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 14日
商業統計學家百森先生就中國近況及對世界局勢影響回答了《紐約時報》記者的提問。他說：“中國革命直到過去兩三個月才取得實質性進展。但是，這是西方人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忽略的一系列中國國內事件演變的必然結果。在滿清專制統治下，民怨與日俱增，專制政府以及束縛中國數世紀的道德規範在西方文明光芒的照耀下轟然倒塌。1851年爆發的太平天國起義持續時間長達12年之久，這是中國人民不滿專制統治的前兆。在這次起義中，太平軍攻佔了數個重要省份，甚至對上海展開攻勢。直到戈登將軍（Gen.Gordon）參與重組大清軍隊，才最終將起義鎮壓下去。”
百森（RogerW.Babson）是美國著名創業家、教育家和慈善家，1875 年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雜貨店老闆家庭。1898 年從斯坦福大學工程學專業畢業後加入波士頓一家投資銀行，1904 年以 1200 美元起家創立百森商業統計公司。1910—1923 年為《紐約時報》財經專欄作家。1919 年創立蜚聲全球的百森商學院。該院 MBA 連續 14 年（1994—2007）在創業學領域超過哈佛、斯坦福等頂尖名校，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認為世界創業教育的領導者。
“1908年，清皇室承諾成立代議制政府，他們保證在數年後建立代議制政府。
1910年10月，清廷組建了資政院，但這僅僅是一個諮詢機構。人民隨後要求成立真正的國會。這突然而至的請願對清廷皇室是一個巨大的震動，他們想方設法迴避人民的這類請願，由此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索。”
“革命爆發後，舉國響應，起義軍每到一地都勢如破竹，這深刻地表明瞭大清帝國的孱弱和中國人民的萬眾一心。”
“西方輿論普遍認為這場起義取得的勝利僅僅是暫時的。但是，我認為這種觀點不正確。革命從一開始便進展順利，起義軍展現出了良好的戰略判斷力。顯然，這是一場現代化的戰爭。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受到了很好保護，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事實上，各國列強一直在等待尋找藉口進行干涉，以此造成中國人最懼怕的事情，即瓜分中國。”
“我們在土耳其曾催生了代議制政府的成立，這與中國目前的情形十分相似。現在，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正在經歷時間考驗，迄今為止，從各方面看都是成功的。”
“顯然，中國目前的局勢正以一種系統、科學的方式向前發展，出現了一種帶有西方理想的政治模式。據說，已有14個省宣佈擁護共和。滿清皇室方面，唯一值得考慮的個人因素是袁世凱，他被許多人認為是一個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角色。孫中山先生已被選舉為新的共和國總統，雖然從形式上說，這更像是一個軍政府。這種情形將會持續下去，直到局勢變得穩定。”
“接下來，如果各省軍閥不自立為王，而清軍戰鬥力在短期內又未得到質的改進，那麼，革命的結果必然是一個永久性代議制政府的誕生。”
“另外，這種結果並不會在短短几周或幾個月內出現。如果你沒到過中國，即難以想象她的幅員遼闊和與世隔絕。數億普通民眾對正在發生的革命一無所知。當他們聽說此事時，起碼是幾個月甚至幾年之後了。我們生活在發達的美國，根本想象不出在一個沒有鐵路、沒有電報、沒有報紙的國度裡，生活是什麼樣子。當然，中國部分沿海地區已擁有了這些現代通訊方式，但是還有數億中國人一輩子從來沒見過火車。”
“因此，儘管我相信共和政府終將實現，但至少不是現在。建立這樣的政府並獲得西方列強的承認，起碼還需要好幾個月。另外，為了使得共和制獲得成功，一些人事更替勢在必行。伍廷芳先生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新聞發言人，但我個人對他不抱任何信心。新政府若想獲得列強承認，國務卿必須是伍先生之外的其他人選。”
“與蒙古的爭端仍然懸而未決。我從高層得到的消息，關於滿清政府將蒙古割讓給俄國的消息並不屬實。滿清政府從來沒有也絕不會將蒙古割讓給俄國。至於革命黨人向俄國人承諾了什麼，我無從知曉。退一步說，即使他們擁有將蒙古割讓出去的權力，我相信，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也絕不會善罷甘休。”
書名： 共和十年(新版):《紐約時報》民初觀察記1911-1921
書號： 9787515408682
著者： 鄭曦原 編
蔣書婉、劉知海、李方惠 譯
出版年月：2018年11月
平裝定價： 85.00元
精裝定價：120.00元
《紐約時報》創刊於19世紀中葉（1851年），在美國乃至西方社會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紐約時報》自創刊以來就有了對中國的報道，其內容之豐富、涉及面之廣、系列報道之深入，令人驚歎。本套叢書分三本：
《帝國的回憶(第3版):晚清觀察記1854-1911》
《共和十年(新版):民初觀察記1911-1921》
《浴火重生(第2版):中國抗戰觀察記1937—1945》
1911年，辛亥革命終結了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帝制。之後十年（1911—1921），中國處於前所未有的激變之中：新舊制度變換、新舊思想衝撞、各種政治勢力交替，內憂外患，國民彷徨，許多影響中國發展的事物和思想皆發端於這一時期。危機與希望僅一線之隔。
《紐約時報》將目光緊緊追隨著這個老舊帝國，客觀記錄了它告別帝制走向共和的艱難轉身，留下許多相關的報道和評論，為其做了一份很有價值的第三方記錄。以西方人的眼光，對當時中國的現實進行了分析，對其未來作了預測，給我們提供了觀察歷史的另一種視角，從這裡可以看到歷史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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