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松:就是想真实呈现中国农村的形态

与之前相比,现今的文学生态可以说是最复杂的。纯文学作品的影响力远不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少人开始讨论“文学势弱”这一问题;与之相对应的,是网络文学创作队伍的不断扩大,产出量惊人。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你写的是乡土文学,对很多读者来说就有些无趣了,毕竟从鲁迅、沈从文到陈忠实、莫言、贾平凹,中国的乡土文学写作经验太多,读者的阅读经验似乎也太多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百年间,乡土文学对中国时代流变的反映是真实有力的。作为70后,余松的新长篇《故乡》同样是写乡村,延续着前辈作家的传统,但读起来又不是很一样,非虚构的意味很明显,这让这部作品有了不同的意义和阐释空间。

3月24日,在《故乡》新书分享会上,作家邱华栋、学者杨早以及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和作者余松谈了谈对他这部作品的看法,以及乡土文学的创作。

余松:就是想真实呈现中国农村的形态

余松、杨早、邱华栋、刘苏里在朝阳大悦城三联书店进行对谈。

余松:给那些忘却以记忆,给那些小人物以铭记

在发布会上,余松的话很少,但重复说了一句话:“我就是想非常真实地呈现中国农村的一个形态。”这是他写这本书时的姿态,也是写这本书的目的。“我经历过改革开放前那种贫穷、匮乏的时代,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焕发了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生命力,农民很快就解决了温饱问题,然后家家都盖上了房子、买了家电,但是后来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遇到了发展的无力感。后来我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尽量尽我所能,将一个相对真实的农村形象、农民的形象呈现出来。”余松说,“给那些忘却以记忆,给那些小人物们以铭记,这就是我基本的一个创作初衷。”

而如何才能表现得真实?这是在写作中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余松不断调整稿件,从之前写自家经历、以父亲为原型,到后来写四个家庭,在故事中“自我剔除”,并在写作手法上让作者退场,用“零度写作”达成一种客观性。与之相对应的,是书的架构,用的是极有客观性的编年体,从1980年代写到2010年代。

在上述这些之外,想要达成真实,还需要语言上的贴合。邱华栋说:“余松的语言有一种质地,就像泥土一样非常短促、简洁、有力、准确,也没有太多的雕饰和比喻,也没有那么多的暗喻。但我觉得他在描写上,在白描的手法上非常扎实,刚好贴近于故乡这个题材。”

刘苏里:我们始终也没有走出乡村

与邱华栋关注叙事、语言不同,更关注人文、社科书籍的刘苏里在《故乡》中看到的更多是一种象征性,这也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读者的参与中,获得的也许与作者的本意不同、但更广阔的阐释空间。

他说:“我们对现代化的追求超过一百年了,最新的追求也超过四十年了,但我们始终也没有走出乡村。今天我们坐在大悦城,也不过就是一个乡村电影院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房子造得很好,跟纽约差不多,和东京差不多,但是里面待着的人基本上还是生活在农村的人。”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故乡》中看到了他熟悉的精神结构。虽然从小在城市长大,但因为住的地方和农村相邻,刘苏里对农村的生活方式很了解,“后来我更长的时间是生活在大都市里面。即使小说里面的话语系统(与我使用的)不一样,但精神结构完全是一样的,书里面的故事每天都发生在北京,就发生在我身边,甚至就发生在高校。”

余松:就是想真实呈现中国农村的形态

《故乡》,作者:余松,版本: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

杨早:乡土文学是乡土世界在丧失的反映

虽然《故乡》里展现的乡村里的精神结构同样适用于北京,但一个事实是,如今的中国乡村正在大量消失。杨早在2012年莫言获诺奖时写过一篇论文《最后的乡土,最后的莫言》,就在那一年,“中国乡村以每天50座以上的速度在消失”。眼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人在涌往城市,或者次之的镇和县,很多人都在想着如何逃离乡村,村里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在这个意义上,结合乡村文学的起源,杨早认为,乡土文学从发芽开始,就已经是乡土世界在丧失的一个反映。从鲁迅到沈从文,到后来的赵树理、陈忠实、贾平凹、莫言这条线索一直下来,基本的用意是在于,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曾经拥有但现在其实已经没有办法进入的乡土世界的规则。

显然,和刘苏里相比,杨早更多的从历史角度去看待余松的《故乡》。在乡村不断失去中,如何有效地用文学再现它的规则,展现真实的乡村,是个重要的文学话题。杨早认为,余松的《故乡》“不见得有太多新意”,还是现实主义的,但“它内在上有一种和以前的乡土文学不一样的特质,看上去特别像是非虚构,甚至像田野调查报告”。就像上文所说,余松在写作时的“自我剔除”和“零度写作”让他达成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在杨早看来是余松写作的风格,“好的作家就是保持自己的一种风格”。

此外,杨早还特别注意到《故乡》中编年的一个特点:与时代的推进没有那么强的关系。“里面的人,不管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甚至是二十一世纪,他们的思路没有变化,他们的行为方式仍然依旧,他们整个村庄好像停滞了,好像一个标本停在滚滚时代的浪潮之中,我觉得这是余松写作的一个相当独特的地方。”杨早说。

对此,杨早表示,很多作家喜欢主题先行,将书写对象跟时代潮流做勾连,“中央有什么政策,下面有什么变化,这个变化会给生活带来什么东西,导致人们内心思绪上精神上的不一样。”但故乡有一套自己的叙事线索。

关于这一点的阐释,也许又要回到余松刚开始说的那句话。他只是把自己在农村的经历真实地反映出来,而没有过多的思想上的加工,原生态的再现让这部作品有了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性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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