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好。由于互联网的大数据技术，今天能看到本文的朋友，都可以算是有缘人。我写的关于武汉朋克，由于篇幅比较长，所以会分成5次发。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三篇。
因为标题搜索技术的影响，而且我专注于写中国摇滚乐并不讨头条的好，所以，我无法保证每篇文字的推送量都会适当，也无法保证每篇都能被相同的人充分阅读。您若觉得文字还可以看看的话，可以关注下我的号，这样不会落下后面的章节。谢谢。
武汉朋克的前世（一）
武汉朋克的前世（二）
书接上文。
武汉朋克的前世（三）
1998年，武汉地下音乐进入鼎盛时期，妈妈、死逗乐、愤怒的狗眼和生命之饼等朋克乐队经常出入高校演出。有一次有人画了一幅巡演地图的海报，然后在海报上写了“武汉朋克暴乱图”七个字。很多杂志报道时就看错了，以为是“武汉朋克暴乱团”，从此以讹传讹，便成了武汉朋克的别称传诵至今。
1999年，我去北京的时候，特地去找了在百万庄附近郝舫（《伤花怒放》的作者）开的方舟书店，买到了这四支乐队的demo带。
生命之饼是武汉第一支朋克乐队，也是中国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
1995年吴维翻到一本上海出的《音像世界》杂志，上面登着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第一期的招生广告，七百块三个月。那时迷笛音乐学校还是短期班。1997年开始才改成两年制教学。改两年制时第一个报名的学生叫高虎，他的学号是001。高虎在学校期间组了一支新金属乐队叫痛苦的信仰，后改名痛仰。1995年的吴维，对什么是摇滚，还不了解，只知道Beyond。他当时厌倦了街头生活，就想逃离武汉，于是揣着从朋友那东拼西凑的1000多块钱去了北京。
当时的迷笛学校在海淀西三环的双安商场，他们住在像工厂一样的宿舍里。每天午饭后开课，一个星期两堂课，教他们的是当时北京有名的“穴位”乐队贝斯手于微。那时的人没什么钱，每天过得很简单，吃吃泡面喝喝酒，聊聊音乐。从那时起，吴维开始爱上了摇滚乐。
三个月结束，吴维回到武汉，发现自己没法回到从前的生活了，就折回了北京。这次，他结识了来自攀枝花的朱宁和四川人曹操，一起去了西昌。几个月后，曹操去了北京，朱宁和吴维回到武汉，他俩找到了迷笛的同学吉他手韩立峰。1996年底，三个人成立了“生命之饼”乐队，吴维担任主唱。“生命之饼”这个名字是吴维取的，来自于几年前他从《圣经》里读到一句话：“擘开生命之饼，充我灵饥”。
“生命之饼”排练了两个月，武胜路的大音琴行在武昌中南商场对面的米高Disco迪厅举办了一场武汉本地原创音乐会。十四支乐队里，“生命之饼”排在倒数第二上场。那天当地广播电视都来报道，观众被隔离在舞台很远的外围。吴维一上台就对着观众喊：“你们赶快过来，赶快过来！你们不是来开会的吧？”观众呼的一下涌了过来又蹦又跳，把现场的摄像师吓得不知所措。演出之后，媒体从报道中把“生命之饼”删掉了。那天，武汉另一支著名的乐队——达达也在台下看。
1997年，吴维带着“生命之饼”录制的几首小样再一次来到北京，跟着“坏牙”乐队贝司手刘肖去看“新裤子”的首场演出，在现场遇到了崔健。刘肖让他去跟崔健打个招呼好以后有个照顾。吴维心想，我都不认识人家也没听过他的歌，他怎么帮我啊？硬着头皮开口：“你好，你是崔健吗？我叫吴维，是武汉搞乐队的，我朋友很喜欢你，他极力推荐我跟你聊一下……”他把呼机号留给了崔健。
几天后，崔健约吴维在CD咖啡酒吧见面。吴维将录音小样交给他，崔健告诉他帮他们安排了一个酒吧演出。吴维认为崔健可以交个朋友，考虑了一会儿，他说：“崔健，感谢你帮我们安排演出，你这个人我也有点欣赏，但我要告诉你个事儿……我没听过你的歌。”崔健愣了片刻，答，好吧好吧，到时候你们去演出吧。说完挥挥手，转身进了酒吧。吴维在酒吧外面站了很久，“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未完待续）
閱讀更多 悠然急行軍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