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曰：变革是有赖于太多条件的成熟的，历史的洪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只有那种精准把握时代脉搏的超强洞察，有勇气使命担当的执权柄者才能完成。今日之人，抓顶层设计，励精图治，要往深水区推进，是很难得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小将们要有耐心，急于求成，冒险冒进，只会断送自己，为害国家。
商鞅变法
都说中国封建王朝数千年的霸业是孔子的霸业，大概是因为自汉董仲舒以后“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所以都算到儒家老夫子头上。但老夫子“仁政”那套是教化抚民的学问，去戾气善民心还行，但富国强军驭民，用的还是法家商鞅那套，数千年封建王朝压箱底的干货。
01
《史记》记载公孙鞅，从小就好钻营“刑名之学”。他在魏国给相国公叔痤做侍从，他的真才实干公叔痤是知道的，但公叔痤直到临死前才对魏惠王说：“我的侍臣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有奇特的才能，以后国事可以尽都托付于他处置。”司马迁特著一笔，“知其贤，未及进”，似有弦之音，是真的来不及么？
公叔痤是有相马的好眼力的，不仅看到公孙鞅，还看到吴起将军。
他把吴起邀约到府上作客，让公主夫人故意辱骂刁难自己。然后建议魏王把公主许配给吴起，试探其有无长久留在魏国之念。吴起是见过公主德行的，当然给拒了。魏武侯因而对吴起起疑。吴起害怕国君降罪，逃离魏国。后来，公叔痤打了胜仗，魏王要嘉奖，他还不忘将功劳归于当年吴起带兵。于是，魏王封赏公叔痤和吴起后人，时人都称公孙痤贤良美名。
公叔痤相马却不荐马，挤走了吴起，到死了才让出位置，让能干的年轻人公孙鞅冒头，还特意叮嘱魏惠王，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魏惠王却不杀也不用，公孙鞅只好离开。魏国是留不住人才的，百年后的范雎也是在魏国差点被鞭打而死，却在秦国做了宰相。所以只有秦国做到了五湖四海，人才都往秦国跑。
秦始皇能鞭震宇内，与其自先祖爷秦孝公之始的数世代连绵而不绝的优秀秦王们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中国数千年帝王传承中，能有如此好香火的恐怕只有爱新觉罗家能比。胸襟广阔的秦孝公，打出求能若渴的广告：“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给高官，封国土，大手笔。于是，公孙鞅入秦。
02
公孙鞅是靠贿赂太监，才见到秦孝公的。秦王只对霸道之学感兴趣，聊的很投机，不知觉中把腿都挪了过去。历史上类似的场景是汉文帝问道贾谊，却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贾谊是不得志的，但商鞅不是。秦孝公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愿“数十百年”才“身显名天下”。商鞅很快就任命为军政大权，启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面变革。
行政上，推行县制管辖，官员分尊卑爵秩的等级，以此分田宅、臣妾、衣服，有功的显荣，没功的即使富也不贵，同时削弱贵族特权，禁止雇佣和养士，禁止潜规则和走后门；经济上，统一税租制度，重视农业为根本，重新分配土地，鼓励开垦阡陌，禁止买卖粮食，耕织生产多的人，可免赋役，打击害农、扰农行为，限制商业发展，提高商品价格，对工商业苛重税，打击服务业，打击娱乐业；军事上，论功行赏，立军功者，可以获得上等爵位，哪怕贵为王亲国戚，没有军功也不能入宗族的名册；民治上，采用愚民政策，禁止士大夫通过辩论、游学来提高国内百姓的见闻，加强户籍监管，懒惰致贫者，全家没收为奴，禁止自由迁徙，老百姓中有犯法的以什伍为单位连坐，告发奸细的与斩敌者同赏，藏奸或不报者与降敌者同罚；在文教上，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统一度量衡……如此刮骨疗毒，手术刀式的变革，有些人自然是不适应的。老百姓起初是有些牢骚的，但十年下来，老百姓们高兴极了，乡邑大治，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产丰实。老百姓们要的不就是这些么。
商鞅“弱民才能强国”论虽然历来被骂歪理邪说，但整体来看他所主导的变革却是实实在在将利益倾斜给老百姓的。勤耕织就能仓禀实，有军功还可封爵，说明是有上升通道的。虽然政策有高压，还动不动上纲上线，连坐收司，但那都无损良民百姓的核心利益，况且法律还是一视同仁呢。太子犯了法，公孙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要罚太子。但太子是未来储君，又不能施以刑罚，就处罚太子的老师们，施刑公子虔，将公孙贾脸上刺字。曹操的马践踏麦子，依军律当斩首，于是割发以代。所以，古中国的法律是有天花板的，不像现在的群众眼睛那么雪亮，处罚到这个份上，下面的人也就得过且过了。
03
不仅变法有纲领，推进有方法，商鞅还是腹黑的外交家，地缘政治的洞察者。卫鞅对秦孝公说，魏国是秦国的心腹大患，非魏并秦，就是秦并魏。魏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东面是险峻的山岭，独享崤山以东的有利地形。它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困顿时候便向东收缩自保。现在我们有赖于你的圣明，国家强大起来，而且魏国去年刚打赢了齐国，各国都远离魏国，此时正好攻击它。魏国抵挡不了，就会向东迁徙，然后秦国就可以凭借黄河、崤山的险要，东临天下，成千秋伟业。
这个地缘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只有强兵猛将的秦国是不能长久的，拿破仑军队无上强大，但法国是没有地缘优势的，周边强邻环伺，拿破仑无法承受失败，只能一胜再胜，在接连不断的征战中消耗自己。但是隔着英吉利海峡的英国可以失败，冰天雪地的俄罗斯也可以。有时候我们以为战争是人的交战，其实说是山川大地的交战也不为过，精明的美国先帝爷们，从立国之初就清楚知道他们安全之所系，几代人使命明确，一路战斗扩疆到太平洋沿岸。
秦孝公派公孙鞅率军攻打魏国。魏国也派公子卬前来抵挡。公孙鞅派人送信给公子，写道：“当年我与公子您交情很好，现在都成为两军大将，不忍心互相攻杀。我们可以见面互相起誓结盟，畅饮之后罢兵回国，以使秦国、魏国的百姓安心。”中国人是最讲酒饭交情的，项羽摆鸿门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公子卬前来赴会，两方盟誓完毕，正饮酒时，公孙鞅预先埋伏下的甲士冲出来，俘虏了公子，又乘势攻击魏军，使其大败。太史公说，公孙鞅这个人是刻薄寡恩的。仅有那么一次表现人的温情，却是假象。
从此，占据崤函之固后的秦国，问鼎中原，大概率上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秦孝公封赏公孙鞅商於地方的十五个县城，于是号为商君，后世多称商鞅。
魏惠王惊恐，献上大片国土求和秦国，连首都也被迫搬迁，诸侯争霸魏国从此基本out出局，悔叹道：“恨不用公叔之言！”这悔恨不知道是悔没有杀公孙鞅，还是没有用他变法，也许两者都有。
不过，魏惠王不杀商鞅，但商鞅有的是人杀。
04
商鞅在秦国是不比老同志们有根基的。这么深度全面的变法，执的还是秦孝公的尚方宝剑，秦孝公一死，情势也就变了。
公子虔自从后来又犯法，鼻子被割掉以后，已经八年不出门，这时也出来活动了。老同志们一个个都围在新君面前诉苦，新君年少十九但是是有政治觉悟的。曹操对王粮官说借头一用，以安军心。秦惠王也要用商鞅一用，五马分尸，以安朝堂。但商鞅之死只能顺了老同志的心，秦惠王还要灭商鞅一族，报当年打狗惩主的事是小，示杀伐手段立威才是大，不然老同志们以后又怎么镇的住。秦王是深谋远虑的。
秦国享受了变法的红利，从一个后进国家，变成了国际上的先进国家，诸侯们望而生畏。所以商鞅虽死，但变法不能断，秦王又是心知肚明的。革命尚未完成，秦惠王还得执死人商鞅的火把，继续努力。
有个叫赵良的，曾与商鞅有过对述，重点比较了商鞅执政与前秦穆公首臣百里奚之间的区别。赵说，百里奚治国之时，对外是战攻彪炳，保护了秦国安全。对内也不摆架子，累了不乘车，热了不打伞盖，也不前呼后拥，刀斧相随。百里奚死了，秦国上下男女老少，痛哭流涕，歌舞不闻，守礼遵丧。但反观商君呢，凌辱贵族，践踏百姓，很多事做的不得人心。现在你出行，要尾随大批车辆伍甲，少一样都不能出门。你处境危急，有如朝露。现今你还在贪恋商於的富庶，享受独断专行，一旦秦王孝公，有个三长两短，逮捕你的罪名还嫌少么？
对这种谓得人心、施仁政的儒子之言，法家的商鞅向来是听不进的。百里奚之治绩，赖于一人，人死而治败，但商鞅要的是法制，法替人治，是不世之功。
变革的人大抵都是理想主义者，心中是藏着擘画未来蓝图的。但理想主义者的通病是常常忘怀现实之强大。商鞅以血淋林的结局昭示后来者忘怀现实的悲剧。故，商鞅以后，为政者是不敢轻言变法的。有些勇于历史担当的能臣们，如王安石、张居正变法都半路而夭折。
王安石的评价在宋一朝及后世至今评价是很有分歧的，初死时被徽宗追封，配享孔庙，无上殊荣，数十年后又被徽宗夺爵，毁去画像。后世将靖康之耻及宋朝灭亡之罪归于其身者，不在少数。蒋先生说“最佩服的就是王安石”，东方伟人说“（王）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张居正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号文忠，可不出几日，就被褫夺。神宗下令抄家，罪状示天下，家人或流放或饿死，张居正甚至差点被开棺鞭尸。
中国封建数千年，各家姓变幻大王旗，走马观花的登场，但变法而成者有几人？实是变法改良远难于革命！变革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事，所以清华教授说前面是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一百口棺材要留一口给自己。头等的政治家清楚危险，但网络小将们是不知道的。小将们觉得药方通用，整天骂的是“明明有桥，为什么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小将们生在安定思治的八九十年代，成长在昌盛开放的二十一世纪，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水生火热的，以为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忘记了前人们刀尖火口上的来之不易。他们不珍惜，觉得否定比维护，更显高人一等。
变革是有赖于太多条件的成熟的，历史的洪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只有那种精准把握时代脉搏的超强洞察，有勇气使命担当的执权柄者才能完成。今日之人，抓顶层设计，励精图治，要往深水区推进，是很难得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小将们要有耐心，急于求成，冒险冒进，只会断送自己，为害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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