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律認為自己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手筆，便是在林則徐廣東禁菸，圍困十三行強迫洋商交出鴉片時，自己以英國政府的名義發佈一條公告：
我謹代表不列顛女王陛下政府的名義，責令在廣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將各自掌管的鴉片即行繳出，以便轉交中國政府......且不列顛政府願意對繳出鴉片經我之手轉交中國政府的每一位臣民負責。由此一來，鴉片的所有權易主：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財產，而成了英國政府的公共財產。同時，中國得罪的對象，不再是商人個體，而是當時號稱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日不落帝國。
鴉片戰爭，一觸即發。
時間回到3年前，義律正式接受英國外交部任命，成為第三任在華商務總監督，專責為英商與清廷商討通商和開放港口等貿易事宜。說實話，在他內心深處，是看不起他的兩位前任。他不滿律勞卑不做妥協，自命不凡的姿態；亦不贊成羅治臣膽怯溫順、死氣沉沉的政策。過度激進和過度無為沒有區別，終將會被英國商人攆走。
義律相信，面對複雜的中國政府，需要信心與謹慎相融合，既要保證英國商人的貿易的地位，不斷擴大英在華的利益，又要巧妙說服廣州政府相信英國無意給中國惹麻煩。他將自己這套“中間政策”呈送給外交部，最終幫他贏得商務總監督之職。
此時，被林則徐放出來的義律待在澳門，充分發揮政治家的敏銳感，不失時機地敦促倫敦對中國採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在華英國商人也聯合起來呼籲國會保護英國的利益，並要求政府採取措施兌現義律對被收繳鴉片作出的賠償承諾。
在義律和商會的推動下，林則徐的銷煙行動在英國引發越來越嚴重的影響。近三百家與對華貿易有關的企業發起抗議，要求政府有所行動。無數本小冊子和宣傳畫在英國市場上傳播，譴責中國人對英國官商的侮辱。
你拿了我的鴉片，我就拿你的島嶼，這樣我們就清賬了；從今往後，要是你願意，就讓我們友好來往，和善相處。——引自當時英國某位作家當中國人慶祝林則徐虎門銷煙取得了對鴉片道義和法律的完全勝利時，英國人的愛國主義同時被激發，他們認為出軍中國，是一場報復性的戰爭，是在維護國家威嚴和通商權力。所以，戰爭，對於當時的人，從來分不出哪一方是正義，只有打完之後，方供後人點評定論。
英國遠征軍如義律所願，由其堂兄懿律統率前來。只可惜武力加持下的義律，或許是過於驕傲自信，或許確實是比不過汲取上千年官場厚黑學文化的中國政客。總之，他給中國挖了個陷阱，中方琦善反手斷了他的仕途。
琦善是一位狡猾的政客，也是一名詭計多端的外交官。作為天津總督，他很清楚目前中國的實力毫無抵禦外敵的能力，與英國不僅不能開戰，還需要籠絡他們。於是，率眾軍直抵北京的義律就被這位大施恭維之術，看起來很好說話的中國大叔打發回廣州。三個月後，兩人再次在廣州相遇談判，琦善竭盡所能談出了當時情況許可下的最優條件，擬訂《穿鼻草約》。草約的擬訂，從結果看對義律和琦善都是敗筆。對於琦善來說，條約涉及到割讓香港島，違反皇帝諭旨，琦善直接被撤職並枷銷押解回京。
但不可否認的是，琦善的草約是當是時勢所許可的最優條件，最少損失。這也是為什麼英國對該草約條款極度不滿，稱義律“沒有充分利用手頭的軍事力量，而接受了最低的可能條款，輕易從天津撤離，把政府的訓令視為廢紙......一位完全不遵指令而努力爭取最短任期的人”
1841年，這位在談判中落於下風的英國政治家，被內閣撤職，由璞鼎查爵士接任。這距離義律擔任在華商務總監度，僅過去5年。
一年後，《南京條約》簽訂，坐在談判桌的，卻不是他。那想在中國一舉成名的勃勃野心，早已隨著返回英國的船隻，經海浪洗刷而衝散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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