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69年前后，我就听约翰·米留斯讲了几段有关越战实况的传闻。虽说我是随便听听，却听到几件令人浮想联翩的事。几个月后，乔治·卢卡斯（当时是我的年青合伙人）带回来一个想法，他同约翰·米留斯想根据约翰讲过的故事，拍一部反映越战的影片。他们对我说，他们需要一副架子。我就劝他们用《黑暗之心》作为架子，利用船的隐喻，整个故事围绕着神秘的库尔兹上校的曲折经历。
华纳公司付给约翰一万五千美元，要他写个初稿。于是他同乔治两人苦干了六个星期，搞出题为《现代启示录》的这个不同凡响的剧本。这既是一出喜剧，又是一段骇人听闻、充满丑恶恐怖的心理故事。就在那个时候，华纳公司取消了我们的全部计划，使得乔治、约翰和我，还有其他几十个年青的编剧和导演一下子失了业，而且我由此破产。
整整十年，这个剧本始终活灵活现地留在我的心头。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这部影片有些特别的地方，它说的是一个人逆流而上，最后看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副面孔。事实上威拉德同库尔兹只是一个人。一个人溯江而上追寻那个已变成疯子的人，结果他找到那个人的时候，发现他面对着的是我们人人身上都存在的那种疯狂。我一向认为这给影片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基础。同斯坦利和利文斯敦的经历那样，同褒司伏的经历那样，这是单枪匹马的迫寻，是经典式的、寓意深长的历险故事。直到乔治声称他由于拍《星球大战》而忙得抽不出身，我才开始真正动手抓这个计划。虽说是乔治起的头，但那时我知道他早已把心思放到别的上面去了。
一天，我在乘飞机的途中，决定亲自动手拍《现代启示录》。我还想当然地以为可以乘此机会松散一下呢……凭我手里有个好剧本，再配一套称心的演员，拍部片子还不轻而易举吗？看来可以免受拍摄《教父》一、二集时那种种如煎如熬的折磨：在拍摄《教父》时，我经常落到差一点被打发走的地步，因为他们不赞成我原先设想的演员阵容。因此，我简直把拍摄《现代启示录》看作是送上门来的红运。
乔治和约翰留给我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恰恰就是他们没有留给我任何结尾。结尾这东西，开始时无关紧要，只有当我们干下去之后，才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先是找朋友们帮忙，然而，凡是我请到谁扮演什么角色，那个演员就用各种理由婉言谢绝。我说的那些演员，还是全靠我才当上明星的呢。他们不肯长途跋践到丛林深处去干那么久，有人嫌给的钱太少，有人说分配给他的角色不对他的戏路。这些问题，我在为拍摄《教父》一、二集作准备的时候，他们可是从来没有提出过。那时他们一味地信任我。
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我那样器重的演员们忽然收回他们对我的信任?事实是:他们正一天比一天走红。我决定另请高明。我新结识了许多青年演员。影片里真正的角色只有两个，杜隆桥那场戏里有几个跑龙套的。但其中有几个年青的美国黑人实在好，好极了，既是可亲的小伙子，又是十分认真的演员。分配好角色之后，我就动身到丛林里去了。
从此我原以为轻而易举就能拍成的这部影片，变成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一场恶梦。我在那时候才开始认识到，我们离开所期望的现实，相距何等遥远……有时候，一支浩浩荡荡的人马必须动手建成几座城镇，因为我们打算拍片的地区，没有象样的地方可供我们安身，连电都没有。我们不得不变成一支技术队伍。我们当上了空军，因为我们有几架直升飞机和一架喷气飞机。我们还掌握了一艘军舰，因为故事说的是一艘兵舰穿过丛林地带逆流而上。我们还得对付狂风暴雨和层出不穷的意外事故。我手里掌握着多少人的性命，因为有几场戏要用上喷气飞机和直升飞机，随时都可能造成伤亡。整整这个时期，有件事只有我知道，别人都还蒙在鼓里，那就是我还没有为影片找到结尾。因此我暗自叨念:“你一辈子就看这一着了。你逆流而上，这可成了你的`黑暗之心’了。全力以赴地干吧。”
影片的中心思想是以库尔兹的精神状态为基础的。摄制组的人跟不上他们早该吃透的某种中心思想，也跟不上剧本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他们只知道跟着一个疯子那样的人跑……确实如此，而我竟没有胆量告诉他们:我自己也弄不清在干什么。
文章来源：原载于1980年《世界电影》杂志，李恒基译自法国《正片》杂志1979年7-8号。
图片来自记录片《星光背后：科波拉传奇》 可点击阅读原文观看！
说明：《黑暗之心》是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1815一1924）在1902年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内容是海员马尔罗追述他的一段经历：他曾受雇于一家比利时公司，逆刚果河而上，进人刚果腹地去寻找公司一名象牙贩子库尔兹。在航行中他对库尔兹充满期待和希望。到达目的地后，在土著动乱之中把奄奄一息的库尔兹载回。对象牙即权势的欲念和迫求已使库尔兹精神错乱，他死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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