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鹿卡卡
文娱价值官解读：
（ID：wenyujiazhiguan）
五十二岁的沈巍显然没有预想到自己平静的生活竟然会被突如其来的观众们打破。他的人生就是一出充满了黑色幽默意味的讽刺剧。
异端不是天生的
尽管喜欢历史和美术，但是最终却屈服于父亲的期望而选择了审计专业并最终进入到了体制内部。然而，因为喜欢“捡垃圾”而自90年代被单位领导要求“休病假”至今，他一生中的一半时间都是作为一个流浪汉离群索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是的，他是孤身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悖逆家庭的沈巍自然无法和不能理解他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屋檐下，最终选择了离家出走。然而，出租房的邻居们又对这个嗜好捡垃圾的年轻人指指点点。
最终，二十多岁的沈巍最终沦落成了上海这个大城市千万人中最容易被轻视和忽视的群体中的一员。
也许，“沦落”不过是旁人正统价值观作祟的结论。
毕竟在90年代，要么在体制内蛰伏要么出海下海，割舍掉这一切选择做一个流浪汉，对绝大多数人而言都是无法想象无法容忍的抉择。
而这种决绝带来结果的残酷程度大概也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体味和消解。
流浪二十多年，蓬头垢面的沈巍只有理过两次头发，一次是去见临终时的父亲，一次是去参加外婆的追悼会。
抛弃家庭，背弃社会，这成了沈巍的存在之道。
无关生存的技术，而是借助流浪来反叛和复仇。
只有通过这种超乎绝大多数人接受和想象的方式，沈巍才能成为一个异端，才能报复那个逼迫自己选择并不喜欢专业的父亲、那个因为捡垃圾就上门谈话的领导及其背后的体制。
当一个人的力量渺小到无法改变世界却只能被现实扭曲的时候，唯一能用来报复的就只剩下自己的身体和理念，用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观念去挑衅社会正统。
被缚在娱乐祭坛上的“大师”
沈巍没有在复旦读书。
他不仅没有一个因为车祸过世的妻子，上一次对异性心动，还是中学一场最终以对方告知自己已经有对象而告终的漫长初恋时。
对观众和好事者们加诸身上的迷思，这个已经过了知天命年龄的中年人毫不客气地统统拒绝掉了。
他知道自己只是一个热衷垃圾分类的流浪汉，他没有也不打算给围观者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在万籁俱寂的城市中到固定的地点去收拾垃圾，然后到早晨五点左右再略做小憩，天明之后便按照过去二十多年的习惯将垃圾分门别类整理。
这就是这位被称为“大师”的流浪汉的日常生活。
喜欢历史的沈巍不会不知道，群众对异端的追捧和狂热只是因为他们寄予了自己的期望，这群围观者们追求的不过是一种超乎他们日常体验和想象的叙事。
当这套“流浪大师”的叙事被复述成千上百遍变得耳熟能详老调重弹甚或被人从中发现瑕疵、平凡，那么，失望的观众们只会迅速将“大师”弃如敝屣再踩上愤怒的一万脚，并以一副先知的模样告诉周围还在犹豫围观的人：“瞧，我早说过他就是一个骗子了。”
成为异端的风险和最大悲哀，不在于不被社会容纳和牺牲自我，而在于成为大众的祭品被摆上祭坛，被围观者们千秋万代山呼万岁顶礼膜拜。
异端明明是为了挑衅和复仇而存在的，但是，在大众语境的诡异诠释和扭曲下，他们最终却反而成为了大众的一部分，自己成了自己所反对抵制的对象的最大装潢和丰碑。
如果大环境不够好不够开放，异端哪还有发声的余地？
异端能得到大家的关注，不正说明了这个时代的自由和包容吗？
不知不觉间，异端们成了大众的偶像和精神图腾，反而成了证明正统价值观正确无误的工具。
消灭异端最好的方法
就是将其转化成可消费的商品
大众惧怕着异端，因为异端的理念完全冲击着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知识体系，异端身体力行的恰恰是他们曾经幻想过却又不敢去想去做的。
只有精神和肉体的彻底毁灭才能弭平人们信中的不安和恐惧。
巴门尼德与希帕提亚
但是，到了现代，有太多的方法更加安全和更加符合现代化理念地去消灭异端。
比如，将异端转化成为一种可以消费的商品。
沈巍们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处境。
从普通人变为流浪汉，沈巍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而在做了二十多年的流浪汉之后，他莫名其妙地成为“大师”与“网红”。
即使在当代中国和“大师”称谓一样廉价的，只剩下物价攀升却依然岿然不动的包子价格，沈巍被冠以这个名号还是不免让人哑然失笑。
如果说80年代的人们尽管只读了看了《围城》和轶闻便将钱锺书奉为大师，还不算言过其实的话，那么之后的“大师”名号便越发让人感到，当年荡气回肠的“读书无禁区”呼吁反而成了一条谶语。
人们读书的禁区越来越多，认知水平依然停留在了三十多年前毫无进步，甚而连文怀沙、南怀瑾之流，也粉墨登场成为了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师”。
了解四十年来的教育普及水平之后，我们对这种局面可能会有新的理解。
-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为228万人，毛入学率只有2.8%，
- 1998年中国适龄青年入学率是2.4%，韩国是51%，中国台湾是39%，中国香港是20%。
- 随着1999年大学扩招政策的实施，仅三年时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15%，到2012年，上升到30%，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就达到了40%，而现在中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
根据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的属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15%小于50%为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50%的为普及化阶段。
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几乎每两个适龄青年中就有一个是大学生。在高等教育已经普及的当代，知识本身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廉价。那么让人生疑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人们依然执着于用“大师”这个幌子来消费沈巍呢？
在知识越来越大众化的背景下，数以千万计的适龄群体接受着统一的教育，但是，在毕业进入社会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成了扩招的牺牲品，就业形势严峻、竞争压力增大以及由此引发的贩卖消费焦虑等问题在这些年空前突出显然是此前积累了十多年的教育普及隐患的集中大爆发。
不妨看看最近几年付费知识和大学后教育等如火如荼的商业化，一方面是大众求知若渴，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和多媒体手段等提供的便利渴求着知识；但是另一方面，上述这些知识变现和商业化无一例外地，在初期的高速增长后渐渐陷入了瓶颈，用户活跃度、营收的下滑背后自然是消费者冲动消费后逐渐归于理性和冷静的过程。
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是，在有限的娱乐手段空前繁荣，和现实焦虑确乎存在的当代中国，没有多少成年人能够持续保持保证学习。更让人苦笑和警惕的是，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号召抵制英语学习和教学的浪潮甚嚣尘上并获得不少支持，彷佛反对学习本身不仅不是一件羞耻甚至可以获得群体认同的行为。
消费本身就是对抗焦虑最好的方式之一，那么以消费知识的方式来对抗知识引起的焦虑自然也不足为怪。
在围观沈巍的过程中，好奇的人得到些许空虚的满足，试图对抗焦虑的人从中得到莫须有的鼓励，而抱着更复杂功利目的的观众也顺利收获了关注和利益。
结语：
不知道各怀目的围观沈巍的观众自己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本身也是被围观和被消费的对象。他们和沈巍一同架构起了一出超现实主义的讽刺剧，共同以知识的反动反对反动的知识，以充满恶俗意味的行为艺术击碎了四十多年来大众教育体系苦口婆心确立起来的认知体系，完成了对正统价值和传统认知最有喜剧性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挑衅和复仇。在历史的某些关键节点上，疯子和小丑身上反而隐喻了历史最细微的先声。
本文作者-鹿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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