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化學源於西方近現代化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直到19世紀末，主要是西方傳教士扮演了西方近代化學在中國的傳播者角色。只是進入20世紀，隨著經歷了歐風美雨洗禮的留學生的迴歸，中國近現代化學才進入了全面體制化的發展階段。
中國近代（1840-1949），特別是20世紀上半葉留學歸國的化學家，扮演了中國近現代化學體制化主力軍的角色，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從中國國家院士群體的狀況中就可窺豹一斑。
中國首批國家科學院院士
100%的留學歸國化學家院士
國家科學院院士是一個國家的科學家的最高學術稱號，他們由在相關科學與工程技術領域做出系統的、創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貢獻的學者、專家中產生，是公認的科學技術界一流精英群體，也是各個相關學科的學術帶頭人、權威人士、新興學科的開創者。院士制度源於歐洲，自17世紀中葉英國皇家學會和法國皇家科學院出現第一批“會員”和“院士”以來，這一稱謂現已通行於世界學術界。中國最早的國家級科學院——中央研究院，正是在一批留學歸國的知識分子積極倡導下，1928年由國民政府建立的，著名留學歸國學者蔡元培出任第一任院長。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現代有系統的科學研究事業的開端，然而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直到20年後，才產生了中國第一批院士。
1948年，中央研究院經過評議和選舉，產生了中國國家科學院的第一批共81名院士，其中化學家有6位，他們是吳憲、吳學周、莊長恭、曾昭掄、侯德榜、陳克恢，全部為留學歸國學者。中國第一批院士的產生有兩個特點，一是院士的評議和選舉完全是在學術界圈內進行的，社會力量，尤其是政治力量的介入很少；二是非常注重選舉的公平。例如，郭沫若和馬寅初是著名的反蔣親共學者，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們當選為院士。因此，這6位化學家院士是一時之選，深孚眾望，是當時中國化學家的傑出代表。由於他們都是從代表世界化學先進水平的歐美留學歸來，都在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著名學府接受過博士及博士後的高水平科研訓練，並始終關注國外學術發展，因此整體上看，他們當時是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中國化學家。
這6位院士當選時的年齡在46-58歲之間，出國留學時間在1912-1928年間，都是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在1920-1933年間回國工作的。他們都選擇到美國留學，一方面是因為這個時期世界化學發展中心已逐漸向美國轉移，在美國這些著名大學聚集了一批世界優秀的化學家，領導著世界化學發展的潮流；另一方面，利用庚子賠款建立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是這個時期中國輸出留學生最重要的機構，成為有志於追求科學事業的年輕學子嚮往的聖地，這6位院士中就有4位是從清華留美預備學校走向美國的。
這6位院士在美國從事的博士學位論文研究，大多在世界化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吳憲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20-30年代化學上的巨人，研究蛋白質變性達世界領先水平，被接納為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員和美國化學會會員。莊長恭是當時國際上少數從事甾體全合成研究並做出了卓越貢獻的知名化學家之一。陳克恢對麻黃素等20餘種中藥的生理和藥理的系統研究受到世界學術界的關注，成就巨大，後定居美國，曾獲美國製藥界最高榮譽Remington獎章和美國藥學會最高榮譽Toland Soloman獎章，被世界藥理學會推選為終身榮譽會長。
20世紀上葉德國仍居於世界化學中心地位，因此吳學周曾赴德國達姆斯塔特高等工業學校從事研究工作，莊長恭曾作為德國哥廷根大學和慕尼黑大學客座教授到那裡工作，吳憲成為德國自然科學院榮譽院士。
這6位院士不僅自身取得重要科學成就，還致力於化學及其教育和學術團體的事業，組織研究隊伍，培育了幾代化學人才和教育人才。曾昭掄、莊長恭、侯德榜和吳學周都長期致力於中國化學學會的工作，任理事和常務理事，曾昭掄和侯德榜還曾任理事長。莊長恭和吳學週一直在中央研究院和中國科學院從事化學研究領導組織工作。侯德榜是中國化學工業的先驅。
中國科學院首批院士
留學歸國學者為主體的化學家院士
中國第二批國家科學院院士是1955年產生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3年改稱為院士）。1949年建立的中國科學院“為國家最高的科學機關”，6年後，評定產生了中國科學院第一批233名院士，包括26名化學家，其中只有2名化學家未曾留過學。中國科學院第一批院士中近代留學歸來的24名化學家是：化學部20名：盧嘉錫、莊長恭、紀育灃、李方訓、楊石先、吳學周、汪猷、張大煜、張青蓮、趙承嘏、柳大綱、侯祥麟、袁翰青、唐敖慶、黃子卿、黃鳴龍、梁樹權、傅鷹、曾昭掄、虞宏正；生物學部2名：王應睞、李慶逵；技術科學部2名：侯德榜、葉渚沛。中國科學院1957年增補的13名院士可歸於第二批，其中化學家院士3名，全都是近代留學歸國學者，他們是化學部的趙宗燠、蔡鎦生和生物學部的劉思職。這樣近代留學歸國化學家院士佔中國科學院首批化學家院士總數的93%。
相比中央研究院第一批化學家院士，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化學家院士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可以說，他們是中國近代化學百年發展的精英分子，中國近現代化學事業的先驅和重要奠基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6名化學家院士，除吳憲和陳克恢因移居美國未能入選外，其他4名均入選院士名單。這當選的27名化學家是中國近現代最早的三代職業化學家的傑出代表，年齡最大的是70歲的趙承嘏，年齡最小的是40歲的唐敖慶。除葉渚沛從小在國外生長外，年齡最長的趙承嘏也是出國最早的化學家，即1906年；年齡最小的唐敖慶也是出國最晚的化學家，即40年後的1946年。他們回國最早的是1921年的侯德榜，回國最晚的是1950年的侯祥麟和唐敖慶。
他們出國留學前的學歷也有很大的差別，呈現出國越晚學歷越高的趨勢。1906年趙承嘏出國時是清末的秀才，1913年侯德榜出國時是閩皖鐵路學堂畢業生，1920年黃鳴龍出國時從浙江醫藥專科學校畢業，1928年吳學周出國時是東南大學畢業生，1934年張青蓮出國時已是清華大學研究生學歷了。這27名院士中，出國前研究生學歷的4名，本科學歷的15名，專科及以下學歷的8名，即他們出國前已普遍接受了程度不同的高等教育，以本科教育為主，達到56%，專科學歷和研究生學歷分別為29%和15%。曾在清華大學（學校）學習過的有7人，燕京大學5人，金陵大學3人，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各2人，中央大學、滬江大學、大夏大學、光華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平協和醫學院、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浙江醫藥專科學校、北京農業專門學校、閩皖鐵路學堂等各1人，而其中6所學校在上海，5所在北京，3所在南京。儘管這些院士出國前的學歷不同，但出國後經過不同階段的學習，有的要先取得學士學位，有的要先取得碩士學位，少數的直接攻讀博士學位，最後96%的都獲得了博士學位，只有虞宏正1人沒有取得博士學位，他是在做了北京大學等大學的教授十多年後才出國留學的。
這批化學家院士留學的國家主要是美國、英國、德國、瑞士、瑞典和奧地利，獲得博士學位人數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共17人，依次是德國6人，英國2人，瑞士1人。2人獲得博士學位的大學有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伊利諾斯大學和德國的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1人獲得博士學位的大學有美國的密西根大學、西北大學、加州理工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堪薩斯大學、羅徹斯特大學、卡乃基理工學院，德國的柏林工業大學、德累斯頓工業大學，英國的劍橋大學、倫敦大學，瑞士的日內瓦大學。大多數院士都是在世界一流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
27位化學家的專業和專長輻射了化學的五大二級學科和化學工程學科，其中物理化學9人，有機化學8人，無機化學、分析化學和生物化學各2人，化學工程4人。物理化學是形成獨立學科最晚的化學二級學科，也是理論性最強的化學二級學科，這也許正適合於剛剛起步發展的中國化學學科的年輕學者來掌握，它需要聰明的大腦，而很多研究領域對儀器設備的依賴又不很強，不需要太多的資金投入和人員組合就可開展研究。同時，由化學理論來指導生產實踐還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黃子卿精確測定的熱力學溫標基準點—水的三相點成為國際通用標準數據而著稱國內外；李方訓20世紀40年代就分別在《自然》和《科學》發表過物理化學方面的論文，被李約瑟盛讚為“離子熵、離子體積和離子水化方面的研究工作是中外馳名的”；盧嘉錫在國際上最早提出固氮酶活性中心網兜模型，為我國化學模擬生物固氮等研究躋身世界前列做出了重要貢獻；唐敖慶在配位場理論、分子軌道圖形理論等領域取得的一系列傑出成果把中國理論化學研究帶到了世界水平；虞宏正把膠體化學引入水土保持和土壤改良研究中，為我國西北地區的農業科學事業做出了開拓性工作；張大煜的催化化學研究促進了我國石油煉製和石油化工的發展。
從事實驗性很強的有機化學研究人數居第二位，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有豐富的中藥植物資源可供這些化學家開展研究，他們大多在藥物的分析與合成方面取得重要成就。趙承嘏運用近代化學方法對古老的中草藥進行系統的研究，獨創鹼磨苯浸法分離提取中藥成分；紀育灃畢生從事中草藥化學成份及有機合成的研究工作；黃鳴龍為我國甾體藥物工業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貢獻。
屈辱的中國近代史讓很多年輕學子走上了科學強國和實業救國的道路，化學家就選擇了化學工程和應用化學的研究領域。侯德榜任塘沽鹼廠廠長等職；傅鷹曾任重慶動力油脂廠實驗室主任；蔡鎦生創辦了北京生生儀器廠；趙宗燠曾任重慶北碚合成汽油廠廠長；汪猷曾任上海丙康藥廠廠長。
27位化學家不僅帶回了西方國家先進的化學知識、方法和成果，而且成為各自專業和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大部分化學家在大學和研究機構工作，大半時間在大學工作的有11人，在研究機構工作的有14人，在企業工作的有2人。不過許多化學家一生會在兩個或更多的部門工作，其中有9人的第二長時間的工作部門是大學，4人的第二長時間的工作部門是研究機構，4人的第二長時間的工作部門是政府機構。
顯然，第一長時間加第二長時間最多的工作部門是大學，即77%的化學家院士一生大半時間或較長時間在大學工作，這對於中國近現代化學的體制化是十分重要的，因為正是他們有效地引領了中國化學學科及其教育的系統化發展。楊石先在南開大學執教60年，西南聯合大學期間親任化學系主任，創建了高等院校第一個化學專業研究機構——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是中國農藥化學和元素有機化學的奠基人與開拓者；曾昭掄先後在中央大學、北京大學和武漢大學任教，提出教學與科研並重、理論與實驗並重的思想，是我國近代化學教育的改革者；傅鷹半個世紀執教於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大學，中國膠體化學的主要奠基人，創建了我國高校第一個膠體化學教研室，並培養了第一批研究生；蔡鎦生早年致力於燕京大學和中國大學化學系的發展，後創建吉林大學化學系，是中國催化動力學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劉思職先後執教於北平協和醫學院和北京醫學院，中國免疫化學的創始人之一，主持制定的《生物化學名詞草案》統一了全國的生物化學名詞；張青蓮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化學系，中國穩定同位素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盧嘉錫先後任教廈門大學和福州大學化學系，是中國結構化學的開拓者；唐敖慶是中國理論化學研究的開拓者，創建吉林大學理論化學研究所，培養出一批具有高水平的學術領導人，包括孫家鍾、江元生、鄧從豪、劉若莊、張乾二、沈家驄等在內的院士群體。這些化學家所在的大學大都成為不同時期我國化學學科最重要的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基地。
一生大半時間在研究機構工作的化學家最多，他們對中國化學的科研事業做出了更多的貢獻。柳大綱創建中國科學院青海鹽湖研究所，是中國鹽湖化學的奠基人；張大煜組建了我國第一個石油和煤炭化學的研究基地，培育了幾代研究人才；葉渚沛創建了中國科學院化工冶金研究所，在我國最早倡導了化工冶金學研究；王應睞是我國生物化學事業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創建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汪猷是中國抗生素研究的開拓者，牛胰島素人工全合成的參加者和主持人之一；梁樹權是我國環境化學分析的奠基人之一，而早在20世紀30年代以化學法測定鐵原子量，所測得的數值被國際學術界沿用多年；黃鳴龍改良的Kishner-Wolff還原法在國際上廣泛應用，並編入各國有機化學教科書中，簡稱為黃鳴龍還原法；李慶逵對中國土壤磷、鉀狀況進行了系統的研究，促進了中國磷、鉀肥的發展和應用。這些化學家所在的科研機構大都成為我國化學學科最重要的科學研究及人才培養基地，包括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北平研究院藥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各類化學研究所及國家部委各種化工科學研究院等。
無論這27位化學家在哪些部門工作，無一例外地擔當著學科帶頭人和科研組織者的角色。擔當過大學化學（工）系主任的有13人：趙承嘏、莊長恭、楊石先、虞宏正、黃鳴龍、曾昭掄、蔡鎦生、劉思職、袁翰青、張大煜、張青蓮、梁樹權、盧嘉錫；擔當過化學（工）研究所所長的有17人：趙承嘏、莊長恭、楊石先、虞宏正、紀育灃、曾昭掄、吳學周、柳大綱、袁翰青、張大煜、葉渚沛、王應睞、汪猷、侯祥麟、李慶逵、盧嘉錫、唐敖慶；擔當過大學理學院院長和國家科學院分院院長的有7人：莊長恭、楊石先、虞宏正、傅鷹、李方訓、王應睞、盧嘉錫；擔當過大學校長的有6人：莊長恭、楊石先、傅鷹、李方訓、盧嘉錫、唐敖慶；擔當過政府副部長的有3人：侯德榜（化工部）、曾昭掄（教育部）、侯祥麟（石油部）；擔當過化工企業總經理（廠長、總工程師）的有5人：侯德榜、蔡鎦生、趙宗燠、汪猷、侯祥麟；盧嘉錫還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唐敖慶創建了中國的科學基金制度，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首屆主任。唯一沒有擔任過上述職務的黃子卿則被稱為中國物理化學的一代宗師，當選為中國化學會第20屆理事會副理事長。27位化學家中有8位曾任中國化學會理事長或副理事長。
中國的一批化學專業刊物是由他們創辦的。作為中國化學會的發起人之一，曾昭掄創辦了《中國化學會會志》，任主編達20年之久，並用英、法、德文發表中國化學研究成果，成為中國化學方面最早的西文期刊，該刊後改名為《化學學報》；楊石先創辦《高等學校化學學報》並任主編；王應睞創辦了我國第一份生化雜誌《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報》，汪猷創辦了《化學學報》的英文版。他們也是中國化學家自編化學教科書的先驅，曾昭掄編寫了我國第一本《元素有機化學》，黃子卿所著《物理化學》是我國第一部中文物理化學教科書，劉思職所著《生物化學大綱》是我國第一部中文生物化學教科書。
留學歸國化學家
最多的院士增選
23年後的1980年，中國科學院才啟動了新的一次院士增選。共選出282名院士，包括化學家院士64名，其中具有近代出國留學經歷的54名，佔總數的84%。他們是化學部42名：王序、王葆仁、馮新德、邢其毅、朱亞傑、劉有成、嚴東生、蘇元復、肖倫、吳徵鎧、時鈞、何炳林、閔恩澤、汪家鼎、汪德熙、張存浩、陳榮悌、陳茹玉、陳冠榮、陳家鏞、武遲、顧翼東、錢人元、錢保功、徐光憲、高鴻、高小霞、高怡生、高濟宇、高振衡、郭慕孫、唐有祺、黃量、黃維垣、曹本熹、梁曉天、彭少逸、蔣麗金、蔣明謙、嵇汝運、蔡啟瑞、戴安邦；生物學部7名：王世真、王德寶、鄒承魯、周廷衝、鈕經義、曹天欽、梁植權；地學部2名：郭承基、塗光熾；技術科學部3名：陳新民、徐採棟、魏壽昆。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化學事業的整體規模有了較大的增長，此次增選的化學家院士人數也是迄今歷次增選人數最多的一次。在新當選的化學家院士中，近代留學歸國化學家佔到總數的86%。這意味著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最傑出的化學家群體依然是近代留學歸國的化學家。
這54名化學家中，年齡最大的是生於20世紀元年、79歲的戴安邦，年齡最小的是52歲的張存浩，平均比第一批化學家院士年齡大了10歲。他們的年齡分佈代表了三代中國化學家，但比第一批化學家院士向後延續了一代人，即近代留學歸國者中已成長起四代傑出的中國化學家。
這批化學家中，籍貫分佈在17個省市，其中江蘇人最多，籍貫和出生都在江蘇的16人，原籍江蘇但不在江蘇出生的3人；籍貫和出生都在四川的6人；籍貫和出生都在浙江的5人，原籍浙江但不在浙江出生的3人；籍貫和出生都在廣東的2人，原籍廣東但不在廣東出生的1人；籍貫和出生都在北京的1人，原籍非北京但出生在北京的3人；籍貫和出生都在上海的1人，原籍非上海但出生在上海的3人；籍貫和出生都在天津的1人，原籍非天津但出生在天津的3人；籍貫和出生都在福建的2人，原籍福建但不在福建出生的2人；籍貫和出生都在安徽的2人；籍貫和出生都在河南的2人；籍貫和出生在山西、陝西、江西的各有1人；原籍非湖北但出生在湖北的2人，原籍湖北但不在湖北出生的2人；原籍非山東但出生在山東的1人，原籍山東但不在山東出生的1人；原籍河北、貴州但不在河北、貴州出生的各1人；在日本出生的1人。最能反映各地教育水平的統計數字是出生地，其中江蘇16人，佔總數的30%；四川6人，佔總數的11%；浙江5人，佔總數的9%；北京、天津、上海各4人，各佔總數的7%；這6省市共39人，佔總數的72%。
相比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化學家院士，這批化學家院士出國前的學歷又有了提高，都在本科以上，其中研究生學歷的10名，佔到總數的19%，分佈在9所大學。這54位化學家的本科教育出自21所大學，其中名列前三甲的是清華大學9名、中央大學9名和西南聯合大學8名，佔總數的48%，而西南聯合大學的部分學生來自辦校前的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的畢業生一舉超過第一批化學家院士中其他大學畢業生人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抗日戰爭的爆發迫使許多大學南遷或停辦，特別是許多知名教授不願在淪陷區的大學裡工作，紛紛來到西南國統區的中央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任教，也就吸引了全國各地有志於科學救國的青年學生前來求學，而且更加勤奮。燕京大學的畢業生數仍居第四，是因為它也南遷到了四川成都。當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選舉資格審查的主要依據，就是看是否在淪陷區的所謂偽大學等機構擔任行政職務，為此留學歸來的著名化學家趙承嘏、薩本鐵二人被從候選名單中刪除。
從大學畢業年代看，54位化學家中，5名畢業於20世紀20年代，22名畢業於30年代，27名畢業於40年代。34位化學家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1945-1949年間出國留學的，佔到總數的63%。54位化學家都是在1957年前回國的，其中35位化學家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49-1956年間回國的，佔到總數的64%。
從留學國家來看，美國39名，佔總數的72%，比第一批化學家院士人數高出10個百分點；英國11名，佔總數的20%，比第一批化學家院士人數下降了3個百分點；德國、法國、日本、奧地利各1名。54位化學家分佈在6個國家的33所大學留學，其中美國22所，英國7所，德、法、日、奧各1所；留學人數最多的是美國伊利諾大學，有7位化學家，其次是麻省理工學院4位，印第安納大學和劍橋大學各有3位，其餘大學都只有1-2位化學家留學。從獲得學位人數看，博士41名，佔總數的76%；碩士12名，佔總數的22%，主要是化學工程專業；未獲學位者1名。
54位化學家院士的專業和專長除輻射了化學的傳統五大二級學科和化學工程學科外，還在高分子化學、地球化學及核醫學化學等領域有所建樹。有機化學獨領風騷，有13名院士，佔總數的24%；從有機化學分化出來的高分子化學有5名院士，佔總數的9%；與有機化學最相近的生物化學有6名院士，佔總數的11%；居第二位的是化學工程領域，有11名院士，佔總數的20%；居第三位的是物理化學，有10名院士，佔總數的19%；無機化學有4名院士；分析化學有2名院士；地球化學有2名院士；核醫學化學有1名院士。與第一批化學家院士相比，依然是有機化學、物理化學和化學工程的院士人數佔了絕對優勢，同時發展了一些新興研究領域和學科。即便是在傳統的二級學科，也開拓了新的三級學科研究領域，如物理有機化學、冶金物理化學、激光化學、核化工等，院士的研究領域更具學科發展代表性。
這54位化學家院士在中國近現代化學發展史上扮演了學術帶頭人和組織者的重要作用。其中有19人擔任過化學（工）系主任；31人擔任過化學（工）研究所所長；25人擔任過化學（工）教研室或研究室主任；34人曾任中國化學會理事，20人曾任中國化學會常務理事，8人曾任中國化學會理事長或副理事長；22人曾任與化學化工相關學會的理事長或副理事長；31人擔任過化學（工）專業刊物主編或副主編；35人是大學或研究所的化學（工）學科與機構的創建人；還有10人擔任過大學校長或副校長，1人擔任過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近代留學歸國
最後的化學家院士
中國科學院第三批院士是10年後的1991年增選的209名院士，自此後每兩年增選一次院士。1991年增選的209名院士中，化學家院士45名，具有近代出國留學經歷的8名，他們是餘國琮、張滂、陸婉珍、周同惠、姜聖階、徐僖、黃葆同、蔣錫夔；1993年增選的59名院士中，化學家院士13名，具有近代出國留學經歷的僅陳鑑遠1名；1995年增選的59名院士中，化學家院士12名，具有近代出國留學經歷的僅朱起鶴1名。此後增選的化學家院士中已再無近代歸國留學生。
1991-1995年5年間三次增選的70名化學家院士中，具有近代出國留學經歷的共10名，佔總數的14%。他們當選院士時最大的已76歲，最小的也已65歲，平均年齡71歲。可以說，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已到古稀年齡的近代留學歸國化學家仍是院士選舉的有力競爭者。他們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中期的10年間，完成了從出國留學到歸國報效國家的經歷。除1人留學英國外，其他9人全部留學美國。從事化學工程研究和教學的有5個，有機化學的2個，分析化學的2個，高分子化學的1個。他們的一個特點是，從事應用研究的都擔當著重要的組織領導職務，從事基礎研究的基本沒有擔當組織領導工作。他們之所以能在晚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說明他們能夠長期保持著科學研究的活力。蔣錫夔院士經過20年的研究，在2002年度獲得了中國基礎科研的最高榮譽——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而在此之前該獎項已經連續空缺了三屆。
結語
從歷史的發展階段看
到1995年，中國國家科學院共產生了4批169名化學家院士，其中具有近代留學經歷的97名，佔到總數的57%。從年齡和師承關係來看，他們代表了中國最早的整整4代職業化學家，卻影響了中國近現代化學差不多一個世紀的發展。他們是中國近現代化學史上最接近世界一流化學家水平的中國化學家群體，是中國化學家最傑出的代表。97名化學家院士中，分佈專業人數最多的是有機化學24名，佔總數的25%；其次是化學工程20名、物理化學19名、生物化學9名，分別佔總數的21%、20%、9%。事實上，到目前為止中國衝擊諾貝爾獎最具實力的科學成果，就是20世紀60年代由中國有機化學家和生物化學家共同合作完成的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其課題組織者和主要貢獻者都是近代留學歸國化學家。中國企業近幾年穩居世界企業100強之列的正是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這與一批中國近代留學歸國化學家，特別是院士級化學家長期致力於化學工程的科學研究事業不無關係。
美國是對中國近現代化學發展影響最大的國家，有71名化學家院士近代留學美國，佔到總數的73%；其次是英國14名，德國7名，分別佔到總數的14%和7%。化學家院士中近代留學人數最多的大學是美國的伊利諾大學，有9名，其次是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6名，英國的劍橋大學5名。20世紀上半葉,伊利諾大學化學系是美國首屈一指的大學化學研究與教學機構,聲譽還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等名校之上。伊利諾大學化學系這種地位的確立是與這個時期的一位著名化學教育家密切相關的,他就是1926-1954年任化學系系主任的羅傑·亞當斯(R.Adams,1889-1971),他一生培養了184名博士研究生、50名博士後研究人員,其中包括榮獲諾貝爾獎的斯坦利(W.M.Stsnley,1904-1971)和最早發明尼龍的卡羅瑟斯(W.H.Carothers,1896-1937)等人。而且他與當時該系的中國留學生結下了不解之緣,先後有袁翰青、陳光旭、李景晟、錢思亮、蔣明謙、張錦和邢其毅等人成為他的博士生。
中國近代到海外學習化學的約有400多名留學生，他們大多數學成回國，在更為廣闊的領域、部門和地域報效國家。毫無疑問，中國近代留學歸國化學家群體在中國近現代化學百年的發展歷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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