿製出905門大小火炮，除了部分臼炮和源自“佛郎機”的子母炮外，絕大部分是“紅夷炮”的魔改版。
這些火炮在清朝初年的內外軍事行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甚至到兩次鴉片戰爭時期，老邁年高的紅夷炮家族，依然是清朝軍隊裝備的主力炮種，隨後才因為技術極度落後而逐漸被新式火炮取代。
16世紀中葉以來，以哥白尼為代表的西方自然科學家，逐漸衝破了經院和教會的束縛，這種突破使西歐冶金、軍事工業不斷髮展，在英法西葡等先發勢力中大量大型兵工場被建立起來，造炮工藝和造炮標準，在焦灼的軍事鬥爭需求和快速發展的基礎科學技術的刺激下，迅猛發展。
本文的主角——紅夷（衣）大炮，就是西洋統一火炮製式後的一類前裝滑膛火炮。
談起紅夷大炮，那自然得提到明末著名火器研究家和火器戰術家徐光啟。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松江府上海縣（今上海市）人，萬曆二十六年未中進士後返回家鄉教書，二十八年時與耶穌會教士利瑪竇結識，三十一年時加入天主教耶穌會，三十二年中進士庶吉士。徐光啟之後翻譯編譯了大量西方科學著作（幾何原本等），這些我們暫且按下不表。
隨著萬曆四十七年薩爾滸之戰明軍慘敗，來自後金的威脅漸漸嚴峻。
時勢造英雄，對西洋軍事科技較為了解的徐光啟，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先上書陳述練兵用炮之策，後來更是親自解囊於泰昌元年授命李之藻等人前往澳門葡人處尋購先進火炮。
而這一批火炮，正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紅夷大炮”，值得一提的是，這批火炮並非來自“紅夷”也就是葡萄牙人，而是一艘擱淺的英國艦船的艦炮。
這一批英軍艦炮口徑125毫米，炮管長3000毫米，為24倍口徑長的早期前裝滑膛炮，重數千斤，最大射程20裡（即使用45度角發射輕彈時，合現代10千米）。
該類（型）炮技術特徵上身管長、管壁厚、射程遠、安全可靠，實際使用上威力大，配合同時期歐洲的先進射擊儀器時精度高。無論如何，其技戰性能遠超明軍當時裝備的一系列佛郎機和將軍炮。
天啟三年，袁崇煥受命防守寧遠，開始建設“現代化（紅夷大炮）”火器武裝的永固築壘體系。
天啟六年寧遠大捷——“城上銃炮連發，每用西洋炮則牌車如拉朽。”紅夷大炮初顯神威，明廷除了給參與將領官員加官進爵、加速推進仿製購買紅夷炮外，還不忘封一門守城紅夷“英雄炮”為“安國全軍平虜靖遼大將軍”。
天啟七年又寧錦大捷，紅夷大炮這一西洋來客進一步受到朝廷重視。
崇禎二年，明廷訂單姍姍來遲，10門西洋火炮與若干葡人炮師北上京師，自此訂單不斷，訓練炮手的工作也在進行；崇禎三年二三月間，葡人顧問訓練出了兩批約200名炮手。
可惜的是，相較於之前鳥銃佛郎機等中小型火器的引進和仿製，對於紅夷大炮的仿製困難重重：或是因為當時號稱“遠東最好的鑄炮廠”的澳門卜加勞鑄炮廠製造的紅夷大炮性能優越，或是因為明末吏治崩壞行政效率低下。
截至崇禎三年仿製的大中小型紅夷大炮僅有400餘門，至1644年，已仿製紅夷大炮各型1000餘門。仿製生產的高潮集中於崇禎十年及之後的垂危年代，仿製地區則大部分位於東南沿海。
“......（銃炮車輛等）不足則速行置造。亦需星夜速取廣東工匠於登萊，及西洋統領銃師偕來，仍取諸樣式，斟酌備辦。”
——兵部對徐光啟欽奉明旨奉陳愚見疏的批示，崇禎四年
兵部批示從登萊調派工匠技師，是因為在徐光啟和登萊巡撫孫元化等人的努力下，戰略位置重要的登萊縣，已經成為了新式火器部隊“車營”的訓練基地和西洋先進火器的製造基地。
而也就是在這一年，登州這一寄託著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等革新派人士希望的重要城市，遭受叛軍圍攻，大明倚為長技的火器，即將喪至敵手……
———瓷房子文物分割線———
這門明代複合鐵炮，保存非常完整。後有方形照門，前有照心，火炮的瞄準裝置均在。
目前保存下來的明代紅夷炮、西洋炮，全國也僅有二十多門，非常難得，其價值遠非清代鐵炮能夠比擬。有專家表示：它可以算得上是國家一級文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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