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浮華的盛景到落寞的晚秋，李龜年站在文字的背後，用一曲跌宕起伏的觱篥之聲穿透厚重的兩唐書。
在泱泱三百年唐代歷史中，李龜年也許是一個無足重輕的名字。這位擅吹觱篥的宮廷樂師生活在藝術氛圍濃郁的開元盛世，他所效命的唐玄宗李隆基本身就是一個音樂高手，史載唐玄宗演奏羯鼓尤為出色，宰相宋璟贊其“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而《舊唐書·音樂志》則載：“玄宗於聽政之暇，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起飛，有一聲誤，玄宗必覺而正之。”可以說，正是由於身處四海昇平的盛世，絲竹管絃的宮廷，才讓極富音樂才情的李龜年有了創作的靈感，在隋朝九部樂的基礎上，他創造性地加入了“燕樂”，和宮廷藝人們一起，構建起了恢宏壯觀的唐代皇家“十部樂”。而因為音樂上的相通，也使得李龜年成為唐玄宗時代最煊赫的伶人。史載，李龜年曾“特承顧遇”，在東都洛陽大起宅邸，其奢華程度超過了一般公卿，“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對於李龜年而言，大明宮中的那段時光無疑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光，在奼紫嫣紅的羅裙背後，他的觱篥，唐玄宗的羯鼓，楊貴妃的琵琶和當時尚做著翰林待詔的李白的詩歌，共同構成了天下最高規格的音樂組合，迷人的旋律充斥在宮廷的每一個角落，裝點出河晏風清的太平景象，從而淹沒了來自漁陽地底越來越響的鼙鼓之聲。
當然，悄然而起的鼙鼓之聲，還是衝進了李龜年善聽的耳朵。史載，當時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倚仗帝妃寵幸，在群臣面前甚為倨傲，然而儘管如此，安祿山對朝中權相李林甫卻畏懼三分，他曾說：＂吾對天子亦不恐懼，惟見李相公則悚懷。”究其因，緣李林甫與之講話，往往猜透其心而先言之。為此，安祿山特意在朝中安插一耳目，每次當他從長安來，安祿山便問：“十郎（李林甫）何言？”如果是些安慰的話，則歡呼雀躍，若是警告，：“安大夫須好檢校！”則驚恐不已，據床而呼：“阿與！我死也！”對於安祿山所包藏的禍心，李龜年已有耳聞，但是作為雖錦衣玉食卻身份卑微的宮伶，他並沒有諫言的權利。於是，他便常常學作安祿山的驚恐之狀，在玄宗面前道：“阿與！我死也！”顯然，這是一個伶人極富幽默意味的巧諫，當李龜年放下手中的觱篥，在天子面前講述著一個遠方的笑話時，他希望看到的其實是天子臉上的風暴。然而，事實證明了李龜年的徒勞，在楊貴妃的溫柔的臂彎裡，在自己親手調教的《凌波曲》中，風流皇帝李隆基實在醉得太深了，他對李龜年的點化只報以莞爾一笑，全然沒有想到昔日那個大腹便便的范陽節度使會一路敲著殺氣騰騰的鼙鼓，逼近長安的城池。
由此，長達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必定成為大唐帝國盛極而衰的拐點，在三百年的帝國樂章中，這場腥風血雨的戰亂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一段最低沉的章節。當面容失色的唐玄宗一路倉惶奔蜀，他已經無可挽回地捲進馬嵬的噩夢，他的愛妃楊玉環在軍人的譁變中自縊身死，他的帝國江山也從此遠離了絲竹悠揚的承平世界。昔日規模浩大的皇家樂隊在安史之亂中更像是被散落一地的棋子，當李龜年一路吹著觱篥行走在市井鄉間，他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個漂泊的歌手。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這是一次被載入《全唐詩》的相遇，作為皇家御用伶人，李龜年的名字早已隨著散落流失的樂譜漸漸為人淡忘，但杜甫的這首小詩卻讓人們重拾記憶。然而，這又是一次多麼尷尬的相遇啊！遙想當年，岐王李隆範的府邸，中書令崔湜之弟崔滌的宅院，可謂名流薈萃，風流倜儻的李龜年和鋒芒初露的杜甫都曾是在冊的上賓，可是在闊別四十餘載，離亂十餘年後，二人再次相遇的地點已經是遠離長安的湖南潭州，一個是為人獻唱的廉價歌手，一個是輾轉困頓的落魄詩人，回首昔日的榮光，悵嘆人生的無常，無疑是二人相遇的話題。事實上，這更像是歷史刻意的安排：一個用歌聲串起了時代的興衰，一個用詩詞記錄了歲月的榮辱，而他們的兩次相遇恰恰站在了唐帝國曆史的兩個節點上。
史載，當年李龜年初到岐王府赴宴曾有這樣一件事：酒酣耳熱間，岐王請出王府藝高技絕的兩個女伶現為奏樂助興，其一奏秦音，一奏楚聲。當悠揚的樂聲在席間飄蕩，李龜年興致極高地對眾人說：此處為秦音慢板，此處為楚音流水……宴罷，岐王以“破紅綃，蟾酥紗”饋贈賓朋，而李龜年卻不以為意，反搶走一名女伶手中的琵琶，一路撥絃揚長而去。這個故事更多地是在佐證李龜年的狂傲不羈，但我卻覺得，這個故事更像一個預言：當一個帝國的樂師把別人的樂器當作了自己的樂器，就註定了一場宮廷音樂盛宴的混亂。
閱讀更多 唐詩宋詞有風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