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對於一些蘇聯時期的文化、娛樂、民眾生活等民眾的實際情況非常感興趣，就是我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裡，
一直以為同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中蘇兩國在上個世紀中葉都應該擁有相似的經歷。在我國經濟困難的時期，同樣也應該是蘇聯經濟困難的時期，計劃經濟的失靈應當同樣會在兩國出現的，而不僅僅出現在我國。
直到某一天我看到蘇聯時期的經濟統計數據，回看之前的看法多麼的一廂情願和天真。即在1970年，蘇聯當時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1593.74美元，而此時的中國人均GDP不過112美元，兩者之間相差10倍之多。直到2015年前後，中國的人均GDP稍微超越俄羅斯一點點（數據來源網絡）。
換句話說，蘇聯人民雖然擁有著與中國同樣的意識形態，但事實上蘇聯人民遠遠過的比中國人民要好得多。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開始關注蘇聯時期民眾的基本生活形態，計劃經濟在兩國同樣都出現了失靈的狀態，但是兩國有截然不同的現狀。
蘇聯人民生活的方式大致我們可以通過今天俄羅斯民眾的狀態來想象，不過我比較感興趣的是蘇聯時期民眾的文化娛樂方面的狀態，比如媒體、電影等等。當然今天我們看到俄羅斯的媒體確實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比如今日俄羅斯電視臺以及衛星通訊社。
蘇聯的締造者列寧曾經講過一句話，電影對於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藝術。 列寧的這句話成為蘇聯電影界的重要的口號，被引用到蘇聯的各個出版物以及文藝活動當中，將電影從一般的藝術形式群體當中單獨拎出來，賦予超越一般大眾藝術的重要地位。2018年我國在文化領域也發生類似的事情，就是在機構調整當中，將原屬於廣電總局的電影管理的職責劃歸到中宣部。
在列寧的電影理論指導之下，蘇聯的電影在20世紀60年代迎來巨大的爆發，很少有國家可以與蘇聯電影工業規模的相抗衡，15個蘇聯加盟共和國中每一個都擁有自己的電影製片廠（20世紀60年代，蘇聯全國擁有42家制片廠），即便是好萊塢也非常羨慕蘇聯的電影盛況。在1968年，電影的全年票房劇增到40億張門票（蘇聯時期的電影票房統計只統計電影票張數，而像其他國家一樣統計金額）。假如按照今天的每張30塊錢來計算，蘇聯當時全年票房已經達到1200億元，而2018年中國電影全年的票房是609億元。這也足以說明，當時蘇聯的電影市場的繁榮、瘋狂程度。
當然並不是說蘇聯電影一直如此，在斯大林時代的電影受到嚴格的管制，尤其是30年後新經濟政策的結束以及對於電影藝術領域的極度控制， 蘇聯電影的數量、質量迅速下降。從1930年代的128部銳減到三年後不足30部，在1951年最低谷的時期，當年只生產了9部電影。這種狀況直到斯大林去世才發生改變。
電影政策的變化最初從改變電影的管理機構開始，將斯大林時期的電影攝製藝術部解散，電影劃歸文化部管轄，後來蘇聯電影界人士認為蘇聯的電影不夠受到重視，遊說將其單獨管理，終而設置了國家攝影委員會（這一機構直至蘇聯解體而終結）。但是委員會並非一直都沒有變革，最大的變革發生在1972年，國家攝影委員會的主席從蘇共中央委員會電影分部直接派人。這就顯示出蘇聯當局對於電影這個類別的藝術越來越加重視的趨勢。
雖然蘇聯上下在電影上的投入極高，無論是從業人數、政府補貼、投入精力，人們對於蘇聯電影界寄予厚望，但是蘇聯電影的影響力一直不及西方，哪怕是在蘇聯國內，好萊塢的電影常常能夠隨意就打破記錄，甚至是印度的寶萊塢電影也在國內常常引發轟動。很多小孩被好萊塢的電影迷到不行，常常在家裡扮演電影中人物。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更是微弱。
蘇聯電影在市場並不成功，為什麼依舊能夠激發大家不斷的投入到電影的創作中去，主要在於蘇聯的分級管理評價制度。國內的創作的電影被劃分為五個等級，級別越高國家就會給越多的補貼，很少有電影會得到最低等級的評價，不少電影哪怕在市場絲毫不賺錢，靠補貼就能夠賺不少。
蘇聯時期電影最大的特點就是受到的干預過多，很多的部門、官員都可以對於電影提出意見，使其最終死在送審的途中。有時候一部電影的通過又顯得莫名其妙，或許是因為官員的家人非常喜歡電影中的某個主角，這部電影就會獲得生機。
電影在這個國家從來沒有被當做藝術認真對待過，有時候政府從電影票房中獲得財政收入，有時候，電影成了意識宣傳的工具，有時候電影成了意識形態爭奪的陣地，總是這個時候電影藝術不僅僅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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