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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對於這樣一位一生為20世紀中國招魂的寫作者來說，鄉愁意味著什麼？在被問及是否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計劃時，王鼎鈞說：
“今日鄉愁已成珍藏的古玩，無事靜坐，取出來摩挲一番。鄉愁是我們成長的年輪，陷入層層包裹。鄉愁是我們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鄉愁無可驕傲，也絕非恥辱。鄉愁是珍貴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捨，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鄉愁遲早退出生活，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
就此而言，回憶錄四部曲何嘗不是在他鄉與故國之間架設的鄉愁通道。
*文章原載公眾號289號（ID：gh_b80de49b976a），作者唐小兵，節選發佈 。
文 | 唐小兵
去年（2017年）夏天，因難得機緣到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一年，就一直籌劃著去離波士頓不遠的紐約拜訪王鼎鈞先生。
今年 4 月，哈佛燕京學社組織紐約之行，得償所願。事先與鼎公溝通，他極表歡迎，在通信中叮囑我注意防範紐約的小偷，並告知在其居住的皇后區法拉盛預訂了一家灣仔海鮮店，一派老式的周到。會面當日，朋友雅婷駕車帶我們到達時，鼎公攜夫人已在餐廳一角的圓桌旁等候。他照舊一身藍色長袍，手拄青藤柺杖，即使端坐，也可感知身材挺拔，一如其峻直人格。之前，《讀書》雜誌編輯饒淑榮跟我講過她拜訪鼎公的感覺：肅穆，讓人肅然起敬而難以親近；鼎公夫人則是大家閨秀溫婉親和。初次照面，確實。好友棣文在紐約地鐵迷路，輾轉多時才到，平白給我們添加了一個小時的餐前交談。我坐在鼎公邊上，借這難得機會，就治學之困惑與人生之問題，一一求教。鼎公作答要言不煩，一如其歷史寫作，字字珠璣。
“為歷史作見證是我寫回憶錄的抱負，
這是很低的抱負”
一次受訪，被問及一生寫作中最重要的回憶錄作品《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和《文學江湖》時，鼎公說：“為歷史作見證是我寫回憶錄的抱負，這是很低的抱負。”這四部回憶錄 2009 年在臺北出版繁體字版（同一年齊邦媛教授的《巨流河》和龍應臺女士的一本同背景著作出版），2013 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引入簡體字版，隨後一紙風行，在大陸發行四十餘萬冊，長銷不衰。
我自 2009 年畢業留校、任教華東師大始，一直開設一門面向本科生的通識課程《回憶錄、口述史與 20 世紀中國》，因此對海峽兩岸三地出版的回憶錄、口述史都有留意。最初注意到鼎公此書，是源於錢永祥先生主編的《思想》雜誌發表了高華教授生前的一篇文章《冷戰時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與堅守》，就託錢先生給我寄來了臺版回憶錄的第四冊《文學江湖》，讀罷不忍釋卷。後來三聯書店出版，責編饒淑榮女士惠贈四卷本回憶錄，收到後先讀記述 1945 年到 1949 年國共內戰的第三卷《關山奪路》，深深為之折服，作者對盤根錯節的紛繁世事的記錄、對隱微人心曲折通幽的洞察，以及從歷史的脈動來探究國共兩黨興衰強弱轉化之謎，皆有獨到的識見和入情入理的理解。
王鼎鈞，著名作家，1925年生於山東省臨沂，1949年去臺灣，1978年後移居美國紐約，創作生涯長達大半個世紀。2013年在大陸出版四冊回憶錄《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一紙風行
這本回憶錄被我列入 20 世紀中國歷史書寫最好的著作之一，與高爾泰的《尋找家園》、齊邦媛的《巨流河》等，同樣屬於史筆、史觀和史識都一流的上乘作品。後來，因參加臺灣中研院一個關於 20 世紀中國中期的歷史記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我提交了論文《記憶的戰爭與戰爭的記憶——有關 20 世紀中期中國的回憶與書寫》。在這篇文章中，我用一半的篇幅討論《關山奪路》的歷史記憶對理解內戰的卓越價值，並提出這樣的追問：“作為回憶錄的《關山奪路》在歷史敘述上展現出了幾重張力，而這些張力或者說敘述困境的存在，恰恰豐富了作者的敘述層次，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對讀者固有的認知歷史框架構成了挑戰。從對國共兩黨成敗之因果的探尋來說，王鼎鈞對作為失敗者的國民黨及其軍隊似乎並沒有同情，他費了最多的筆墨試圖尋找強弱轉化之道，從對於戰敗的日本與國民黨、蘇聯軍隊來說，他對於作為勝利者的後者缺乏任何意義上的認同，反而有意選擇對戰敗者的‘尊嚴’做更多的記述。因此，王鼎鈞的歷史記憶的價值基點就不再是簡單的人道主義邏輯（當然，縱覽全書，他始終對弱者、失敗者有同情感），也不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霸道邏輯，這就提出了一個饒有意義的挑戰：面對 20 世紀中期的戰爭記憶，我們的立足點究竟應該歸置在何處？這場戰爭能夠用正義與非正義來嚴格區分敵我雙方嗎？道德的模糊性與情感的強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攪拌在一起，衝擊著我們理性的堤壩。”
就這一點而言，鼎公是處理歷史複雜性和人性複雜性的高人，他冷靜、肅穆而入世地洞察一切幽微，又同時持有一種“高冷”背後的“溫熱”。在他與諸多訪問者往返答問的隨筆集《東鳴西應記》（這本文集註意的人不多，其實是對鼎公一生八十餘部作品的集中闡釋，字裡行間妙趣橫生且不乏真知灼見）裡，其中有一段話，也許對今人理解 20 世紀中國的歷史不無裨益——
感謝您對拙作《關山奪路》以大量的篇幅予以梳理審視，使我如對寶鑑。您問我意見，我能說的不多：
1）我們寫的，只是對歷史某一句某一段的小注，史家不必注意它的史觀史論，尤其不必從其中抽繹出史觀史論來評論。
2）文學作品見木不見林，這是常態。文學作品也能“寓無限於有限”、“納須彌於芥子”，那得把題材處理成高級象徵。這三本書（指自己、齊邦媛和龍應臺同年在臺北出版的書）都無此抱負。
3）文學作品要發乎情，歷史家不必費太多精神料理個人感情，不管是一家哭、一路哭，哭聲對歷史家並不重要。文學家諦聽哭聲，陪伴啼哭的人，或者與之同聲一哭，史家也不必藐視。
4）恕我說句外行話：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並非一事，各國皆然，也許美國不同，至於“不同”到甚麼程度，我沒有能力提出說明。知無不言，聊供參考。
字裡行間可見，鼎公自設是歷史的見證人，也是歷史中人的傾聽者，他關切的是歷史變動中小人物的身世與命運，給出的是有溫度的、能夠感通和同情的歷史寫作。而這種抒情的歷史寫作，又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一種節制和自省，避免了感情氾濫無歸甚至扭曲事實。他無意充當歷史審判者，也不願僅做一個無所用心的圍觀者，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一個聆聽哭聲的捕蝶人。
友人潘暉是鼎公的超級粉絲，幾乎蒐羅並研讀了鼎公的所有著作。他認為：“鼎公的文學與歷史相通的一面，在於他以客觀的態度寫作，不輕以價值觀作是非褒貶。文學的訓練使他善於觀察生活，對生活的觀察讓他發現了許多常人並不注意或無心審視的細節，這些多量的生活細節積累起來，他對世界的認識竟與一般人有了較大的分野。好多貌似不合理的現象，鼎公因為細心的觀察，提出了他獨特一己的解釋（或者疑問）。我覺得他的本事不在思想的深刻性，而在觀察的細膩與周延。”簡言之，鼎公是 20 世紀中國歷史內在的他者，這種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情見乎辭而理在其中的寫作方式，是絕大多數大陸出版的同類主題回憶錄所望塵莫及的。
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
王鼎鈞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鼎公自己在應邀為一家中文刊物撰文比較《關山奪路》與《巨流河》時有一段妙論：
一本作品就是那個作者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江湖，齊教授的世界是學院。江湖的對面是臺閣，是袍笏冠帶，我見過；江湖的對面是園林，是奼紫嫣紅，我遊過；江湖的對面是學院，是博學鴻詞，我夢過，這些經歷並未改變江湖的性質，只是增添了它的風波。我志在反映現實，齊教授不然。齊教授沉浸英詩，她的散文非常‘清華’，我的煙火氣太重。她的風格雅，我的風格俗。
鼎公也進一步對兩書加以評論：
《巨流河》欲說還休，《文學江湖》欲休還說；《巨流河》是無意中讓人聽見了，《文學江湖》是故意讓人聽見；《巨流河》如此精緻，如此雅正，如此高貴，《文學江湖》如此周密，如此老辣，如此江湖！《巨流河》材料集中，時序清晰，因果明顯，是線形結構；《文學江湖》步步向四周擴充，放出去又收回來，收回來又放出去，是袋形結構。
這是切中肯綮的知人知書之論。
巨流河
齊邦媛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洄瀾：相逢巨流河
齊邦媛 編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由那次通信，我開始與鼎公郵件往來，如他所言：“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文字之交就是知心之交，東鳴西應，儼如神蹟。”
“鄉愁遲早退出生活，
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
鼎公被譽為臺灣的“文學教父”，他有關如何寫作的書籍《作文七巧》《作文十九問》《講理》等在臺灣一直很受歡迎，是許多有志於寫作的文學青年的啟蒙讀物。在鼎公看來，寫作是一門手藝活，成為一個作家與成為畫家、科學家、藝術家一樣，當然需要訓練，也是可以訓練的。現代人反對“經驗的可傳遞性”，主張絕對的自由和個人化，這是很可懷疑的。他說，自己活生生就是一個從“失學少年”到華語文學作家的案例。一個寫作者，不應該學陳寅恪，應該學羅素，寫的文章要能夠讓人讀懂。寫作訓練的基本原則是：先尋求共通之處，再創造個人獨特的成就。寫作與做學問一樣，要轉益多師，先是模仿多家的路數，最後融會貫通，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這有點像哈佛王德威教授所言，有一個“似父”“弒父”與“是父”的模仿權威、推倒權威和成為權威的過程。鼎公所論，與沈從文先生極為相似，他的寫作經歷與從文先生也相近，都是從初始階段開始大量最基礎的寫作訓練，且一生視寫作為生命意義最核心的來源――儘管從文先生後來因故長期放棄了文藝創作，但後半生的日記又何嘗不是一種隱微寫作。
談起我的同鄉前輩沈從文先生，鼎公嚴肅的面容上終於露出一點笑意：
我讀了他所有的作品。我投身寫作，有志為文，也受到他的影響。甚至包括我寫自己的傳記，也是從沈從文那裡得到啟發。他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學作品。與他同時期的左派作家，作品的宣傳性很強，關注的重點是階級鬥爭。在沈從文的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文學的純淨性。沈從文是一位特殊的作家。他不是左翼作家，但新中國建立後，人們還是可以讀到他的書和文章；同時，他也不屬於右翼作家陣營，他的作品在臺灣也沒有被禁，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一個嚴肅閱讀日益邊緣、人心日益浮淺與急躁的時代，嚴肅寫作還有什麼意義和價值？鼎公在《東鳴西應記》裡已答。多年前，他便叮囑我讀胡適的一篇文章：
佛家有個說法，我們的言語造作都是“業”，“業界”永不消失。胡適有一篇文章《不朽：我的宗教》，就是申說這個主張。現在又有所謂蝴蝶效應，南美洲亞馬遜河上的一隻飛蝶，翅膀扇動空氣，經過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反應，最後形成太平洋上的颶風。我對文學仍然有信心，我寫回憶錄，就是要做一隻蝴蝶。
歷經歲月滄海，觀覽文學潮起潮落，如何看待文字與心靈的關係？鼎公亦在《東鳴西應記》裡作答了：
我一直相信作品和作家沒有道德上的關聯，人格是人格，藝術水平是藝術水平。現在我知道，卑鄙的心靈不能產生有高度的作品，狹隘的心靈不能產生有廣度的作品，膚淺的心靈不能產生有深度的作品，醜陋的心不能產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產生高級趣味，冷酷的心不能產生愛。一個作家除非太不長進，必須提升自己的心靈境界，他得“修行”。
鼎公少時受母親影響成為基督徒，後來又多年沉浸佛經，沿波討源尋求佛理，二者構成其精神世界的底色之一。
上帝在《聖經》裡講了一些道理，但沒有全部講完，也沒有告訴另外的道理在哪裡。最後我在佛教裡找到了：業、果和報的觀念，不滅與輪迴的觀念。因此一個人說的話、寫的字和用的心，都會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的，個人的姓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有價值的理念都會流轉存世。
一個人說的話、寫的字和用的心，都會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有價值的理念會流轉存世。這段話對其時因世變而略有不安和焦慮的我，真是強有力的慰藉，而他對於人心、人性與人世，又略有一份超然的悲觀。
作文四書
王鼎鈞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知我在高校從事知識分子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鼎公在臨別之際諄諄告誡：
歷史學家需要秉筆直書，應該唯實而非唯上。不能在權威面前，放棄書寫的原則。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學者追尋的是事實。如果發現自己的老師錯了，不能因為為老師諱，而放棄澄清歷史真相。同樣地，歷史研究者也不能對自己的學生設置限制，更不能因為學生的研究發現跟自己相左，而加以干預。
鼎公面似儒家，精神上介乎基督徒與佛教徒之間，而其價值理念上卻與自由主義所主張的自由多元價值觀高度吻合，可謂是世界文化多元一體的具體而微者。對於這樣一位一生為20 世紀中國招魂的寫作者來說，鄉愁意味著什麼？他笑道：
中國是初戀，美國是婚姻。
前者驚心動魄，後者靜水流深，前者甜蜜與痛苦交織，後者更趨日常的回望。紙上風雲，漫卷詩書，縱橫千里，筆落故園，這是一種何等高超動人的境界！他曾在被問及是否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計劃時說：
今日鄉愁已成珍藏的古玩，無事靜坐，取出來摩挲一番。鄉愁是我們成長的年輪，陷入層層包裹。鄉愁是我們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鄉愁無可驕傲，也絕非恥辱。鄉愁是珍貴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捨，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鄉愁遲早退出生活，進入蒼茫的歷史興亡。
就此而言，回憶錄四部曲何嘗不是在他鄉與故國之間架設的鄉愁通道。
情人眼
王鼎鈞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海水天涯中國人
王鼎鈞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回到波士頓後，我給鼎公寫了一封長信，這是拜會了一位書寫者、觀察者、思想者的收穫，這次晤面聚談也成為我訪學期間最珍貴的片段之一，值得用一生去回味。摘引信中一節，收束此文——
週六晚上在您身旁聊天談及的一些話題，這些天一直縈繞在我腦海。其實，我當時是帶著一個很大的精神上的困惑去拜訪您的，就是中國近些年變化這麼大，公共文化在狹隘民族主義與消費主義的夾擊下日趨式微，躲進小樓成一統成為一種士林風氣……像我們這一代自認為知識人的個體如何在這個大時代安身立命？自去年到美到如今，確實時常有一些焦慮和不安。聽您談到，一個人的言語、文字在長遠的時空裡可能產生無法預期的影響，仿若空谷足音一樣讓我震動。萬事皆有因果，因此才能慎待文字和寫作，才能臨文以敬、待人以誠。我想這可能是這次談話中最讓我有可能悟道的一段話了。
此文寫成得益於參加了與鼎公一家人餐敘的摯友肖棣文的共同回憶，謹此致謝！
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與民國相遇
唐小兵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1
ISBN: 9787108056979 定價：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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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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