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路上布满失败的白骨,看看罗永浩、Papi酱、戴威的故事也许会收获一些力量

创业路上布满失败的白骨,看看罗永浩、Papi酱、戴威的故事也许会收获一些力量

《燃点》的导演关琇将创业者称为社会的“驴子”:“就是绕圈,好像有一个惯性,他就必须得去绕,沿着那个很可能失败的圈不停地绕。”

从《赢在中国》到《我是创始人》再到中国首部创业纪录片《燃点》,关琇记录了中国三代创业者的变化。在她眼中,三代人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来源于时代更迭的速度正在急速加快——《燃点》拍摄时,罗永浩和戴威被视为两大男主角,如今影片上映,两人统领的创业团队均已陷入危机。时间只过去了不到一年。

这对关琇来说并不意外。12年间,她目睹了太多创业者在时代浪潮中的起落沉浮。她引用徐小平在《燃点》中的话:“创业的路上布满失败的白骨,腰缠万贯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眼里有同样的光芒。”

采访、撰文 / 卫诗婕

1.时代的速度太快了


去年10月份,戴威一个人来我公司看《燃点》的成片。放到ofo的镜头——18年的初夏,我们跟随ofo高管团队在青海环湖骑行。一群年轻人,穿着色彩鲜艳的户外服,骑着小黄车挥洒汗水。这确实是整部影片中最燃的部分。那种青春、斗志昂扬,是呼之欲出的。

在那个放映的小黑屋里,片子放完了,窗帘拉开光透进来,能看出戴威很感慨。他说:啊,我们团队再也不会回到那个时候,再也不会。(编者注:2018年12月17日,上千人在ofo总部办公室门口排队退押。此前,ofo大量裁员,幷因供应商欠款、融资遇阻、被传挪用押金等问题深陷运营危机。)

我第一次见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觉不觉得自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脱了靶?他愣了愣,点了点头:“有点像。” speed,速度这个词,是我们拍摄的时候,他和团队经常说的。他当时是有用英语说,“我们的速度要比别人快”。这个速度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东西,是新经济的一个特质,你看大家都说头部,一定要做到头部,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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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做传统生意,我卖一个东西得挣一分钱,像蒙牛卖一包牛奶挣5分,即使是5分钱那也是挣了5分钱,不是负5分钱。所以他可以用利润,慢慢滚着,我可以活下来;但是新经济不是这样,技术先导,然后有移动互联网的巨大投入,没有钱是不行的,他首先生存的条件就是要有融资,这是这一代创业的特点,资本在当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像YouTube,至今没有盈利,但是你说它有没有价值?很有价值。我们离不开视频网站。在企业开始走的时候,它要聚集大量的用户,提供实际的价值。未来的商业模式它自己也没想清楚,所以资金伴随着它往出冲,成长到成熟的那一天,可能是活下来了。

现在所有人都对速度的追求也一样,因为再充裕的资本市场也是有限的,大家就烧那个头部公司。所以一定要加强速度冲到第一第二名,对。要把市场先占了,客户先占了,资源先占了,你才有可能活下来,新经济带来的特质是更残酷,速度更快,然后创始人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ofo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有人都在说速度、speed,多快多快,然后就出问题,出问题就面对问题。我们去拍了ofo的内部高层会议,刚好记录了他们出现问题开始反思的阶段。戴威在会上说,“打开了说吧,大家不痛不痒的就不要说了,说说都有哪些问题”。他知道我们会记录下这些,但是他不介意。这是80、90后呈现出的一个新特点——他们不回避问题。

时代更迭的速度太快了。60年代和70年代,没有太大的区别。80年代之后到90年代就开始飞速发展,飞速发展,那一个五年就是一代人,现在甚至一个三年就是一代人。所以从《赢在中国》到《我是创始人》再到《燃点》,12年的时间,我见证了中国三代创业者的变化。

这三代人的变化是很明显的。拍摄《赢在中国》的时候,那个节目的选手大多是70后80初,你会发现他们在节目里很少呈现冲突,就算为了什么吵架了,复盘的时候也很客气,不太愿意谈矛盾。十年后拍《我是创始人》就不一样了,都是80后,看过的应该会感觉,啊,真能撕(笑)。这代人特别愿意表达自己想要的,直接、自信。你可以看到大环境的变化会改变每一代人的气质。


2. 他幸福,可我明明看着他不幸福


在我那个年代,离开国家单位去创业,叫下海,下海很吓人的对吧,你看这个词儿,“下海”,没有说谁上岸,没有说上天堂,无论是官员、老师、知识分子,在各种事业单位、国家单位、机关或者是在国企,如果他出来自己去做生意就叫下海。你想想这个词儿多有时代性,下海是需要勇气的,浪里来浪里去的,一不小心就淹死了,在岸上还比较安全嘛。

汇源的朱新礼,从山东一个小罐头厂,慢慢做起来的。德隆崩盘的前夕(编者注:2001年,德隆5.1亿入资汇源,后德隆系股票暴跌,事关汇源的生死存亡),朱新礼去找德隆的唐万新,就像孙子一样,说能不能把那个钱给我,要不然我这边就不行了。唐万新就说:“行行行,这样吧”,就他也没心情跟他聊了,“这样吧,你凑齐1个亿,一个礼拜给我,我就把股份退给你”。当时哪有企业账上有1个亿的现金,好在最终他从顺义政府那筹到钱,凑了1个亿买回了股权。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朱新礼就在哆嗦,一老头,双手放在胸口一直说“我真是我那天就命好,要不然就完了完了”,就是这样。

现在创业没人再说下海了,没人觉得有什么危险,因为你可以随时上岸,你可以随时停止。尤其是在前几年,资本热潮的时候,创业好像变成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人们已经不再想得起那种,危险,大家看到更多是高光时刻。但其实不是那样的,在我观察,仍然到处都是至暗时刻。

我记忆很深的,新氧的创始人金星,和我说起他的第一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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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运营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借钱,已经没得借了,家里不能再,没了,朋友的钱借不到,弹尽粮绝,然后去融资融不到。然后他还觉得,每个创始人都觉得自己的东西很好,有钱能活下去,但活不下去了。那时候我们在录《我是创始人》,2016年,在海南的录影棚里,我们要创始人讲讲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金星就讲不了,一直在哭。

他讲了一个场景,这个在成片里边都没有了:最后公司剩了点钱,他请大家吃了个散伙饭,然后他就跟那些人说,什么都没有了,就外边桌上还剩一些电脑,大家想要的话可以拿走。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办公室空空荡荡。

傅盛在《燃点》里说过一句话:最煎熬的时刻,创始人跟家人说,家人说你干嘛弄啊,你干嘛要那么苦,别干了。跟员工说,员工吓坏了。你跟投资人说,投资跑了。他没有人可以分享。你不需要去诉说,对。

创业者是有执念的。当年《赢在中国》第一季海选了3000多个创业者,有在现场下跪的,呼口号的,什么样的都有,有特别不靠谱的,跟疯子一样的。当时我看到共同的东西就是热望,渴望。那种对自己项目的渴望,你就看到那些人的执念,那么高的失败率,很多项目是不成熟的,很多人也不一定适合创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那个东西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变化,到今天也没有变化,就是他们眼里那个火焰,相信自己能成。

老罗(罗永浩)做手机,争议那么大,是吧。他就非得去做一件他不擅长的事。我们最后跟老罗的采访,大概有小四个小时,我就说你为啥不跟我做推广“脱口秀”,你看咱俩合伙,我这么资深的导演,你这么能侃的,咱就,吃香喝辣的。他就不。

他也和我袒露了他的伤疤。他说,你们都挤兑我没广告,因为我没那么多钱。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被diss嘛,说他们是发布会驱动型,“太奇怪了,发布会驱动型,没那么多钱,我不搞发布会怎么办,我没钱做广告。”

老罗特别害怕面对镜头。没想到吧,看他那演讲,都讲得那么嗨,他说这是最不快乐的一部分,最不喜欢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聊天很好,那块有个人架着机器站在后边,他就无限不行,好像有一种生理反应似的。那他为创业就得克服。

他就说他做这个事有幸福感。他一说到他的幸福感其实我就挺崩溃的。对,我觉得挺崩溃,就是他幸福,可是我(明明)看着他不幸福(笑)。

这种幸福,怎么去理解呢?我经常在夜里1点钟从床上爬起来看我们团队的片子,我能看到年轻人拍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手法,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我都特高兴。基本上就跟你喜欢吃什么那个快感是一样的,比如我喜欢吃肉,我看到一个好片子,就跟吃肉一样。我不觉得那个苦,我也不觉得累,我就是挺高兴的,很高兴,这就是幸福。

3. “抵押,把那个也抵押了!”


老罗说过,最糟糕的时候,他想过自杀。人什么时候会自杀,一定是有一个过不去的东西,就是他无法面对。如果他破产了,他觉得首先对不起他那些被他忽悠来,跟他一起创业的人,人家都有很好的选择,你非得把人忽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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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你要在旁观者来看,那散了,大家再找工作去呗,也死不了,但是他可能就无法面对自己这个。当年史玉柱也是,史玉柱在《赢在中国》讲,巨人大厦崩盘时,那老太太坐到那台阶上哭,他说当时心里就觉得想死,因为觉得实在是没脸,太没脸了。他可是当年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啊,那巨人倒的时候,我欠了多少买楼花的钱,还有那些普通老百姓。他就说,我将来一定要把这些钱还上。他就凭着这口气接着做了好几个项目,成功了,把钱都还上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创业者是社会的“驴子”,就是绕圈,好像有一个惯性,他就必须得去绕,沿着沿着那个很可能失败的圈不停地绕。

可我们社会的创新和进步,恰恰就来自于这些人心里的动力。今天,我相信所有人都享受到了O2O的便利,是吧,你就很安然地享受其中,但是你要知道把这个事做出来得有多少人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包括投资人。

中国的巨大变化都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创造出来的。创业者他首先推动了整个的潮流往前走,是所有人,不是一两个精英,马云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洪流里的小孩,虽然到现在腾讯和阿里都成为巨大的存在,但是马化腾也遭过金融危机,恨不得50万把QQ卖了的时候。今天我拍的这些创业者,就是他们当年,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人往前走,所有开始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感,但是他心里都有那股冲劲,都想干不一样的事,那才能有人冲出来,而更多人没冲出来,各有各的原因。

我认识一个做韩剧的年轻人,前几年轰轰烈烈,特别好,然后限韩令,几千万就亏在里边了。后来有乐视,你知道乐视采购剧那是很疯狂的,然后乐视出事又一大堆亏损进去。这都是不能控制的。我年前刚采访完这个年轻人,把他那房子,本来也生活得很好,“这大房子,明天就抵押了”,他挺高兴的样子,“抵押,把那个也抵押了!”轻松的语气。

我有一个“12年”拍摄计划,连续拍一个人的12年。你能发现这里头人的沉浮啊。《赢在中国》里有一个选手,当年马云、熊晓鸽都曾对他赞赏有加,可这些年持续创业并不顺利。那时一个30出头的帅小伙,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47、48岁吧。你看到他跟80后这些搞移动互联网的已经玩不到一起了,他已经赶不上这个浪潮了。

我们拍到他一个细节特别好:刚开通微博,他的粉丝涨得很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天加一个粉丝,一天加一个粉丝,一年就加365个,十年就是3650。我说你心有多大呀(笑)。显然他对这个时代其实不是特别懂了。

就这样,有人卷进了时代的漩涡,也有人被时代的浪头甩了下去。


4.创业是他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


安传东落泪的时候,机器后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跟着流泪了。这是整部片子里最揪心的部分。

2018年春节,我们跟随安传东回了他的老家。他是这个纪录片里最没名气的人物,农村考上人大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一心想做一个有关美食短视频的项目。但就在我们结束拍摄之前,钱花完了,项目死了,公司倒闭了。

在河南滑县的农村,年三十晚上他和父亲在院子里谈心,父亲知道他创业失败了,宽慰他说,咱们是农村出身的孩子,父母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不望子成龙,差不多就得了。他听到这话眼泪就流啊,副导在机器背后也流泪。我剪的时候也难受,特难受。他一个男孩,从农村考出来,是要背负多少厚望啊。创业是他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农村他回不去了,你想想,失败后他面对自己的那个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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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80后侄子有一次写邮件控诉我,他说你不要老说我们有多喜欢钱,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生存条件和空间。那么长。我看完确实反思,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房价每年涨,工资不涨,对吧。

这些创业者创业,有没有自己的经济诉求?有。

我们这次跟papi回她上海的父母家拍摄,浦东的一个老式公房,挺小的。她就坐在窗边,窗对面就是一片新造的很好的那种公寓楼,一看就房价很高的那种。她就说,那房子真好啊,我真想住进那样的房子里啊。想挣钱,至少帮我妈把这房子换了吧。——很真实。papi那种,浑身上下散发出来普通毕业女孩的气质,特别可爱。

她和我说,我吧真的是那时候真的太想买个包了。可是没钱,她老公特别好,就说没钱那咱就攒钱买个包,带L的那个包。后来就真买了。她说我就是可高兴了,我有包了,我是个都市丽人,我是个有包的女了。然后她说,背了一年多之后,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这个东西也不是最必需的东西。那一刻我就特别被触动了,我把那一整段买包的全都编进去了。大家都是正常的人,谁没有渴望。后来金星也说了一段,说我们都是小镇青年,有一天我这个家里如果有人生病了,得重病了,需要大量的钱。很实在。

其实创业者要的,不止是物质追求,更多的可能是价值感。我以前的一个员工,一个80后,非要创业。她那个合伙人以前是在一个大公司,大概都是50万年薪的,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自己发不出来工资的。我一直给她们“泼冷水”,两个女孩不要搞了,一个有三四岁的孩子,另一个正在备孕。中间有两个月我以为会“死”了呢,我就说“死了就完了”。就不不的,永不放弃,然后就挺,挺过去,又挺了一个。

张颖在我的纪录片里说了嘛,创业的失败率,三年以上能活下来的是7%。所以我觉得创业者的选择几乎都是在,他妈的,这件事我欲罢不能,我必须得干,我不干我不行,就这样。

真就应了徐老师(徐小平)的那句话,那些腰缠万贯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眼里都有同样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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