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地球》從2月5日上映以來，憑藉其氣勢磅礴的特效場面與動人父子情獲得大眾的喜愛與支持，截至3月14日，中國電影票房突破46億元，成為一部現象級的中國科幻電影。
不久前，美國流媒體平臺Netflix宣佈獲得《流浪地球》除中國內地外的全球流媒體播放權，將把《流浪地球》翻譯成28種語言，面向19個國家和地區的觀眾播放，引起了影迷的廣泛關注。
《流浪地球》劇照。
《流浪地球》與海南淵源頗深，導演郭帆畢業於海南大學法學專業，不僅曾計劃來海南取景拍攝該片，還將該片路演第一站放在海南，以表達對母校和第二故鄉的感恩之情。近日，海南日報記者專訪郭帆，聽他講述電影背後的故事。
《流浪地球》導演郭帆。
大學學法學，但一直想拍電影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一直有個影視夢，最後為什麼學了法學?法學的教育背景對您現在拍電影有什麼幫助嗎?
郭帆(以下簡稱“郭”)：1999年高考的時候本來是報的北京電影學院，但是那年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在山東不招生，所以我就沒有考的機會。本來想復讀一年，但是我媽勸我說你復讀也未必能考得上。因為我當年文化課成績還可以，家裡就勸我選一個當時比較火的專業，比如法律、計算機、英語、經濟這一類的，所以就選擇了法律。
其實學法學對我後來的工作影響還挺大的，它可以幫助我建立更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做事情更有條理。
對學弟學妹的建議是，如果你所選的專業或者你考上的專業不是你真正想去學習或者從事的那個專業，那還是可以重新出發，選擇你真正想做的事情。這樣才有最充沛的動力，義無反顧地開始嘗試，勇敢邁出第一步。
記：曾經有老師說您不務正業，在堅持夢想的過程中，您有過猶豫與動搖嗎?
郭：這需要一個過程，一開始會有困擾。比如別人的不理解，周圍的同學也好，家人也好，老師也好，可能都會有不理解，或者說是阻攔、不建議、潑冷水等等。
但是，我還是想和大家分享一個曾經令我決定即便是上了法學專業依然選擇去拍電影的轉折點，那個點是我腦海中出現了一個畫面，畫面裡是當我七老八十的時候，在回望自己還並未發生的一生，看看這一生裡還有什麼事情自己想做而沒有做，這件事情就是我想去做導演、拍電影。
那個時候如果看到了這個場景，你就已經來不及了。所以為了不讓這個來不及的事情發生，我決定從現在開始就去做。是這個畫面一直激勵我，在很多次猶豫、動搖的時候，這個畫面都會反覆出現。
拍科幻電影既是夢想，也有種使命感
記：科幻電影一直是世界電影裡比重很大的類型，但這麼多年以來，中國一直沒有特別有代表性的科幻片。作為一名青年導演，您當時為什麼會想到去啃硬骨頭?
郭：從個人層面來說，拍科幻電影一直就是我的一個夢想。小時候就很好奇，為什麼中國沒有特別出彩的科幻電影?直到我真正開始拍的時候才明白，這裡面有兩個因素，第一個是科幻電影的性質很特殊，它和國家的綜合國力是息息相關的。只有當今天我們國家有了玉兔登月這樣的突破時，觀眾看到我們電影中有了中國的空間站和宇航員，才會覺得有信服力。
第二個原因就是製作上有很大的難度。我們國家的電影工業化還不算成熟，而好萊塢已經形成產業化了。2014年電影局派了甯浩、路陽、肖央、陳思誠和我，我們五位導演去派拉蒙影業觀摩學習，我們都是被好萊塢的電影工業化所觸動，所以回國以後，我們五個人不約而同地都在做和電影工業化相關的事情，比如甯浩導演的《瘋狂的外星人》、路陽導演的《刺殺小說家》、陳思誠導演的《唐人街探案》系列、肖央導演的《天氣預爆》，以及《流浪地球》，我覺得這是一種使命感。
記：《流浪地球》小說不足3萬字，但設定“流浪地球”計劃長達2500年。您將文本改編成電影的時候，都遇到哪些挑戰?
郭：小說和電影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藝載體，小說可以有很多視角，比如它從宏觀的視角來描寫人類的命運、宇宙的變化等，但是電影不行，如果電影站在一個宏觀視野下去拍，就會變成一部科教片。
電影的核心是人物和情感，所以我們選擇以劉慈欣老師宏大的世界觀和“把地球推離”的文化內核作為基礎，去找到人物、提煉情感，我們相當於從這2500年裡攫取了36個小時來講述這個故事。
最大的困難其實在一開始，因為科幻劇本的創作和現實主義題材有很大不同，劇本在一開始不是要編故事，而是要建立“世界觀”。所謂世界觀，就是我們未來的世界是什麼樣子，比如政治、文化、經濟、教育等等，在五六十年後我們的社會是什麼樣的，還有自然科學層面，比如整個地球的物理環境會有哪些變化，氣候、地貌、洋流等等。
這些背景設置完，我們還編纂了一百年的編年史。而這些“世界觀”又不能是單純的文本式的，必須要賦予各種圖，所以我們又創作了3000多張概念設計圖，來完善這個世界，整個設定過程我們用了8個月。
兩部電影在海南路演源於感恩
記：很多人都說從電影《流浪地球》中看到中國人對土地的熱愛，這種對土地的眷戀是來源於您的生活經歷嗎?
郭：其實我們是從美國找到這個電影的文化內核，2016年我帶著《流浪地球》去美國工業光魔公司做考察，他們是好萊塢頂級的視效公司，《星球大戰》就是他們的作品。當時和他們聊了一下這個故事，他們就很興奮，“地球出現危機以後，為什麼你們中國人連逃離都帶著家?”仔細思索你會發現，這其實和我們的文化息息相關。
我們對故土家園的眷戀是深入骨髓的，當你買房子的時候，買的其實不是六面牆，不是一個物理空間，你所得到的其實是父母、兒女、妻子的情感，甚至是丈母孃的眼神，這些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這個電影裡真正算是我“藏私貨”的地方應該是對於父親這個角色的創作，也就是劉培強。這個角色其實是寫給我父親的。我和父親的關係非常傳統，也是非常典型的中國式的那種父子關係，我們兩個人很少能坐下來說些什麼，除非喝點酒。
就像朱自清先生在《背影》裡所寫的一樣，我關於父親最後的記憶好像就是個背影。包括我自己做了父親以後其實也是這樣，我兒子今年四歲，但是我依然很難對他說“我愛你”之類的。但是作為父親，對兒子這種深沉的愛是不會減少的。這個是電影裡和我自身經歷更有關係的一個點。
記：《同桌的你》路演也放到了海大，甚至原本也打算將《流浪地球》放在海南拍攝。您對海南感情很深，以後打算來海南拍電影嗎?對海南發展影視產業有什麼建議?
郭：兩部電影都選在海南路演確實是對母校和第二家鄉的感恩之情的表達，如果有機會的話一定會去海南拍片。海南現在也有比較健全的硬件設施，也有了電影節。海南應該在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下發揮特長，在建設硬件的同時，出臺更多的優惠政策，吸引更多人才，可以幫助項目落地，也要加強軟件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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