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山（1873—1946），本名秀桐（一說樹桐），字東山，以字行，威海城裡西南村人，山東現代鐘錶工業的創始人。
李東山自幼家貧，僅讀過兩年私塾，後在威海乾過肩挑小販和北洋艦隊魚雷營工兵。15歲時，李東山隻身到煙臺，經在煙臺恆興德商行當店員的堂兄引薦，到該行當了一名學徒。他非常機警，善於交結，進店不久，就拜商行東家孫文山為乾爹，作為自己攀升的階梯。但是，恆興德商行的行規嚴格，對店員特別是剛入櫃的學徒管束極嚴，李東山耐受不了這種嚴格的管束，便“跳槽”從事小販生意。他向其乾爹孫文山借錢，在煙臺北大街東首開辦了一個水爐小鋪，以燒賣開水為業，並經常到煙臺東海關去“叫行”（競拍走私貨物）。當時東海關有一奧地利籍的拍賣師，李東山與其交往頗深，因而當他去競拍物品時，這位拍賣師起價極低，李東山舉牌即停，因而獲利頗豐。在參與競拍東海關緝私貨物時，李東山靠這種特殊關係發了一筆財，但他對這件事從來閉口不談，諱莫如深。旁觀者看到李東山“暴富”，非常驚訝，但卻不知其中原委 。
1892年，李東山以墨西哥鷹洋300元將原來的水爐小鋪改為“德順興五金行”，主要經營小五金與百貨商品。由於他善於經營，“專事缺門，獨得其利”，至1904年，資本已積累至鷹洋3萬元。李東山為人處世極其機智，煙臺人送其綽號“李小鬼”。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強制成年男子剪掉髮辮，李東山認準這是一商機，便囤積了一批帽子，後高價出售，獲利頗豐，其精明善謀於此可見一斑。1911年後，李東山相繼在煙臺開辦了同志玻璃廠、瑞興制傘公司，在威海創辦了威新花炮廠、同慶順鑲錫店等，這些企業在膠東地區均為首創，而企業盈利的積累則為其後來創辦鍾廠打下基礎。他有句創業的恆言：凡人有之我不為，人無有之我要為 。
1912年，他開始經銷德國、日本產的機械擺鐘。他認為鐘錶市場前景廣闊，制鐘在中國是一項空缺，自己辦廠制鐘可獨擅其利。有了這一判斷後，他便開始著手準備。1913年他通過長年打交道的駐煙德國盎司洋行的關係，去印度簽證然後輾轉到了德國。在德國UHGHANS鍾廠，他做了兩年勤雜工，在此期間留心記下制鐘所需設備和原材料的型號，但未能掌握製造技術。兩年後，李東山購買了一批材料和設備回國 。
1915年，德順興五金行經銷日本生產的“馬球牌”座鐘和零件，非常暢銷。李東山見經營鐘錶利潤可觀，加之當時煙臺沒有造鐘工廠，於是再次進行謀劃，籌資辦廠。當時德順興五金行有個叫唐志成的顧客，擁有修理鐘錶的技術，開了一家鐘錶修理店，經常到五金行購買鐘錶零件。李東山便與唐志成談妥合作興辦造鐘廠，商定由李東山任經理，唐志成任廠長兼技師。是年7月，李東山投資25000元在煙臺朝陽街南端路東創辦寶時造鐘廠。這是煙臺第一家造鐘企業，李東山也由此成為山東鐘錶業的開創者。
寶時造鐘廠開辦之初，創業維艱。因為技術不過關，李東山又東渡日本，在大阪馬球鍾廠打工，暗中學習制鐘技術，並通過宴請、送禮等手段從鍾廠技術人員那裡套出關鍵技術。半年後李東山回國，將學到的技術轉述給技師唐志成，由其將日本生產的“馬球”牌座鐘機件拆卸進行試製，按日本擺鐘外殼和機心做出樣機。經過兩年日夜刻苦鑽研，1918年製造出第一批座鐘。這些座鐘除木殼外，主要機芯零件全為日貨，而這些零件還是從煙臺德商盎司洋行購置的。這時該廠僅有工人20人，大小壓力機15臺、2馬力電機1臺、車床1部。由於當時入不敷出，工廠就兼制汽爐、汽燈出售。1920年後，工廠已能實現鐘錶機芯自制，工廠生產也隨之興旺起來，並開始與日本“馬球牌”座鐘爭奪市場。
鐘錶批量投產後，李東山立即想以自己的產品替代進口貨，佔領市場，獨享其利。於是，他首先在治廠上下功夫。具體做法有以下幾方面：廠內按工序設班組，直屬廠長，以加強基礎生產中的技術指導和質量監督；實行徒工學徒十年制（後逐步改為八年、六年、五年），以提高工人的技術素質；提高工人的工資和徒工的津貼，以穩定職工；根據職工的職務及技術高低、日常表現、勞動效率等情況，分別獎賞，有的還給“份子”（即員工持股），以此來激勵職工 。
為了使產品佔領國內市場，李東山採取多種營銷方法來擴大市場，甚至將每架座鐘的賣價由5元降至1元，還外贈毛巾一條。1928年，日本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全國各地掀起抵制日貨運動，李東山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努力改進技術，提高鐘錶工藝水平，所制座鐘的質量不僅趕上日本，而且價格低廉，保修到底。“請用國貨”的廣告宣傳，“永遠保修”的承諾，低於洋鐘的銷價，使寶時鐘很快在山東立住腳，進而在華北、東北打開銷路，並將盤踞多年的日本“馬球”牌鍾擠出東北市場。這時，企業及所產鐘錶的聲譽漸高，1928—1931年達到鼎盛期，工人由100多人發展到500餘人，年產座鐘、掛鐘5.5萬餘隻，李東山也從中獲利十餘萬元 。
1930年寶時造鐘廠改稱德順興造鐘廠。工廠在上海、天津等地設立了貨莊，產品暢銷上海、南京、廣州、重慶以至香港及東南亞等地。1934—1936年，李東山利用積累的資本，投資興建了新廠房，並先後在朝陽街南首興建了新辦公樓和電影院，此外還參股投資於東亞毛紡廠、威海火柴廠、煙臺啤酒廠、煙臺發電廠、巨興銀號、德順興漁行、錦章照相館等十幾家工商企業，成為煙臺名聲顯赫的實業家。
在德順興造鐘廠的帶動影響下，造鐘工業在中國快速拓展，煙臺乃至全國造鐘企業就像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1927年從德順興分離出永康無限公司，後設新德造鐘廠，1929年又從德順興分離出盛利造鐘廠，1931年又分離出永業造鐘廠、歧鳴造鐘廠、慈業造鐘廠。當時，僅煙臺一地就有7家造鐘工廠，擁有職工1200餘人，煙臺造鐘業在國內外名聲大噪。以後又從德順興分離出天津北洋造鐘廠、華威造鐘廠，在瀋陽開辦新明造鐘廠，在丹東開辦大陸造鐘廠，在青島開辦福祥造鐘廠，在上海開辦忠眾造鐘廠、時民造鐘廠等。煙臺鐘錶業技術骨幹先後在瀋陽、丹東、天津、上海、北京、青島等地傳授造鐘技術，促進了國內鐘錶工業的發展，因此煙臺被譽為“鐘錶城”“東方瑞士”，這時是李東山事業發展的鼎盛時期。
1936年，李東山的德順興造鐘廠率先製造出單鈴、雙鈴鬧鐘，開創了中國鬧鐘生產的先河。1937年，又分離出仁昌造鐘廠，鐘錶業在煙臺更趨興盛。同年，永業造鐘廠試製成功柔絲掛鐘，開創了中國生產柔絲鐘的先河。
李東山勤於管理，精於經營，在經營管理上煞費苦心。在用人上，他“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員工恪盡職守，則重用不疑，在工資以外再加“份子錢”（參與分紅）。企業的管理人員通常非親即友，而生產組織不設車間，只按工序分成作業班組，每組設一不脫產的組長。這些組長均是從工人中物色技術較高、順從勤勉者擔任，負責組內日常生產、技術管理和產品質量檢查等事宜，如有問題可直接請示經理或廠長解決。在每組的生產作業中特別強調節約原料，不出殘次品，從基礎環節杜絕浪費漏洞。生產中的節約與管理上的效率為造鐘廠贏得了可觀的利潤。根據當時核算，每生產一隻鐘的成本4元，賣出5元，能有25%的毛利潤。他每年提取利潤的30％為管理人員分紅 。
企業對於生產工人和學徒有嚴格要求。新徒工入廠要有商號作保立下契約，學徒期間只管伙食，沒有工資，規定徒期長達5—10年，徒期之長，立約之嚴，實屬苛刻。工廠廉價使用大量徒工來增加利潤，但是每到端午節、中秋節、春節，外發大洋3—4元，以資獎勵。李東山對工人有個特殊優待，如家裡有紅白喜喪事，急需用錢，一般准予借支。工廠的伙食較好，逢年過節，經理宴請會餐，實行星期日公休制，這在當時煙臺廠商中是唯一的。
李東山雖文化水平不高，但是非常重視宣傳自己的企業。1935年他投資興建廠房，對德順興造鐘廠的門面大加裝潢，並以500元大洋邀請書法家華世奎為其題寫“德順興”，鐫刻在大門門楣的石匾上。他因出身低微，不願與政界打交道，不願參加社會活動，煙臺市商會曾擬給其安排一個席位，被其婉言謝絕。
1938年2月日軍侵佔煙臺，對煙臺制鐘業覬覦已久的日本商行首先拿“德順興”開刀。先是要與“德順興”合股經營，後來又要給李東山一個偽商會職位，但均被李東山拒絕，結果李東山的兒子被羅織罪名抓進日本憲兵隊羈押數月。在日方的脅迫下，李東山被迫與日本人共同開設華興商行，但日方並不投資，只是吃空股坐收漁利。在日偽當局的傾軋盤剝下，李東山心灰意冷，無心再經營企業，加上鐘錶廠因屢遭日偽政權巧取豪奪而大傷元氣，迫使他逐漸退出對工廠的經營管理。此時，煙臺造鐘工業受到嚴重摧殘，德順興造鐘廠更是每況愈下。
李東山一生儉樸，晚年更加淡泊。1946年7月24日，李東山在煙臺病逝，享年7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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