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有一個剃去頭頂邊緣頭髮，結髮為辮的習俗。入關後，隨著大清政權在全國統治的確立，清統治者採取了一些強制措施，使此俗在全國流行開來。然而在滿族喪葬習俗中還有另一種儀規，這就是“百日剃髮制”。
所謂百日剃髮，即滿族男子雖留辮子但頭頂四周的頭髮是要經常剃掉的，遇父母之喪或皇帝皇后大喪時，則不準剃髮，一百天之後方可剃髮。此儀規與滿族的剃髮習慣並不矛盾，它只是一種以異於常俗的方式來哀悼死者的做法。
其實，留髮時間並不都是100天，它視與死者的親疏關係而定，一般子為父母留髮100天，孫為祖父母留髮60天；遇帝后之喪，不僅宗室男性不剃髮，即便文武百官和普通軍民也必須留髮百日，過了這段時間方可重新薙髮，否則兒孫會被認為不孝，文武官員會被認為不忠而受到懲罰。
但是帝后之喪時全國民眾遵守百日剃髮制只是約定俗成，有一定的隨意性，並未列入法典，清朝前代君主很少在此問題上大作文章，誰想到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大喪時，卻引發了石破驚天的大案。
皇后富察氏是乾隆帝的第一個皇后，滿洲鑲黃旗人，出身顯貴。其祖米思翰曾追隨康熙帝作戰，位至戶部尚書。其父是被敕封為承恩公的察哈爾總管李榮保。其叔父是朝中有名的大學士馬齊。可以說富察氏家族顯赫，在朝中有著重要的地位。1727年七月十八日，雍正帝特選出身名門的富察氏指為皇四子弘曆的嫡福晉。從一定意義上說，這門婚姻是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的，但是乾隆帝和富察氏卻恰似天造地設的一對，夫妻恩愛，伉儷情深。
乾隆十三年二月，乾隆帝興致大發，準備攜皇太后及皇后富察氏巡幸山東，恭謁孔廟，望祭泰山。皇后富察氏久居深宮，難得出遊民間，這次能有機會同皇帝、皇太后出巡，本是喜慶歡快之事，不幸的是：
在出巡之前，皇后富察氏剛遭受了喪失愛子之痛，體弱身虛，再加上東巡路上奔波勞頓，到濟南後，初遇春雪，偶感風寒，便臥病於床，後來病情稍有好轉就急於返京。在從濟南到德州的路上，皇帝東巡的儀仗啟從匆匆北上，鳳輿中的皇后富察氏舊病復發，奄奄一息，於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崩逝，年僅37歲。
痛失愛後、傷感萬分的乾隆帝下令為孝賢皇后舉行空前隆重的大喪儀，想以此使自己悲痛的心靈得到稍許慰藉，並指出：孝賢皇后是“坤寧正位”，“體制原尊”，自己又與孝賢皇后“情誼隆重”，因而容不得有一絲一毫“稍紊典常”的。但事實上，官員們的表現並不能讓乾隆帝滿意。
孝賢皇后大喪時，許多官員或是將文字錯譯，或是辦事不恭，或是未具折請奏赴京叩謁梓宮。這些怠慢、疏忽、懶散、不敬的行為，讓乾隆帝大為惱火，他對這些官員無情地進行申斥、責罵、降革，即便皇子也難逃厄運：皇長子永璜、皇三子永璋遇此等事竟無哀傷之情，乾隆帝為此聲斥“於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並斬釘截鐵地宣稱“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
事情並未就此罷休，百日喪滿後，這種嚴懲不怠的貶革風又因官員違制剃髮而掀起高潮，比較有代表性的案件如：江興漢案、金文淳案、周學健案、塞楞額案等。有意思的是，清前代君主后妃喪葬之時，百日內剃髮者大有人在，屢見不鮮，帝王對此也不予以嚴厲追究，因剃髮而獲罪的人很少，即便雍正帝去世時，也有許多官員違制剃髮，但乾隆帝並未追究，這和他十三年後如此地大興風波形成強烈的對比。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這一時期乾隆已經完全穩定了政治形勢，官員隊伍的核心也早已完成新舊更替，不像登基之初那樣有太多後顧之憂，這也標誌著他治臣方式的重大變化。
首先，乾隆帝對待臣僚的態度由往昔的“寬”轉向了“寬嚴相濟”，對要處置的臣僚決不姑息手軟。
即位十多年來，乾隆帝起用親信骨鯁之士，重用能吏練達人員，打破了朋黨之爭的局面，實行一系列寬仁之政，很快在朝中獲得了威望，樹下了仁君形象，很好地控制了臣僚，真正實現了“權集君主於一身”。但是正陶醉於萬民景仰、群臣伏拜場景中的乾隆帝怎麼也想不到在孝賢皇后大喪中，臣子們或是違制剃髮，或是結黨矇蔽、詢私袒護。這種作法讓乾隆帝深刻地感到手下的臣子們蠢蠢欲動，極不安份。
在乾隆帝看來，推崇寬仁之政，以德服臣正是自己慣用的治臣手段，即便臣子犯了錯誤，也要從輕處理，絕不深究，十三年中處死的大員只有提督鄂善一人，但現在臣子們在“聖德君寵”的溺愛下，不顧禮制、法度，肆意妄為，大逆不道，視皇權何在？乾隆帝感到要維護至高皇權，實行以刑制臣是非常必要的、適時的。
另外，從乾隆帝的自身性格來看，他有強烈的奴化臣僚思想。可以說竭力抹煞臣僚的政治人格，以皇帝的是非取代臣僚的是非，是18世紀極端君主專制的一個重要特徵。雍正帝和乾隆帝都特別強調臣僚要與皇帝“一德一心”，要求臣僚“惟知有君”，“以公滅私”。所謂“公”，其核心內容是忠君，所謂“私”，指的是朋黨之私，兄弟之私，以及沽名釣譽等不利於君主獨裁的現象。
乾隆帝與前代帝王相比，滿族傳統的民族情感，對皇權獨尊的無限要求，開疆拓土，功業卓著的自得心情，都使他產生強烈的奴化臣僚思想。在乾隆帝看來，奴才一詞更能反映他們與皇帝之間的特殊的感情聯繫以及政治隸屬關係，且有滿洲傳統主奴之間的親近色彩。
十三年來乾隆帝高居殿堂之上，手下的臣子對他令出必行，唯唯諾嘮，誰曾想而今在處理剃髮案時卻發現事實遠不是這樣，乾隆帝感到一種潛在的威脅，他知道營求結納、朋比為奸之事不僅有礙於朝廷吏治，更不利於維護專制權威。官員欺上瞞下，互相包庇，極易在政治上形成對皇權的離心傾向。
整飭臣子，樹立君威的時候到了，對那些忤逆昏庸，冒然行事之臣；對那些屢違政令，不知悔改之臣；對那些辦事不力，貽誤戰機之臣，乾隆帝除對他們嚴加斥責外，還採取了不同的懲罰措施，甚至痛下殺手，再也不像七年前殺鄂善時那樣“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深自痛責”，而是怒氣衝衝，心安理得了。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被處死的大學士、總督巡撫、提督等大員有塞楞額、周學健、常安、訥親、張廣泅，慶復、李質粹等。嚴刑峻法，動輒殺戮，這一手段的強大鎮懾作用使各級官員完全變成了誠惶誠恐地俯伏在皇帝腳下的一群惟命是從的奴才，乾隆帝的專制統治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皇.權得到了有效地維護和鞏固。
其次，針對剃髮案所反映的問題，乾隆帝重申百日剃髮制，並將其提高到法律高度，載入《大清會典》與《大清律例》，加強了對臣僚的法律約束。這一規定以乾隆帝的令、諭稱則是：“國恤百日內不得剃頭，違者立即處斬之”，“本朝定製，遇有國恤，百日以內均不剃頭，倘違例私犯祖制，立即處斬，亦如進關時，令漢人剃髮，不剃髮者無不處斬之理。”
在剃髮案中，乾隆帝震驚於臣僚對法律的漠視，對禮制的踐踏，認為“法不遵，國何以存？”加強對臣僚的法律約束是十分必要的，於是他將百日剃髮制納入法典，一方面是強化臣僚的法律意識，為乾隆十三年剃髮案劃上圓滿的句號；另一方面是完備禮制法規，杜絕此類案件再度發生。
對臣子而言，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十三年剃髮案的風暴，在他們心中留下了恐懼震憾的陰影，他們不敢再自行其事，而代之以遵奉典章，克守法度，盡心竭力地為皇上辦事，唯恐一個不小心，再倒黴的就是自己。事隔一年多後，即乾隆十五年三月，因在孝賢皇后大喪中毫無哀痛之情，遭乾隆帝怒斥而被排斥在皇位承繼之外的皇長子永璜在抑鬱中病逝。臣子們吸取了上次的教訓，在皇長子大喪百日內，“大臣官員俱未剃髮”。
再次，乾隆帝對剃髮案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為加強皇權，更好地控制臣僚，他對文本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廢止奏本，加強了對奏摺的利用。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乾隆帝頒佈詔諭：“將向用奏本之處，概用題本，以示簡化文書之意”。明清時期通行己久的奏本制度，至此正式廢止，奏摺遂取代了奏本。
這表面看來只是清朝文書制度的一次改革，其實不然，它自身蘊含著深刻的政治意義。相較而言，奏摺是由奏事處接收，登記京內外奏摺後，交奏事太監直接送皇帝親自拆閱，皇帝親自用硃筆在奏摺上批示，是謂“硃批”。己獲硃批之折，通過三條途徑辦理，即留中、發還或由內奏事處交軍機處辦理。這種獨特的文書運轉處理程序，極大地提高了封建國家機器的行政效率，皇帝高居紫極，親御丹筆，成為名副其實的章奏處理者、軍國大權的全權獨裁者，專制集權得以維持和鞏固。
可以說，奏摺制度的推行對乾隆新政的順利實施，帝王威信的樹立，地方政情、軍情、民情的及時準確瞭解起到了良好的效用。當然，最重要的是利用奏摺臣僚們可以不分等級、不分地區地互相糾察，有效地防止了上下串通一氣，共同欺瞞皇上的現象，迫使他們彼此監督，各存戒心，不敢放膽妄為，不敢擅權，而做皇帝的忠順奴才。
乾隆帝一向以此沾沾自喜，但他沒有想到在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大喪所發生的剃髮案中，他看到的卻是手下的臣僚朋比黨援，官官相護，一言官溺職，信息不達於上。乾隆帝知道：必須有一個逐級設司、層層相疊、而又互相牽制、彼此防範的官僚機構置於皇帝的有效控制之下，才能真正地維護專制皇權。
乾隆帝在憤怒憂慮中不得不思考新的對策。於是在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廢止奏本，加強了對奏摺的利用，使奏摺的作用更加突出。這主要表現在：
如果官員們有了機密的事件要彙報，往往先以奏摺的形式報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確的意圖後，再以題本的形式向專職部門請奏，這時候的請奏是為了走走形式而己，最重要的還是奏給皇帝的奏摺。它完全保證了乾隆帝把處理國政和駕馭百官之權牢牢控於己手，使自己成為全國官僚體系的核心，百官圍著其硃批之筆團團運轉。專制皇權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臣僚也被完全置於皇帝的監督與控制之下。
總的來看，乾隆帝在剃髮案的影響下，改變治臣方式是其整頓官僚機器的一種形式，緊緊圍繞著皇權而展開的，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皇權，鞏固統治。這種改變由治臣昇華到治國，導致了乾隆朝政局的重大變化：由乾隆初年為糾正雍正帝的苛嚴而政局寬大轉向了恩威並施、寬嚴相濟的統治格局。
撰稿/豔霞【讀史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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