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家爭鳴」是誰製造了鄭小瓊

是誰製造了鄭小瓊

這些細微的不為人知的力量/它們在暗處,在心靈飽受壓抑處/緩緩靠近生長在肉體的枝條/它們的陰影懸掛著,在狹隘中/我的懼怕來自於暗處的巨手/它們不知何時,何地伸出來/在不可能預想的時刻,它似蛛網糾纏著你/ 我無法說出它們的名字,說出它可能的出處

這是鄭小瓊的詩《非自由》的前半部份,對比起詩人所獲得的“世俗的名利”來說,顯得如此地意味深長,讓人看見暗綠色的反諷的舌頭緩緩伸出……在上個世紀80年代出生的詩人中,鄭小瓊是唯一成名的一個。80後詩人們成長的年代,網絡象一塊開卷考試,取消了最基本的篩選機制,同時也取消了這一代詩人們“脫穎而出”的可能性,在即興的瘋狂或抒情中,“成名”成了一場等待戈多的荒誕遊戲。

「詩家爭鳴」是誰製造了鄭小瓊

詩人鄭小瓊

但鄭小瓊例外,與她的同時代詩人們默默無聞不同,她成為代表性詩人、且取得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承認與熱捧。那麼,究竟是誰“製造了鄭小瓊”?

如果我們粗略地分析一下自新時期以來的中國詩歌現場,會發現幾個重要的名字:北島、海子、汪國真、以及鄭小瓊,這幾個名字足以構成三十年來中國詩歌史敘事的不同章節,只是這些名字的象徵意義是截然如此地不同:北島是文化思潮激盪的大海中飛奔而出的“波塞冬的駿馬”;海子是生命與言語中的“短命王子”;汪國真是轉向淺薄商業時代的“並不美麗的錯誤”;而鄭小瓊,則是當下社會出現病變時的“不安的炎症”。

在鄭小瓊所處的時代,中國社會表面上風平浪靜景色迷人,但這大海的深處卻是巨大力量的互相撞擊。鄭小瓊這十年來的寫作時期裡,中國正從農業國家向世界工廠轉變,一個比農民更低級的“民工階層”出現了;從政治角度而言,國家的性質在發生一些意味深長的變化;從文化思潮而言,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角力日見慘烈。而這些社會鬥爭或變革的結果,讓鄭小瓊成為一個象徵符號。生逢其時其地,鄭小瓊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一個民工,這一點是她符號化的根本,想想她被社會“挑中”的元素吧:女性、民工、詩人、濟經發達地區,這幾個元素就已構成一部社會學著作的關鍵詞,而這些關鍵詞一個也不可以變換,如果把女性換成男性,或者民工換成技工,或者詩人換成小說家,或者經濟發達地區換成內地,這個符號就會失效。因為社會身份的“典型性”,鄭小瓊必然會成為社會敘事的一個合適對象。

這麼多年來,中國GDP的超高速增長,從某個角度而言是在以一代民工的犧牲為代價,中國內地的農民或低收入者,統統變成了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外來工”、“民工”、“打工仔”、“打工妹”,耗盡他們最寶貴的青春讓生產流水線高速運行,讓GDP曲線如同服用了偉哥似的上揚,就象鄭小瓊在長詩《魏國記》中的典型嘲諷:“將你燜在高速發展的湯中,經濟學家如此說/用犧牲一代少女來帶動GDP”。而詩人鄭小瓊,正是一個典型的“被燜在高速發展的湯中”的民工,與別的民工不同的是她會寫詩,會用詩的方式思考自己的處境。民工階層是中國有史以來社會地位最低的一個階層,奴隸們尚有主人可以“依造”或“反對”,但民工們則是沒有一個可以依靠或反對的具體對象,在政治、經濟、文化上,他們被經濟需求壓到失語狀態,雖然他們的生活與直接的經濟有關係,但他們卻是經濟上最低的一個階層(甚至比不上農民),社會貧富的兩極分化,啞鈴型社會的出現,就以他們充當了與“富”對稱的那一頭“貧”。

「詩家爭鳴」是誰製造了鄭小瓊

在這種背景之下,一向將平等作為價值核心的左翼開始發言,左翼中的新左派開始追問“平等”在中國的可能性,與自由主義者關注的是全球化與自由競爭、言論自由不同,新左派更感興趣的是“全球化背景之下”的貧富分化、社會公平。而要對分配不公、資本剝削髮言,再沒有比民工更好的考察對象了,有著新左派模糊立場的評論家們開始關注起鄭小瓊,因為我們前面提到的元素,鄭小瓊成了評論家們眼中最好的“案例”,在絕大多數關於鄭小瓊的評論文本中,評論家們感興趣的是她的打工者身份,女工身份,從她身上評論家們可以“各取所需”,或者看到一代人青春被資本榨盡,或者看到全球化資本對中國的“侵略”,或者看到引起社會不公的權力機制如何運作,或者看到“弱勢群體”的“可憐處境”……在典型的新左派的話動衝動之下,又夾雜了民粹主義對下層民眾道德的讚美。新左派與民粹主義的大火燉小火熬之下,鄭小瓊,順理成章地成了一個社會符號,“敘事話語之湯”中的一根“骨頭”。很不幸地或很幸運地,鄭小成了雙重的湯料——經濟社會高速發展之湯的湯料與評論話語的湯料。

在社會出現貧富不均的病變時,新左派的“平等”價值觀扯上民粹主義美化民眾的道德觀,再試圖診斷這種病變時,作為“炎症”的鄭小瓊是多麼的必要,如果沒有鄭小瓊,上帝也會製造出一個鄭小瓊。

「詩家爭鳴」是誰製造了鄭小瓊

在“診斷機制”運作之後,社會的“補償機制”啟動,這種啟動不再以民間的方式進行,民間只能提供足夠的承認度(這一點也很重要,它是補償的前提),補償機制是以國家的方式進行。鄭小瓊成了“名人”,並且是遠遠超過詩歌界、文學界的名人,她獲得了“人民文學獎”等各式各樣的獎項;她成為國家某婦女機構評出的年度名人;她被邀請參加所有最重要的文學會議;最後,她成了省一級的人大代表。但是,我們千萬不能將這些補償看作是對文學的補償或者對鄭小瓊個人的補償,事情的本質絕不是這樣。文學或詩歌只是診斷機制所切入的“病灶”,它不構成主要對象,事實上,所有補償均不是從“文學性”方面進行,對鄭小瓊的補償並不是對文學進行,而是對文學後面的經濟高速之湯所欠下的債進行補償,這一切與文學性無關。而鄭小瓊則在這種補償機制中再次被確認為一個符號,她是國家眼中“民工”的一個代表,對她的補償也因此成為對民工這個階層、對所有下層民眾補償的象徵。這種補償是國家對貧富失衡的一個擔憂,是對最底層民眾的一次安撫,是讚美下層民眾的一次衝動,所以文學僅僅是一個藉口,但因為這種藉口,鄭小瓊代表“詩歌在社會學上的一次象徵”,鄭小瓊成了“一個社會符號”。而鄭小瓊也感到了不安,《非自由》後半段恰恰是這種不安的寫照:它巨大的暴力在我內心留下深陷/它似巨雷碾過,交談中/我感覺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從四周壓了過來/幽暗處的洪水/正擠壓著我肉體與靈魂/鳥的翅膀與魚的水域/花朵的香氣也被侷限/在一張扭曲,變形的門/在它低垂的彎拱中/我們每天彎腰躬身活著

當然,主流意識形態將這種“非自由”解讀為資本的壓迫而不是它自己的壓迫。在所有“診斷”的評論敘事中,評論者們對《非自由》《魏國記》這樣的反諷性文本視而不見,他們感興趣的只是詩人從打工者角度去看世界的那些文本。

「詩家爭鳴」是誰製造了鄭小瓊

正因為社會話語的敘事需要,正因為國家診斷與補償機制的需要,沒有人試圖從文學性方面去認真地論述鄭小瓊的文本,本文也並不打算這樣做,只是我們需要指出,與普遍的承認和巨大的補償不符(所有的補償與文本從來都不符)的是:鄭小瓊在詩歌文本上有許多值得評論家們正視的地方。比如,鄭小瓊的詩不具備可推廣的審美法則,難以影響或開始一個新的寫作時代,所以在詩歌上她只具有個人意義而不具備象徵意義,而當年的北島、海子甚至汪國真,他們的寫作方式開創或影響了一個寫作時代,我們在談論他們時,更多是從一種寫作方式的象徵意義上去接受,但鄭小瓊,先天就缺少這種象徵意義,她尚未在詩學上準備好,就被迫面對一場世俗的盛宴。第二,鄭小瓊的作品總體而言較為粗糙,缺乏整體性,無創新的技法或審美視角,許多文本更多地在同一平面上游移則未能深入。第三,在用詞上,鄭小瓊的文本中充斥著大詞與空詞,而這些大詞與空詞卻未被她激活。公正地說,我更願意將鄭小瓊看作一個正在不斷進步的詩歌學徒,而不是一個“功成名就”的詩人。

但是,如果我們僅僅從符號化的角度來理解與接受鄭小瓊,那就低估了作為詩人的鄭小瓊,符號化只是鄭小瓊“成名”的原因,它不是鄭小瓊的全部。而我個人認為,鄭小瓊的真正意義,正是在於她對符號化的抵制傾向。那些關於底層生活、關於打工、關於鐵與機器的文本,只是她的文本中的一部分,不是她的全部。她清楚地看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所以她在《飛鳥》中如是“厭倦”:它厭倦了天空,它有灰色的想法/在軀體內裝上銀色的金屬或者木輪/……/事實上它對飛翔的生活滿懷著恨/它想返回俗世聽雞的叫,狗的咬/豬的奔跑,它卻不能擺脫這翅膀/不能擺脫這死亡,固定季節與氣候

“在軀體內裝上銀色的金屬或者木輪”,不正是詩人自身的處境寫照嗎?鄭小瓊的文本中一直表現出多層衝突性:悼喪與歌唱的衝突、現實與唯美的衝突、體制與自由的衝突……除了她廣受讚譽的那些打工題材的“悼喪”性的文本,她還有一些歌唱性質的、古典之美的、渴望自由的文本。《草木還保留著舊有……》、《一生》、《白樺樹》、《六月》、《舊事》、《天鵝》、《圖書館》、《山楂樹》、《九月》等,表現出詩人在唯美寫作上的衝動、在純正個人趣味與悲憫情懷之間的互動,正是這些與打工題材區別巨大的寫作,讓詩人成了一個純正的“話語場”,在這個話語場中,個人體驗對抗著社會體驗、人個興趣對抗著集體需要、人個言說對抗著集體審美,鄭小瓊也因此才成為一個完整性的詩人,我們來看看《江南似樹》這樣的文本:我起身,梅花已落,後庭書院/雨水正濃,深秋踏上石階,她的背影/結社而行,尾聲是酒,是醉/是裙裾逶迤,明月長照/……/我起身,落花穿過燈影/寂靜正叨嘮著自己的名字/白晝開始飄零,收斂

這樣的文本意義在於它提供了一種試圖鍥入詩歌傳統的衝動與努力,意味著在被社會與國家承認的寫作方式之外,詩人個人的意圖仍然是加入文學傳統的努力,而“符號化”不過是一場“消化不良的盛宴”。

「詩家爭鳴」是誰製造了鄭小瓊

在社會題材、生活控訴與個人審美之間,是《魏國記》、《恥辱》、《完整的黑暗》這類長詩,它們放棄了《人行天橋》等打工題材的那種直抒胸臆,放棄了過於激烈與奔放的情感、放棄了社會性壓倒文學性的衝動,將社會批判與純正的詩歌技術結合起來。尤其是《魏國記》,詩人將敘事的背景放到春秋戰國時期的魏國,將莊子、吳起等歷史人物納入詩人,但是,千萬不要以為這就是一部“史詩”,它不過是藉著“歷史敘事”的幌子,講述我們今天的現實與故事,魏國就是今天的中國,但因為隔了一層虛擬的時間,詩人在寫作中表現出訓練良好的反諷、敘述、描寫、互否、盤詰、弔詭,它既具有被主流承認的那份對現實的感悟與觀察,又有自己的歷史判斷、也未失去純正的詩歌技藝。從這個意義上講,它才是我個人所認同的鄭小瓊的作品,鄭小瓊的意義,也才從被符號化中解放出來,解放是什麼?是讓某物回到它應該處的環境中去。

是誰製造了鄭小瓊?一個風雲變化的病態的社會將她製造為一個“符號”,但是,她的意義卻是用另一種純正的寫作“解放”了自己。所以,如果沒有鄭小瓊,上帝也會製造一個鄭小瓊,因為她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異化與解放、象徵與反象徵的一個典型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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