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字節選自徐健順教授《吟誦與教育》一文

軒轅黃帝

中國的道統，始自黃帝。

現在的中國歷史書，多從盤古開天地說起。盤古和華夏沒關係，他是瑤族的神，到三國時始被漢人記錄，所以瑤族人多姓盤。現在的中國歷史書，又或從元謀人講起，元謀人和我們是否一個種還不知道呢。女媧、夸父，這是華夏的神，但難稽考。仰韶、半坡，這是中國文明，但與華夏的關係難定。華夏一支，最早出現的一個名字叫“有巢氏”，是他教人民巢居，然後是燧人氏，他教人民熟食，然後是伏羲氏，他教人民計算和記事，然後是神農氏，他教人民農耕。神農氏之後就是黃帝軒轅氏。

有人說，這些都是神話傳說，意思就是不是史實。這樣說的人，一定要追本溯源，想想自己的這個觀點是從哪裡來的。一定是從課本或者近百年的歷史學家那裡來的。近百年的歷史學家，除了錢穆先生等少數外，都是黑斯垂學家，不是歷史學家。而且，近百年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一個黑斯垂學派，叫疑古學派，就是對整個中國歷史表示懷疑，對上古史直接否定。凡說上古史就是神話的，請看李學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時代》一書，並請關注出土文物與古代文明研究的前沿成果。中國的上古史基本上是信史啊。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古希臘不同，對待歷史記錄的態度不同。他們的歷史是神話，不代表我們的也都是神話啊。

《史記》開篇即是“五帝本紀”，第一位是黃帝，此前不錄。為什麼呢？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餘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餘幷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由此可知，以黃帝為華夏文明之開端，是百家的共同主張，也是兩千年的文化傳統。此中必有道理。看“黃帝本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徵。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徵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崆峒，登鶏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佔，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黃帝一生，始終愛民為民，鞠躬盡瘁，這就是原因。我們中國人不怎麼崇拜英雄，而是敬重聖賢。其他很多民族都喜歡英雄，所謂英雄，必有武力，強大而英明，在這背後，還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競爭觀念。中國人敬重聖賢，聖賢不以武力壓眾，而是躬身為民，以德服人。有巢、燧人、伏羲、神農等氏，雖對華夏有重大貢獻，但未能做到這點（“神農氏弗能徵”），所以不能算作華夏文化精神的開端。是黃帝樹立起了華夏文化精神的最核心理念，那就是：

以人為本。

在上古漢語中，“人”、“民”相通，都是“人”的意思。“以人為本”，就是不以“神”為本，不以“利”（動物性）為本，不在“人”的上面再加任何的東西，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人”而存在，哪怕是“客觀規律”，哪怕是“法律”，哪怕是“真理”，哪怕是“天命”，都不可以超越“人”而高高在上，更勿論皇權、金錢、武力和慾望了。只有“人”，只有現世現實的“人”是最重要的。

而一旦尊重了“人”，一切就會和諧、和平。《千字文》有這樣幾句描述周朝初期的文明：

坐朝問道，垂拱平章。

愛育黎首，臣伏戎羌。

遐邇一體，率賓歸王。

鳴鳳在竹，白駒食場。

化被草木，賴及萬方。

西周文武周公之治，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博愛，靠盡心為民。像這樣的一個好時代，不僅是華夏民族和平幸福，連周圍的蠻夷也受到恩惠，連動物也受到恩惠而能夠自由地歌唱和吃草，連植物也得到恩惠可以自由地成長，甚至連無機物都得到恩惠，萬事萬物都和諧相處，賴及萬方。

把這樣的描述，和西方經典對盛世的描述比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差異。西方經典更多突出的是武力、富裕和秩序。哪怕跟《馬可波羅遊記》中對元朝的描述對比一下也可以明白這個差異。

可能有人會說，這都是後世儒家的牽強附會，復古主義的夢話。前面說了，說這樣話的人請去看《走出疑古時代》。但退一步說，假設這些真的是後世儒家的附會編織，那也是一種美好的文化精神，美好的歷史觀。現在某些中國歷史類的書，包括一些學術專著，包括《百家講壇》的某些節目，是有野史一定不用正史，有功利的歷史一定不用仁義的歷史的。把中國歷史說成是一套陰謀詭計的歷史，不管是什麼人，都要把他的所作所為說成是某種功名富貴的慾望，或者某種為了生存的無奈。只要在高尚的背後挖出了卑微自私，就大講特講，心中暗暗得意。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比如我見到有講夏朝的建立時，棄《尚書》《孟子》《史記》的記載不用，而獨用《竹書紀年》說“啟殺伯益”的。且不論《竹書紀年》早已不傳，今天的版本只是輯佚，無一句明確可靠，也不論《竹書紀年》孤證不立，就算真的是啟殺伯益而建立的夏朝，那麼夏朝卑鄙開國，也應該是一個被唾罵的朝代，然而題目卻堂而皇之地叫“上古文明”，好像我們的文明就是這麼弱肉強食，這麼卑鄙無恥，這到底在向孩子們傳達什麼樣的文化精神？如果夏朝真是這樣，應該說：那不是中國文明，而是中國野蠻！但是現在某些學者是津津樂道於把中國文明歪曲成中國野蠻的，更可怕的是然後說這就是中國的文明。

是黃帝確立了這種“以人為本”的精神，所以他是華夏的始祖。有了華夏的精神，始有華夏人，不是有華夏的血緣就有華夏人的。這種精神在中國代代相傳，期間當然也有曲折，也有變化。到了春秋時期，這時禮崩樂壞，諸侯爭霸，一時弱肉強食之事皆是，追名逐利之論大起，眼看中國文化精神就要淪陷，此時而有孔子出現。

孔子著春秋，樹立道統。

孔子一生做了很多事，大家都知道。到了晚年，他更奮餘勇而作《春秋》。《春秋》這部書，記載了春秋時期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表面看是一部史書，實際上不那麼簡單。當時各國都有史官，記錄下來的史書都叫《史記》。魯國也有史官，代代作魯國的《史記》。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位民間人士，孔子為什麼要代政府重修歷史呢？孔子更派弟子子夏遠赴周都抄回周王朝的《史記》，所以《春秋》裡不僅記了魯國的事，也記載了整個“天下”的事情，這又是為什麼呢？孔子到底對以前的史書有什麼不滿意呢？

《春秋》後世主要傳了三脈：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左傳》主要是史實，《公羊傳》和《穀梁傳》是從子夏那裡傳下來的，都是傳的“春秋大義”。孔子作《春秋》，更主要是著眼於史實之上的“大義”。孔子在《春秋》中，把各路諸侯都評論了一遍，該表揚的表揚，該批評的批評，該痛罵的痛罵，表揚的少痛罵的多啊。這樣一來，孔子就在中國樹立起了一個“道統”，並把它的地位放在“政統”之上。這一點太重要了。

“道統”是什麼？就是自黃帝以來推崇的中國文化精神正宗的傳承。在孔子之前，“道統”跟“政統”是合一的。自黃帝開始，天下最高精神典範，就是天子。這個傳統到夏啟之後，開始模糊。夏商周三朝，有的天子好有的天子孬，好天子如周文王周武王，自不必說；壞天子如桀紂，那怎麼辦呢？理論上還是天下精神典範。要批評天子，是沒有依據的。所以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攔馬而諫，說臣不可伐君，武王也很無奈，因為他的行為在當時的確是不太佔理的。伯夷叔齊自然是君子，這個天下皆知，所以他們不是從利害的角度來勸說武王的，而是從“大道”的角度來死諫的，武王伐紂，以臣伐君，憑什麼道理這麼做呢？這是迴避不開的一個難題。

到了春秋時代，物慾橫流，所謂春秋無義戰，都打著道義的名號，撈自己的利益好處，哪裡有天下精神道德典範的天子、國君？在這種情況下，若還不說清楚這個問題，天下的道義都將被虛偽的名號淹沒了。孔子奮起“道義”大旗，以“大道”的標準，評判各國國君、大夫、人物，從此中國就明確有了一個“道統”，這個“道統”更在“政統”之上。從此中國的儒士就在皇帝、權貴、富豪、軍閥，在所有世俗勢力的面前，挺直了腰桿，昂起了頭顱，他們不再以世俗勢力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因為他們有自己的精神典範，有高高在上的“道統”，有他們自己的“王”，那就是“素王”孔子。

我們都看到了臣民向皇帝磕頭，山呼萬歲，以為中國就是皇帝專制，臣民都是奴才，錯了，那是表面現象。您沒有看到那些強項令，那些死諫的大臣，那些罵皇帝的文人，那些寧死不屈的志士。要是沒有那些人，中國的歷史會成什麼樣？那些人就是魯迅所說的“中國的脊樑”。是什麼力量支撐著那些人？他們憑什麼堅信自己是對的？因為“道統”！因為孔子已經在春秋時期就賦予了全體儒士這個權杖，他們是求道傳道行道的人，他們按照“大道”的標準經營天下，監督和控制“政統”，他們要為天下人負責，所以張載說“為天下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儒士的使命。

古人曾說，天不生孔子，如萬古長夜。這話現在可以理解了。就是這個意思。沒有“道統”的中國，是黑暗的中國。孔子的出現，猶如一盞明燈，照亮中國，照亮歷史，照亮未來。從此中國才是文明的中國、美麗的中國、人性的中國，才是我們可愛的祖國。

黃帝所創始、孔子所確立的“道統”，也就是中國文化精神的基本理念，其具體內容是什麼呢？

我想還是這四個字：以人為本，或者叫人本，或者叫民本，上古“人”“民”是相通的。

以人為本，就意味著不是以“人”以外的任何東西為本。一個一個地說。

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性為本，不以動物性為本，儒家特別強調人和動物的區別。人和動物到底區別在哪裡呢？西方人說思維、概念、對象性、使用工具等等，儒家不說這些，儒家談為誰工作為誰付出為誰活著。比如“孝”是儒家教育的起點，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所有動物都做不到的。動物只有養育後代的本能，沒有反哺父母的行為。動物的舐犢情深，比之人類並不遜色。我們看探索頻道那些動物節目就常能看到，動物的愛子護子的行為，有時真是催人淚下。但是，從沒有反哺父母的。幼仔長大，就自然離開父母獨立生活，甚至跟父母競爭。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人和動物不同。人必須時刻牢記自己是人，不是動物。

世界上的民間故事都是相通的，民族學把這些故事分為很多類。其中有一個故事也是很多民族都有的。說的是以前，有個民族的習慣，是年老的人就要被殺掉或者遺棄。有一個年輕人，他不願意遺棄自己的父母，就偷偷把父母藏了起來。後來民族遇到了困難，國王下令誰要是能解決這個困難，就給他什麼獎賞。年輕人回去詢問父母，父母告訴了他應該怎麼辦，於是他解決了困難。國王要獎賞他，他不要，說那都是我父母的功勞，就給國王講了自己的故事。國王終於明白了，老人是有用的，他們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於是下令，從此不再遺棄老人。這個故事很多民族都有，說明我們人類經歷過那麼一個轉折，就是從遺棄沒有用的人，到不能拋棄任何一個人。而這，是從孝敬自己的父母開始的。就是在那一天，我們可以稱為“人類”了。

為什麼我們稱為“人類”？

你看所有的動物物種都不稱“類”。有“魚類”“鳥類”，那是總稱，可沒有“黃花魚類”“雷鳥類”這樣的稱呼。可是人作為一個物種（不是綱目屬），卻稱為“類”，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是唯一以“類”的形式生活的動物。這話是馬克思說的。請看他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人類”從來不是以個體的力量在對付大自然，總是以“類”的力量在生活。一個動物，它為其他動物勞動付出的情況有哪些？一般就是三種：生育後代、為種群做點貢獻（比如牛群遇到獅子會圍成圈把小牛圍在中間），還有就是共生現象。人呢？斯蒂格里茨在他的《經濟學》中舉了福特汽車的例子。他說生產一輛福特汽車，需要16個國家的企業參與，比如日本提供輪胎，英國負責廣告，等等。好了，我們再想想，日本生產輪胎，又有多少國家的工人參與？這些人要吃飯吧，要穿衣吧，這些東西的生產又有多少人參與？這些人會生產，是誰教的呢？又是誰教會他們讀書寫字學習？是誰提供的知識，是誰提供的環境？如此追溯下去，一輛福特汽車裡到底包含了多少個國家的多少人的勞動？可能全人類都牽扯進去了，甚至連祖先都牽扯進去了。這就是人類的勞動情況，它是一張巨大的細密的網，實際上誰也不知道自己的勞動最終去了哪裡，誰也不知道自己買來的東西上凝結著多少人的心血。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被這張網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不僅僅是一張經濟的網，它更是一張文明和文化的網。所以我們叫做“人類”。所以每一個人都同等重要，不管他社會價值如何，有沒有勞動能力，甚至是一個植物人，只要他是人，他就享有平等的權利，我們不能拋棄任何一個人。因為只要拋棄任何一個人，這個網就被撕開一個口子，我們就要討論誰該被拋棄的問題，誰的價值大誰的價值小的問題，價值大的人有一天也會價值小，那就不再是人間，而是人間地獄了。

這樣就引出了儒家的一個重要思想：同生共榮。什麼是“同生共榮”？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團體，一起生活，同甘共苦。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我沒有吃的，也不會去搶你的。與之相反的觀念叫優勝劣汰、弱肉強食。

有個紀錄片《東非動物大遷徙》，我不知道編導當初是為什麼要做這個節目，觀眾又都是懷著什麼心理在看這個節目。我看過一次，恰好在播角馬過河。場面非常壯觀，河裡角馬和鱷魚正在殊死搏鬥。就聽前方記者在現場解說道：“角馬為什麼要過河？據說是為了種群的優勝劣汰。”這麼說是可以的。但後面又說：“我們每個人的人生中，也都會面臨過河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要想好，怎樣渡過我們人生中的河！”這就太令我震驚了。我們人類怎能與角馬相比？這個記者到底想表達什麼？難道我們過不去人生中的河就該被社會拋棄嗎？這也是我們人類的優勝劣汰？我們人類，當一個個體過不去河的時候，自有別人來幫他，全社會都要來幫他，這才叫人類社會！你看角馬過河，誰幫過誰？怎麼能這麼說話呢？

那位記者如此說話，反映出了我們現在社會上的一種流行觀念，就是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美其名曰“競爭”。你看西方經濟學的書，翻看第一頁，就講“資源短缺”和“資源配置”，然後就講競爭和如何應對競爭。培養孩子的競爭意識，已經成為教育的口號之一。這些思想，在我們古代，在孔子看來，都叫“蠻夷”。

孔子特別強調“華夷之辨”，就是華夏人和蠻夷人的區別。什麼是華夏人？就是相信“以人為本”“和諧共生”的人們。凡相信這個中國文化精神的人，就是華夏人，不管他是什麼血統，什麼膚色，什麼語言，什麼習俗，無所謂，因為這裡說的理念超越民族！什麼是蠻夷？就是相信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人，哪怕他是正宗華夏人後裔！這是人和動物的區別啊，蠻夷是還沒有完全進化到“人”的所謂人種動物。正因為我們中國有這樣一種理念、精神，所以越來越多的各種民族都聚集過來，他們都願意做中國人，中國人就越來越多。儘管有的是一時強大的民族，甚至打敗中國人的民族，也還是覺得這種“人”的理念好過自己的弱肉強食理念，最終還是做了中國人。中國古代文明之偉大，在於它真的是“文明”。中國古代文明之屹立於世界之上，就像燈塔一樣照亮東方。

這種和諧共存的觀念，必然要越出人類的範疇，而遠達萬物。所以“鳴鳳在竹，白駒食場，化被草木，賴及萬方。”在這種觀念下，是不可能有什麼環境問題的，也不會有今天的食品安全問題。剛聽的廣播，說奶粉又出事了，然後有專家出來說：食品安全問題，靠企業家的良心是不可能的，必須要靠完善的法律！我想說，靠法律是不行的，最終還是要靠企業家的良心。他沒有與萬物和諧共生的意識，早晚要出事的。有法律就鑽法律的空子，永遠沒完。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就是說的這個情況。這就需要傳統文化的薰染，所以要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才能有恥且格。這種觀念叫“萬物一體”。

因為中國人的“萬物一體”觀，所以中國人尤其是儒士，他會覺得什麼都是跟他的生命相關的。所以古代文人有見花落淚、對月傷心之說。不是說文人酸，瞎浪漫，那是一種真實的生命體驗。看到一片葉子飄落，就像看到自己的生命的凋零。所以漢詩以景言情，“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那種見物心動的感覺，現在很難有了。現在看到落葉，就想到誰來掃地。你就算掌握了詩詞格律，也永遠作不出符合古代“詩”的精神的詩來。現在大批都是這種符合格律的偽詩。“萬物一體”的世界觀，是中國文化精神最基本的觀念之一。

天賦人權、平等民主的口號，在西方是18世紀才明確提出來的，在中國，是早在黃帝時期就提出來了，到孔子就確立了。只是我們的思想和西方有所不同。西方認為平等就是一樣，我們不這麼認為。孔子所說的平等，是差異式平等，意思就是說：適當的差異即平等。男人做男人，女人做女人，這就是平等。君做君臣做臣，這就是平等。若男人女人做一樣的，那反而是不平等，是歧視了。西安交通大學前不久建了一批女廁所，是站式的，說是為了男女平等，這就是個極端的例子。現在我們學校的教育，沒有性別教育，男女都一樣的課程，這是平等嗎？還是歧視？君和臣一樣，這是平等嗎？父和子一樣，這是平等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該怎樣就怎樣，這就是平等。因為，貫穿其中的，不是權力，不是利益，而是大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要是不以禮對臣，臣也可以不以忠事君。所以孟子說武王伐紂：“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道統高高在上，從此解開了伯夷叔齊的難題。《三字經》說：“三綱者，君臣義，父子親，夫婦順。”這才是平等，差異式平等。近些年西方學者也慢慢懂得了這個道理，如薩義德就在提倡這樣的觀點。如此您可以想一想，民主選舉，一人一票，真的平等嗎？

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儒家強調人和動物的區別，認為人天生就是人，人天生就有良心。當然，脫離了人類社會培養出來的“狼孩”是不行的，這裡說的是一般的情況，只要是在人類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人，就是有良心的，他實際上是知道善惡的，只是有時被矇蔽，有時自我欺騙。教育就是一個“成人”的事業，把一個孩子教育成一個“人”的過程。所以開發一個人的良心是最根本的事情，即陽明先生所謂“致良知”。

以人為本，就是不以物為本，不以利益為本。所以儒家主張“重義輕利”。孔孟於此言論多矣！《孟子》開篇最為精彩，“王！何必曰利？”“必、曰”兩個入聲字，“利”去聲字，好有力量，一口頂回去。這些都不說了。中國古代重農輕商，一度受到批判，現在想想，是不是有道理？現在企業家遍地，大家都仰視，到處傳授成功經驗，年輕人爭相膜拜學習。那請問屈原算成功嗎？岳飛算成功嗎？杜甫算成功嗎？難道我們大家學秦檜？

全社會公開談利，研究怎樣賺錢，更要命的是以此為標榜，以此為光榮，以此為理想，官員以GDP為升遷的第一指標，企業家是最榮耀的英雄，教育產業化，上課成了為了賺錢，藝術學校招生排長龍，為了一夜成名，如此下去，中國要亡了。日本人沒有亡了中國，我們自己亡了。沒有了中國精神的中國，沒有了道統的中國，不能再叫中國了，只能叫蠻夷。

以人為本，就是不以“神”為本。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從來不說不能證明的事情。中國人不信神，信祖先。在這些文化現象的背後，是中國傳統的世界觀。

世界上大多數民族都是以神為本的，就是在人的上面還有一個更崇高的“神”。神又分兩種，一種是喜怒無常的神，一種是穩定的神。信喜怒無常的神，說明這個民族充滿恐懼，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原始巫術往往就是這樣。那些人們靠巫師給自己安全感。這當然也是人類進步史上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但畢竟是低級文明，人們對神充滿了敬畏感。信穩定的神，基本上就是宗教了，人們對神除了敬畏感，更多了一種親切感，一種傾慕感。

西方文明基本上是這樣一種宗教文明。神既然是穩定的，世界就是穩定的，所以西方人相信世界有統一的規律。可是我問一句：世界真的有統一的規律嗎？科學就是研究世界統一的規律，世界有統一的規律是科學研究的假設前提。即使發現了違背規律的事情，科學家們所做的也是繼續細化、複雜化規律，以使它能把各種情況都裝進去。所以科學就越來越細碎了，不斷地分科、分化、分類、分析、分分分。所以霍金獲得了羅馬教皇的嘉獎，因為他證明了上帝的存在。宇宙大爆炸學說，說整個宇宙都來自一次爆炸，那麼爆炸之前呢？沒有之前。時間是從爆炸那一刻開始的。這就像《聖經》說，世界開始於“上帝說要有光”，在上帝說這句話之前呢？沒有“之前”。牛頓、愛因斯坦，這些最大的科學家，晚年都研究神學。因為他們想弄清世界的終極規律。科學沒有離開基督教的世界觀框架。

中國人認為，沒有神，只有“道”。“道”不是一個統一的規律，而是不斷變化的一個系統，所以講“道”的那本書叫《易》。你看《論語》中，很多人問孔子什麼是“孝”。孔子對每個人的回答都不一樣。他為什麼不能針對“孝”下一個定義呢？不能下。下定義也是針對你的。別人問還是不一樣。孔子就是知道針對不同的人要怎麼說不同的“孝”的人，所以他才是真正知道什麼是“孝”的人。如果他對誰都說的一樣，那他就是科學家、哲學家，不是得“道”的“聖人”了。

以人為本，意味著不能有任何“神”超越在人之上。人的需求是第一位的。沒有了高高在上的神，中國歷史上避免了多少矇昧、野蠻、盲目和邪惡？看看西方歷史吧。為什麼反倒說中國矇昧，而需要那相信神的人們來給我們啟蒙呢？

中國民間也有所謂的“神”，還不少，但是仔細想想，沒有哪個神是神聖的。中國人對待所有的神的態度，就是利用。有用了就用，沒用了就扔，所以魯迅曾說中國人是不斷地造神，又不斷地忘神。這種實用主義精神，是中國人最根本的精神，中國人大概是世界上最講實用的民族。不管什麼，都是實用第一。道路沒有直角的，紅燈沒有不能過的。傳統文化沒用了，立刻就扔，不管他幾千年什麼從來怎樣。有用了，馬上就撿回來。這些被稱為“民族劣根性”的表現，其背後是中國人的實用主義精神。因為中國人不信神，只信人。人是第一位的，在人之上，沒有更神聖的東西。

“民族劣根性”不是以人為本理念的真正體現，它只是以人為本理念的錯誤表現。因為以人為本，是以人類為本，不是以個人為本，是以義為本，不是以利為本。孔子所提出的“道統”，正是與“民族劣根性”做堅決鬥爭的崇高理念。這個前面已經說過了。所以，我們也要看到“民族劣根性”畢竟是中國人的劣根性，後面有中國人的世界觀。要改造它，要從以人為本理念的正本清源、撥亂反正進行，不要徹底打倒以人為本理念，那樣恐怕更是倒退吧。

一百年來，我們引進西方文化，樹立了一個又一個的高尚理念，結果，換來的是社會道德的大滑坡。因為西方這些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權、公平、法制、個性等理念的背後，是西方人的以神為本的世界觀，就是這個世界觀，是中國人很難接受的。所以西方的東西一來中國就變了味兒。

中國人不崇拜神，只崇拜人。什麼樣的人呢？首先是聖賢、君子。其次，是人，就是不是畜生的人。既然中國人都是以這樣的理想聚集在一起的一群人，所以中國人就崇拜祖先。祖先就是聖賢、君子和人的組合。祖先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祖先的文化，就是人的文化。崇拜祖先，其實還是推重以人為本的精神。

西方的歷史，都被描述成一個個的事件，歷史學的任務，就是總結歷史規律。因為他們相信世界有統一的規律，科學的任務就是尋找規律。中國的歷史，尤其是正史，都被描述成一個個的人，歷史學的任務，是評價一個個的人，並使之精神永傳子孫。所以西方歷史是編年體，兼分析；中國歷史是紀傳體，兼傳道。

西方歷史記載的人，一定是對所謂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有重大影響的人，中國歷史記載的人，一定是在做人方面有重大表現的人，大都是君子，也有奸臣，但有沒有對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有影響，倒不在考慮之列。所以有些宰相無傳，而很多隱士有很長的傳。這就是中國正史，不是西方的黑斯垂（histroy）。

以人為本，還意味著不以力為本，不管是暴力還是權力，都不能凌駕於人之上。儒士反抗暴力的事情，在歷史上太多了。儒士不會讚美一個以力服人的人。這個不多說了。權力也永遠不能高於道義。儒士面對權力，一定是以道義為標準去衡量的，該擁護的擁護，該反對的反對。

既然權力不是第一位的，法律也就不是第一位的。中國所謂“法”和西方的法律，其作用和表現有所不同。《禮記》中孔子說過：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大同時代不講禮義，小康時代講禮義，刑仁講讓，也不是一個法律至上的時代。《論語》：

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以法律為至上，是法家的思想。如果說大同時代是黃金時代，小康時代就是白銀時代，法律時代就是青銅時代，那麼有法律都不遵守、不能約束的時代，就是黑鐵時代、野蠻時代了。像古希臘神話所說的一樣，看來中國也有四種時代啊。

韓非子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在法家看來，儒士和俠士一樣都是違法亂紀分子。《史記》中有專門的俠客列傳，就是因為他們敢於反抗暴力、權力和法律。與此相應，孔子主張復仇，《禮記》：

父之仇，弗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遊之仇，不同國。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幹，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鬥。”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鬥。”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這裡有儒家的倫理親疏觀，但是，無疑親情被擺在了第一位。結合《春秋公羊傳》伍子胥替父報仇一段下的議論可以更完整地理解孔子的復仇思想：

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仇，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推刃之道也。復仇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

這段話應該是出自孔子之意，或者說，是孔子傳給子夏，代代傳下來的。我們現在對於中國文化的口傳心授（即前文所說“文”與“獻”的關係）還是重視得不夠，經常以為文字是決定性的，而對口傳的真實性抱有巨大的懷疑。我採錄吟誦的感覺，包括對漢字漢音漢歌的學習之後的感覺，都是：口傳的文化是傳承為主，變化為輔的。應該在很大程度上相信公羊傳的解釋出自孔子之意。

孔子在此比較全面地解釋了復仇問題。復仇的前提是“父不受誅”，即父親是無罪的。如果父親罪有應得，復仇就是無理的，無意義的，成了仇殺循環，冤冤相報何時了。復仇只針對兇手一人，不可波及旁人，包括兇手的親人後代。這些觀點和父仇不共戴天的觀點是一致的，都是把“道義”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而不是法律，也不是父子血緣關係。所以，又有“大義滅親”之說，見於《春秋左氏傳》，衛國石碏因子石厚從逆弒君而殺之：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籲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這裡的“君子”不是孔子，應是左氏，但其意也應是來自孔子之學。

所以說，“復仇”這個觀念的重點，並不在於突破法律，而在於“道義”至上。

與此相應，《孝經》說父子、君臣關係：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孝敬父母、忠心君主，並不是做聽話奴才，而是要以“道義”為至高原則，逢不義則力爭、死諫，對那樣不義的命令，是絕不能服從的。對於倒行逆施的當政者，甚至要討賊伐殘，對於惡貫滿盈的親人，甚至要大義滅親。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孔子之意的一些曲折隱微之處。大義滅親，是父殺子，不是子殺父。孔子只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未說相反情況。《禮記》：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複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在這裡，並不主張逆父、弒君。這是因為，以人為本，不以動物為本，是從以人類為本開始的，從人際關係開始，從最基本的人際關係就是血緣關係開始的，所以儒家以“孝”為根本。但如果人類利益和親情發生衝突怎麼辦？儒家主張不宣揚斷絕親情。若是公開宣揚大義為至高無上，把親情放在第二位，則大義就沒有了根，以人為本就不知道是落在哪裡了。但親情也的確不是最高道義，這一點也不能忘記。《論語》：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既為“隱”，就是在父子親情之上有一個“道義”在。但為什麼還要“隱”呢？就是因為法律不是第一位的，“道義”是第一位的。“道義”要落在親情上，所以“隱”才是合乎“道義”的。“隱”的背後是“諫”，是“爭”。

孔子的這段話一直為一些現代學者所詬病，因為現在我們是引進西方社會機制，以法治國了。孔子顯然不太把法律放在眼裡。復仇問題也是這樣。那麼我們想一想，歷史上有沒有葉公之說佔了上風，到處都是“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的時代呢？有的，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包括此前的某些運動，都伴隨著這樣的思潮和做法。那時候有個詞叫“劃清界限”。凡有人被定性，他的親人、朋友、老師、學生，就會被要求與他“劃清界限”。要麼貼張大字報批判他，要麼自己也被定性。中國的親情關係遭受了空前的破壞。無數的生命悲劇，不說了。在這就說說兩首詩吧。

“朦朧詩”派起於“文革”後期。其代表詩人：北島、舒婷。北島有詩《雨夜》，前面是寫定情的，“你說，不/口氣如此堅決/可微笑卻洩露了內心的秘密”，在兩人定情以後，按照慣例是發誓，北島是如何發誓的呢？

即使明天早上

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

讓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筆

我也決不會交出這個夜晚

我決不會交出你

讓牆壁堵住我的嘴唇吧

讓鐵條分割我的天空吧

只要心在跳動，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將印在紅色的月亮上

每夜升起在我的小窗前

喚醒記憶

舒婷有詩《？。！》，寫的也是定情：“那麼，這是真的/你再不會變卦/即使我柔軟的雙手已經破裂/腮上消褪了青春的紅霞……”，而最後的發誓也是這樣：

現在，讓他們

向我射擊吧

我將從容的走過開闊地

走向你，走向你

風揚起紛飛的長髮

我是你驟雨中的百合花

在“文革”中的人，是這樣為愛情發誓的？不是“愛你到永遠”、“海枯石爛不變心”、“永遠讓你幸福快樂”之類的，而是：就算你成了“反革命”，我也願意跟著你！就算我因此要去坐牢去死，我也永遠不背叛你！

想一想，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們，你敢發這樣的誓嗎？

想一想，那是個什麼樣的時代？人間地獄。道義是第一位的，但是道義是落在人情上的。不可以以道義去普遍地破壞人情，那一定就不是道義了。所以《孝經》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連西方的法律對親人作證也很寬容，何況以人倫為本的中國呢？

所以，違揹人倫的事不可提倡。那麼，當親情真的與大義發生嚴重的衝突的時候呢？是父子相隱，還是大義滅親？這個，良心知道。良心是什麼？就是對“道義”的感知。真到那時候，心知道怎樣做是對的。只要行大道，怎麼做都是對的，不行大道，怎麼做都是錯的。

孔子主張復仇，在法律不完善的時代裡，等於是給了普通人一柄權杖，可以替天行道。在今天法律日趨完善的時代，復仇本身也許不應提倡，但是，孔子傳給我們的主要是這樣一種精神，以人為本，要永遠記住，在法律之上，還有一個“道統”在。不然，法律本身都失去了依據。

以人為本，還意味著以活人為本，以現世現實的生活為本，以後代為重。所有虛無縹緲不能證明的東西，都“敬而遠之”，就是不反對，但絕不置於活人現世之上。人類歷史上神鬼之說造成的災難也太多了。中國人的傳統是比較現實的，這種災難在中國就要少一些。

以人為本，還意味著以每個人為本，每個人都是很重要的，承認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在教育上的體現，就是個別教學的教育模式。以人為本，還意味著不以教材為本，不以知識為本，不以能力為本，而是以人為本，以培養人為最終目標，所以中國古代教育是成“人”教育，而成“人”教育是以人生態度為第一要務的。

孔子畢其一生，用盡精力，就是明確樹立起了這樣一個“以人為本”的華夏文化精神，並明確標榜中國人應該以此為正統，這就是“道統”。《春秋》開篇：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大一統”，就是強調“道統”的意思。《春秋》以周文王為“統”，因為周文王或者說西周文明是“以人為本”的“道統”的標誌。孔子描述歷史，是在這樣一種“道統”的觀照下進行的，這就是我所謂的“中國正史觀”。

這樣的一種歷史觀，不僅僅是一種歷史學的學術觀，它更是中國人創造歷史的基本標準和動力。由於有“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中國歷史便呈現出了與其他民族史有所不同的特色。

現在中國人自稱“炎黃子孫”，其實真正與“炎黃”有血緣關係的並不多。黃帝部落當初也就是數萬人的規模，現在我們卻有13億人，即使在古代也一般保持著幾千萬到兩億左右的人口——難道是中國人特別能生？當然不是的。是民族大融合。

我們現在的主體叫做“漢族”，古稱“漢人”，這個說法出自漢朝。漢武帝的時候，在漢朝的版圖之內，有多少人是“華夏人”呢？也就是周武王分封諸侯時的周人的後裔呢？不足十分之一。

東海有東夷，後來併入了齊國。商人也是東夷的西遷，後來成了鄭國人和宋國人。

東北有東胡，是個大族，後來大部分西遷了。留下來的，叫做鮮卑，其南部的烏桓，三國時被曹操收編了。鮮卑主體數百萬人，後來是在北朝南下漢化的。留在東北的餘部號為契丹。契丹的北邊是女真，契丹和女真在元朝都視同漢人，沒什麼大區別了。女真最後的一批人，就是滿族，現在也已經實質漢化。再東的高句麗人、渤海人，至唐朝也已大部融入華夏，只餘朝鮮半島。

正北部，是匈奴，又分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自願併入了漢朝。北匈奴被漢朝打敗，一部分進入了漢朝，一部分西遷，成了匈牙利人。匈奴的北邊是丁零，匈奴走後，丁零南下，是為突厥，又分東西突厥，後來被唐朝打敗，一部分進入了唐朝，一部分西遷，一部分為回紇，後改稱回鶻，西遷而為今天的維吾爾人。回鶻走後，大漠空虛，留下的各族混而成為蒙兀，即蒙古族，後在清朝成為蒙古八旗，也徹底成為了中國人。

西部有西戎，後來大都併入了秦國。西北有西域各族，稍南為吐蕃，從漢到唐，斷續為中原王朝的藩屬國，到明清終於明確成為中國人。

西南有巴人、蜀人、黔人、滇人，在秦漢即已內附。南部有百粵、百濮眾部族，自秦至唐，已完全漢化。東南部有甌人數百萬，即現在的溫州一帶的人，在漢朝全部內附。

中部，有最大的南蠻眾部族。楚國國君血統也不是華夏，西周初年諸侯朝覲的時候，楚國國君不得與宴享，只能在廚下與諸人一起。所以後來楚國自稱“我非華夏”。但是到了戰國時期，楚國後來居上，不僅地域幾半中國，文化也豔冠天下，中原諸國都已經接受楚國是華夏，而共同目秦國是蠻夷之國。雖然秦國王室血統是華夏，但是他們崇尚暴力，弱肉強食，所以是虎狼之國，已非華夏。楚國亡時，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說法，這是楚國人對自己文化的高度自信，這種自信也體現在屈原投江中。楚國雖然戰敗亡國，但是屈原堅信楚國才是天堂，秦國只是野蠻。屈原的想法代表了全體楚國人的想法，所以大家才敬佩他、紀念他。這不僅僅是所謂的愛國精神，而是一種文化的自信和堅守。後來的劉邦、項羽，都是楚國人，他們的國號都是楚，漢朝本來應該叫楚朝的。楚國連同其國內的絕大多數南蠻至此也融入了華夏。

吳人也不是華夏人，只有吳太祖是。吳太祖逃位到吳地後，以華夏文化教化當地居民，被奉為首領。越人斷髮紋身，更不是華夏人。吳越到戰國時期，就已經融入華夏了。

在華夏的本土腹地，也不是隻有華夏人。從黃帝時期到春秋時期，中國的版圖都是漁網狀的，中間有很多其他民族聚居、雜居和散居。在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等地，最常見的是羌人，如白馬羌、樓煩羌等，到戰國時期才融入華夏。

所以說，漢族的人口，九成以上不是華夏後裔。漢族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群有著共同的理想和信仰的人。中國人更是如此。歷史上，中國人有不同的稱呼，而從不以血緣、膚色、語言、地理、習俗為依據，從來都是以信仰為依據。最早信仰“以人為本”的道統的人們，稱為“夏”，即“大”、“雅”之意，“華”即“花”，是形容我們的文化之美侖美奐。至周朝，稱為“周人”。至秦朝，稱為“秦人”（見朝鮮《三國史記》所記載中國人飄洋過海去朝鮮被稱為“秦人”）。至漢朝，稱為“漢人”。至唐朝，稱為“唐人”。今天，稱為“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民族雖然有很多民族，但是這些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的信仰，這個信仰在世界上是獨特的，這是最首要的。

這些融入華夏的民族和人群，絕大多數都是自願的而非強迫。很難想象靠強迫可以讓那麼多人融進來，持續不斷地融進來，持續三千年而沒有分裂和叛離。史實如此，無可辯駁。中國人是一直往裡聚集的，而幾乎沒有向外分裂過。這不是說國土的得與失，說的是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人群是否又重新變成了蠻夷。這種情況作為個別現象肯定是有的，作為大規模的集體分裂卻沒有過。即使漂流海外，中國人也是聚居在一起，教化當地蠻夷。他們永遠是中國人。在歷史上，中國人真正分裂出去的只有一次，就是1920年代外蒙古的獨立。外蒙古的獨立雖然有這樣那樣的政治軍事原因，但是民族自信的首次喪失，華夏精神的光芒黯然，恐怕是根本原因吧。我們第一次看到有一群人不願意做中國人。

不，其實還有第二次，就是現在。有那麼多人要出國，要拿綠卡。他們見面的時候，談論的是如何融入當地人，並且以變成了當地人為榮。我想根本原因，還是他們不瞭解自己民族的偉大文化。

為什麼歷史上那麼多人要做中國人？他們中有的甚至放棄了他們的語言、習俗和信仰？因為，中國的文化精神是人性的精神，是讓人做人，不是做動物。那些融進來的人們，他們有的比中國人富裕，有的比中國人強悍，有的甚至打敗了中國人，成了中國人的主人，可還是自願放棄了他們的文化，願意做中國人。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想，這是為什麼？

現在流行隱瞞年齡。尤其是女性，說不要問她年齡，問了不禮貌。要真問她，她也必躲躲閃閃、假作羞澀。不僅女人，男人也一樣。見面都要夸人年輕，不可往大了說。明明這人看著四十多歲，非得說“你不到三十吧？”這才顯得尊重，對方也必心花怒放。好奇怪的風俗！好荒唐的文化！我們忘了我們中國人一向是尊老愛幼的，老人才是得到全社會最多尊重的人群。我們中國人一向自稱“老子”，罵人才是“孫子”！尊稱人一定是“大哥”、“大姐”，不會是“小老弟”。為什麼？

因為見人往年輕了說，這是西方的傳統，怕老，因為在西方弱肉強食的文化精神中，年老意味著被拋棄。在中國，恰恰相反，越老越有資格，越老越有福。所以以前的人不害怕被問年齡，願意說自己老，連名號都是這樣，願意自稱老翁、老夫。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還是外國？每當有人對我說“你好年輕啊”的時候，我心裡都不是個滋味，好像我老了就完蛋了。現在這都快成全民族的焦慮了，為什麼要這樣呢？——我寧願被人說老，那樣我才感到溫暖。

有人羨慕在外國老人不願意被讓座，因為他不想輸給年輕人。有人看見日本孩子在冰天雪地裡鍛鍊，說中國的父母太溺愛。有人說中國人不孝，父母年老退休了，還讓他們幫帶孩子。有人說中國人不講法治，就講人情，靠熟人辦事。有人說中國人親戚朋友一大堆真煩。——我真想對那人說：你太身在福中不知福了。這才是中國人之間的人的感情，是中國人的幸福。有人說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隨地吐痰，還有加塞插隊，是，這當然是毛病，一定要改，可是您明白嗎，在這些毛病的背後，是中國人的安全感。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有安全感的人群！因為我們有七大姑八大姨，有兩肋插刀的朋友，有同生共榮的同胞！中國人生活在宗族中，是大家族制，而大家族是要保護每位成員的安全和利益的。在批判大家族的時候是不是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我最近重新看了巴金的《家》，以往說是對封建大家族的批判，我看不是那麼簡單吧。中國的大家族制，曾經是世界上最溫暖的地方。西方人講究契約，講究法律，講究豪豬取暖式的距離，講究AA制的公平，其實在這背後是獨立的個體，或者說是孤獨，是缺乏安全感的靈魂。

就是這樣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人性、尊重每個人的中國文化精神，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高雅而智慧的中國人，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明。

但是，中國文化精神也不是每時每刻都在中華大地上光輝燦爛的。有道顯的時候，有道隱的時候。當大道既隱，外夷入侵，或亂臣賊子禍國殃民的時候，可以看到中國人忍辱負重，是如何團結起來一步一步走出絕境的。在那樣的時代，總有那樣一些中國的脊樑，作為民族的中流砥柱，捨生取義，力挽狂瀾。那些人就是儒士。朱老師曾經想寫一部儒士殉道史，但後來沒寫下去，他說，因為太慘烈了，他下不了筆。儒士就是這樣帶領著中國人，走過風風雨雨，期間與各種惡勢力、俗實力、愚昧和野蠻做著不懈的鬥爭。有時他們暫時控制了大局，有時他們被壓抑、被屠殺，但這條線從未斷絕，也就是因為有這樣一條線，中國文明才能傲然立於世界。“以人為本”的中國文化精神的浮浮沉沉，才是中國正史。

這樣的中國正史，在錢穆先生那裡表述得最清楚。我覺得《國史大綱》應該是所有大學生的必修課。現在學生們看到的中國歷史，充斥著腐朽、落後、愚昧、陰謀、自私和骯髒，所以五千年來第一次，孩子們不願意做中國人。邁不過歷史這道坎兒，中國是不可能復興的。

臺灣民謠名家葉佳修先生有一首歌，我一直記得：

一把黃土塑成千萬個你我

靜脈是長城動脈是黃河

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脈搏

提醒你提醒我

我們擁有個名字叫中國

再大的風雨我們都見過

再苦的逆境我們同熬過

就是民族的氣節就是泱泱的氣節

從來沒變過

手牽手什麼也別說哪怕沉默都是歌

因為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

以前四海之內的人都想做中國人，是因為中國是黃金天堂嗎？不是，在這塊土地上，也有貧窮，也有戰亂，也有瘟疫，也有災荒，但是，在這塊土地上人可以活得更像人，所以大家願意過來生活，一起為這樣的理想辛勤勞作。這樣的理想和精神，就是“泱泱的氣節”，才是中國人最寶貴的財富。

下面來說說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方面。

先說人口。中國自漢朝以後，在正常情況下，都保持著五千萬到兩億之間的人口。這個數量大致一直是古代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樣子。但是中國的國土現在僅為世界陸地面積的十五分之一，在古代則常更低。中國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中國擁有古代世界最肥沃的一塊平原。我常鼓勵學生看看世界地形圖，就可以發現那一小塊低窪的綠色——從京津到江浙，是多麼的珍貴！因為那是古代文明世界中溫帶地區最大最平最肥沃的一片平原。這是“我們的田野”，是中國文明的土壤，可惜現在有很多已經變成了水泥，剩下的浸泡在農藥和化肥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康復。中國也有大片的山區、高原和沙漠。我們既要看到這片平原是古代中國優越的天然條件，也要意識到中國的富饒不僅僅靠一小片平原，更重要的是靠中國文化精神所孕育出的中華文明。

古代中國人的平均壽命大約是三十多歲。這個數字聽起來非常可怕。其實這樣的統計數字很大程度是基於墓葬，而古代新生兒的成活率很低。大致說來，古代人類新生兒能夠長到十五歲成人的常不足一半（想想古代沒有避孕措施，也很少流產，而每對夫婦平均將生育十胎左右，但人口數字並沒有很大的波動）。但長到成人，如果沒有戰爭、瘟疫和災荒，活到老年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古代人的出生就是一場賭博，難產的情況也很難處理，所以現在我們還把生日叫做母難日。新生兒缺乏母乳、感染疾病和發生意外的情況也很多。現代西方醫學主要是解決了出生、幼兒疾病和傳染病等幾個問題，所以人類的人均壽命就翻倍了。當然其他問題的解決也更加延長了人均壽命。有人統計過歷代中國成人的人均壽命，大致在六十五歲到七十歲之間波動。漢朝更高達八十歲。這些數據也許越早期的越不完整，但是杜甫說“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基本靠譜的，中國古人成人的平均壽命大概在近七十歲。現在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七十三歲。所以說，現代西方醫學在生育和治療疾病方面的確功勳卓著，但在養生和長壽方面還沒有很好的功效。

古代中國人的這個平均壽命在世界上屬於比較長的。在中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因瘟疫而人口銳減的情況，在歐洲則多次發生過。古代的中醫比古代的西醫更有效一些，所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養活了這麼多人。

養活這麼多人，一靠醫學，二靠糧食，三靠和平。再說糧食。

中國人在正常的情況下，都是可以養活自己的。我們是農業文明，很早就是田野耕作的民族。中國的糧食產量，一般都在世界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樣子，有時甚至更多。中國古代的糧食畝產量一直在緩慢增長，耕地也一直在曲折增長，人口也一直在曲折增長，幾相抵消，中國古代的年人均糧食佔有量一直在1000斤到1800斤之間波動，而溫飽水平是700斤。只有在戰亂年代，中國的年人均糧食佔有量才降到溫飽水平。現在我們的水平是800斤，據說還每年浪費1/10以上。現在是我們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靠進口糧食養活自己的時代。

1930年代，國際聯盟曾經派農業科學家考察團來到中國，他們最後提交的考察報告題目是《中國土地利用七千年》，他們的結論是：當代世界農業必須按照中國傳統農業的模式進行，才能健康發展。可惜因戰爭的原因，這份報告被擱置了。今天的西方農業科技的確發達，但是中國傳統農業的理念、方法以及對中國土地的適應性，是否仍具有重大的價值？今天我們不知聽了誰的理論，走上了高生產高消費的道路，盲目搞城市化，封死和毒死我們的田野，剜肉補瘡，慢性自殺。盲目地跟西方的風，難道至死不悟？有人說，中國需要新的啟蒙運動，我說真是需要，但這次不是西方文化的啟蒙，是每個中國人該認真瞭解自己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真相了。

古代中國的生活水平如何？看看各國的飲食就知道。韓國的名菜，是大醬湯、泡菜。日本的名菜，是生魚片、壽司。法國的黑麵包、德國的土豆、意大利的比薩、印度的手抓飯……今天在大飯店端出來當然都是金碧輝煌，但您想一想，在這些食品的背後，反映了他們古人的飲食水平到底是怎樣的？

中國的飲食冠絕天下，這點不用討論。為什麼冠絕天下倒是值得一說。有人說是中國人太好吃了，也可能吧，但是好吃要有好吃的資本。看看中國南方的普通百姓的食品：江蘇的水煎包、福建的肉燕兒、廣東的早茶、雲南的過橋米線、貴州的腸旺粉、四川的火鍋，質量怎樣？講究程度怎樣？貴族的飲食就更不用說了。為什麼南方食品的精細程度比北方高？因為古代南方生活水平高一些，華夏後裔和貴族後裔也多一些。儒家講究飲食，《論語》說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我們都記得《紅樓夢》裡王熙鳳那道茄子的做法，實際上比那複雜精細的飲食還有的是。總之，中國發達的飲食文化基於高超的農業水平。

中國不僅飲食發達。古代中國的服裝也冠絕天下，因為中國很早就有絲綢，又最早大面積推廣棉花種植。古代日本貴族聽說要跟中國開仗，第一反應就是：夏天難過了！因為沒有中國絲綢了！還有瓷器。想象沒有瓷器的古代歐洲……中國人穿布鞋的時候，歐洲人穿木鞋。中國的茶葉、木器、竹器、鐵器，也冠絕天下。中國的建築，冬暖夏涼，沒有釘子。馬可波羅遊記對中國的描述，總結起來就一句話：中國遍地是黃金！意思就是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太高了！我在歐洲看到皇宮裡表達最美妙和最高雅的生活的繪畫和雕塑，除了天神，就是中國人的形象。那就是古代中國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儘管有些頂戴花翎，但那是神仙的意思，可不是腐朽的象徵。

魯迅說，吹牛老祖宗有錢沒用，現在畢竟是窮光蛋。不，有用的，老祖宗之所以有錢，是因為有精神，那精神才是傳家之寶。找回那精神，就能找回那財富。

再說說古代中國的政治。現在一說到中國古代的政治，往往就是這麼幾句話：封建專制！皇帝集權！壓迫人民的統治階級！等級制度！……全是西方概念。果真如此嗎？所以要讀原典，不能人云亦云。

家天下這事，是自夏啟始。不是禹傳啟，而是啟傳給他的兒子。此後夏主不再有有德之稱。商湯稱有德，但此後諸王也不再有有德之稱（商人當然不是這樣說，這裡說的是後世儒家）。周文、武王稱有德，此後諸王也不再稱。家天下這事，儒家是有看法的，所以一直盛稱堯舜禹。但歷史大勢如此，而且是先於儒家而存在，已很難扭轉。中國的政治，自夏啟始，稱為天子集權，是可以的，但只能到漢武帝而止。漢武帝是一個轉折點。現在講歷史，講文化史，講專門史，都愛用朝代分期，這恐怕有偏差。看漢武帝之前的秦漢情況，和戰國沒有什麼區別嘛。漢武帝是一個分界線，原因在於他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當然，事情也不是偶然的，是中國的國情和歷史發展必然選擇了儒家，這是早晚的事情。

漢武帝本人強大，所以他不怕尊儒家，但儒家一旦上臺，情形就不同了。此後中國歷史，儒家主政的時間是最長的。期間，外夷政權和亂世，儒家的力量一般就要弱一些，但是也不是很弱，有時還很強。穩定的朝代而儒家又不主政的，只有元、清兩朝。

什麼叫主政？就是掌握政治經濟軍事大權。現在的課本上都說，是皇帝掌權，大臣們都是奴才。那是清朝。清朝以前，歷朝宰相或內閣，都對聖旨有駁回權，或不執行權。聖旨一般也是宰相集團草擬的，由皇帝走個形式蓋章，再回到宰相集團這裡。在各種小說、影視劇、課本里，好像聖旨都是皇帝下的啊，而且他想下什麼聖旨就下什麼聖旨。實際上呢？皇帝連自己的行動都不自由，不用說娶妻生子了，就連吃飯穿衣都做不得主。皇帝的一生，往往就是跟宰相集團角力鬥心的一生。幾乎任何聖旨如果不能得到宰相集團的同意，都是不可能擬得出來、發得出去、執行得了的。當然，任何聖旨，如果沒有皇帝的同意，也是發不出來的。所以明朝萬曆那幾個皇帝都幾十年不上朝，為什麼？跟大臣們鬥氣。但聖旨照舊發。古代的王朝這麼看是兩權分立。實際上兩權不均衡，一般情況下，重心都在宰相集團這邊。皇帝要和后妃外戚宦官團結起來，跟宰相集團鬥。鬥爭往往很慘烈。

儒家講忠君，但這個忠君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政統要符合道統。所以真正的儒士在皇帝面前是昂首挺胸的。儒家也很重視對皇帝的教育，因為皇帝教育好了，就省了很多麻煩。做帝師是很多儒士的夢想。而宋朝那幾位帝師，經常要求皇帝要站著聽，他們要坐著講。不是因為他們年紀大，而是因為他們的道統高於皇帝的政統。儒家也支持嫡長子繼承製。按說儒家既崇德，就該支持以德傳位。嫡長子也可能是傻瓜啊。可儒家一直支持嫡長子繼承製。為什麼呢？原因很直接：嫡長子最穩定。嫡長子是不變的（除非死了），其他的（德也好，才也好，母貴也好）永遠是可變的。儒家其實是需要皇家的穩定。皇家穩定了，儒家才好執政。執政是儒家的事，其實不是皇家的事。皇家就是個坐天下的。

那為什麼儒家支持家天下呢？為什麼不直接反對帝制呢？因為在那個時代，人民需要一個政權的象徵，那時候的人性還比較弱小，失去了這個象徵，反而會被物性埋沒，造成人心大亂，社會大亂。但是，儒家並不是真的支持家天下，孟子不是說的很清楚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要求君王要為天子父母，父母，是最操心兒女，默默付出而無怨無悔的。這個比喻道出了儒家的真心。儒家也把官員比喻為父母，是一方百姓的父母。所以儒家總把堯舜禹文武王拿出來作為皇帝的典範，就是規範皇帝，要求他全身心為天下服務。如果他做不到，儒士就有很多辦法對付他，從死諫、兵諫到惡諡。如果還不行，就誅一夫民賊了。你說，這是封建皇帝專制嗎？為什麼世界上包括漢文化圈很多國家到今天也沒有廢除君主，而中國從戊戌變法尊崇皇帝，到推翻五千年帝制，只用了十五年時間？因為中國的儒士們，他們心中本來就不是把皇帝擺在第一位的，而是把道統擺在第一位的。不然如何解釋大家這麼快就坦然接受？這一點是不是跟同樣號稱漢文化的日本不同？日本文化強調無限忠誠天皇，中國儒士只無限忠誠於道統。

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現在都說是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但請君仔細看一看呀，哪裡有西方民主的影子？我是一點也沒看出來啊，全是孔孟之道啊。舉最著名的兩段，一段原君，一段原臣，為什麼叫“原”？就是原本如此，復其孔孟當初提倡之本來面目：

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産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産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産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日：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這兩段與孔子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孝經》諫諍之說、孟子所謂君輕之論與獨夫之說，不是一脈貫通的嗎？我沒有看到超越孔孟的地方，也沒有看到西方民主的影子。

西方所謂民主，其前提是世界有統一的規律，人都是一樣的。儒家認為世界不統一，人都不一樣。所以中國的政治制度，在儒家的主張裡，和實際情況中，基本上是賢人代表制，而不是普選制，當然更不是集權制。中國的政權，一般掌握在宰相集團手中。宰相集團是全國人民的代表。它的產生，唐以前是靠舉薦制，就是直接由大家族推薦的。唐以後，有科舉制，在很大程度上衝擊了舉薦制（但不是全部），這是中國打破貴族門第（以人為本，就不是以貴族為本）的努力的巨大成果，幾乎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中國的知識和文化向下層老百姓的普及程度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家族的代表也是層層推舉的，最低到鄉里，推舉的標準至少標榜是品德。科舉制考知識和智力，但有面試仍重品德。實際上大多數科舉上來的官吏，仍然出身大族。大族不是壓迫居民的，那樣的大族長不了，大族的族訓都是忠厚傳家。大族是一方人民的依託。另外，官吏最低到鎮長，下面就是居民自治了。因此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層層選拔（推薦或者考試）賢人，最後到宰相集團的。西方民主政治要面臨真理經常掌握在少數人手中的尷尬，中國的賢人政治要警惕奸雄稱霸的危險。都是有利有弊，看適應什麼了。現在中國沒有了皇帝，只有執政集團，相當於原來的宰相集團及其下層。這是很好的事情。我們的政府說，不走西方的普選道路，這也符合目前的國情，也是中國的傳統。只是現在最初一級的人民代表，很多是老百姓不瞭解的，古代可不是這樣的。這不能算是徹底的賢人政治。賢人政治是層層推舉，每一層的推舉都是在瞭解的基礎上考慮德才的。政治體制改革，也要從認識傳統文化的真相入手。

中國通史之類的書經常說，朱元璋廢除了千年宰相制，實行了前所未有的皇帝集權制。事實是，宰相的名稱一直在變，皇帝總是用新的身邊的辦公機構去化解宰相權力，於是形成新的宰相。但新的宰相機構一旦形成，很快就又成為儒家道場，於是新一輪名不副實又開始了。明朝的宰相是大學士，而且明朝是宰相權力最大的朝代之一。真正廢除宰相的，不是明太祖朱元璋，而是清太宗皇太極。

皇太極仿照明朝設立了內閣，但明朝內閣是執政的，他的內閣是秘書處。內閣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末。清兵入關後，內閣也像明朝內閣那樣投票表決事務，但一來內閣多滿人，二來事務首先在皇帝那裡篩選了一次，無關痛癢的才被送到內閣來，換句話說，內閣更像是拍照用的。初入關時，漢族內閣成員馮銓、洪承疇曾上折痛陳其弊，也可以看作是儒家又一次在嘗試組建宰相集團，可惜這次滿人完全不理那一套，內閣到清亡也還是一個秘書處。雍正皇帝后來設立了軍機處，權力比內閣還大，但軍機處也沒有聖旨的駁回權、留中權。滿族大臣見了皇帝都自稱奴才。漢人大臣才自稱臣。這在滿人看來，是連奴才都不配做的意思。中國的政治，到了清朝，才走上了皇帝集權的道路。

我們在史書中看到，明朝的皇帝昏庸腐敗，清朝的皇帝個個英明睿智。在這些記載的背後，是中國史書傳統的墮落。眾所周知，中國史官有秉筆直書的傳統。史官往往是世家，而史官如何記載歷史，是皇帝也不能左右的。儒家起源與史官關係密切，史書的理念也始終是儒家思想。歷史上有修史不夠認真的（所以有新唐書、新五代史），但沒有故意歪曲歷史的。清朝是個例外。如前所述，清朝銷燬了中國古代的大批書籍，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美化本朝，醜化前朝。為此不惜大改史實，以致明清是離我們最近的時代，其歷史卻是最迷糊的狀態。舉個例說，袁崇煥守寧遠，對明史意義重大，但袁崇煥的傳記有多處關鍵點籠罩疑團，而說起來應該比他更重要的另一個人物袁可立卻在史書中蹤跡皆無，要不是後來發現了董其昌的一篇文章，袁可立就在歷史上消失了，而那段歷史到現在也拼湊不完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為袁可立曾策反努爾哈赤的女婿，引起家族大亂，並大敗努爾哈赤，這對於滿清皇室是很丟臉的事吧，所以歷史就被修改了。這還是我們知道我們不知道的，還有更多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的。

說說軍事吧。現在經常聽人說，中國人好傻啊（也有說愛好和平的），自己發明了火藥，卻只用來做爆竹，西方人拿了去就做火槍火炮，一下子打敗了中國人。事實是，中國人首先用火槍火炮。宋朝就有了“火槍”這個詞，莫高窟上有畫為證。岳飛們用的梨花槍就是槍頭綁著火筒。又有“突火筒”，竹製的，裝散彈。元末朱元璋們大戰的時候，火銃已經是主要武器之一，而且是銅製的。明朝軍隊按人數十分之一裝備火銃，跟今天的手槍類似。永樂年間更建立了專門的火槍火炮部隊——神機營。明朝自制火炮，也仿製西方火炮，比原制更厲害，裝彈更快。朝鮮壬辰戰爭，中國軍隊協助朝鮮軍隊抗日，上陣就是用火槍火炮，日軍一敗塗地。戚繼光發明了立跪臥三排輪流射擊的火槍戰法，比西方還早。袁崇煥守寧遠也是用大炮。鄭成功軍中有萬斤大炮，射程兩公里。當時中國火器，至少不比西方落後。航海造船也至少不比西方落後。

那時候歐洲出現了近代科學。徐光啟聽說了，就向利瑪竇學習，很快掌握，就共同翻譯《幾何學》。但這還不夠，他意識到了事情的重大，就收拾行囊準備去考察。徐光啟什麼人？當時中國最大的學問家之一，又是朝廷宰相，又是儒學大師，以其才其德其威望，如果當真成行，我相信中國後面的歷史都會改變。可惜他年老生病，終於未能成行。此後就是李自成造反和清兵入關了。清朝一入主中原，立刻閉關鎖國，幾乎所有的科技都停滯或者倒退，糧食產量最好的時候還趕不上明末，以至於兩百年後，西人端著火槍火炮來打時，清兵還是當初攻打寧遠的樣子：揮著馬刀成排地倒在火炮下。

中國的歷史到底是什麼樣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到底是什麼樣的？是不是像魯迅說的都是“吃人”？如果我們認清了清朝，可能一切就明白了。清朝把一個正大光明、活潑開放的文化，變成了一個卑微瑣碎、封閉保守的文化。“五四”反傳統，也自有道理。

還有人說中國歷史上全是戰亂與災荒。統計世界戰爭，三分之一在中國，差不多有5000場。平均起來一年兩場啊。要知道，中國歷史是世界上記載最詳細的歷史。歐洲古代史在中國歷史面前只能叫資料匱乏。所以中國的戰爭基本上都被記錄下來了，歐洲的就大部分消失了。還有一件事。中國地方很大。蒙古的一場戰爭對江南影響有多大？但如果這是意大利或者西歐就不同了。地方太小了。中國古代的戰爭至少並不比別處多多少，而這些戰爭大多數還是蠻夷入侵。至於災荒，實際上沒有證據說明中國的災荒更多。而中國古代政府在正常情況下為災荒所做的準備是足夠應付的。無論是糧食還是錢財，還是容納流民的土地，還是賑災的政策，都是比較完備的。只是有時執行不力，有時奸人當道。中國古代應對災荒的成功案例遠多於失敗的案例。如果真的戰亂災荒不斷，哪裡還有什麼文明的積累？哪裡還有文化的傳承？哪裡還有那麼多人願意住在這裡？對於大多數中國的鄉村來說，在大多數的時間裡，都是和平而寧靜的。這才是真相。

當然，我們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看到了那麼多的慘絕人寰，更不用說更多的扼腕嘆息了。但是要想一想，為什麼大家還是願意做中國人？為什麼這裡還是聚集著這麼多人？為什麼這裡富庶繁榮？為什麼這裡的文明一直延續？是什麼力量在與野蠻、自私、弱肉強食做抗爭？那個力量才叫文化。要是中國沒有這個文化，那會是什麼樣？

中國的歷史，像其他各地各民族的歷史一樣，都是文化和野蠻的鬥爭史。中國的野蠻，不僅來自蠻夷，來自華夏民族自身的矇昧，有時也來自文化自身。文化的不徹底性也會造成野蠻。很多的惡都打著善的名義。像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像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之類的說法，都是不徹底的儒家文化，那就有野蠻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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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文化 節選自 徐健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