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6日，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圖/視覺中國
26歲進入中南海，後下海經商，創辦國內首家評級公司；遭調查8個月後歸來，從“善於聚攏資源”到“遠離官場”，被稱“敢說實話”
“（他）笑哈哈地說，‘至少，我可以專心教書’”，1月7日，一位與毛振華相識多年的老友告知記者，聯繫到了毛振華。在因“雪地陳情”進入公眾視野前，毛振華為人熟知的身份是中誠信創始人、經濟學家和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除此以外，毛振華身上還有一個更為鮮明的標籤：九二派——受鄧小平南行講話和經濟改革浪潮影響，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等社會主流精英下海組成的有責任感、使命感的企業家群體。
作為典型的“九二派”，毛振華行走在官商學三界之間，1992、1999與2007年成為其生命中重要的“轉折三年”：24歲被破格提升為海南省最年輕的處級幹部，26歲進入中南海；仕途看好之際轉而從商，28歲創辦中國首家評級機構中誠信，受調查8個月後“安全歸來”；剛過不惑，宣佈淡出一手創立的中誠信，迴歸學術。
正如陳海所撰《九二派》一書的副題“‘新士大夫’企業家的商道與理想”，由官而商，從商到學，“新士大夫”毛振華似在個體與集體價值的碰撞中，探尋著一條個人反思與價值實現之路。
【1992之前】
遊移於仕途：“神童”的不願等待
二十多年後，周偉思還記得1994年的初春，他從海南一路北上，來到北京成立尚不滿兩年的中誠信報到。彼時，中誠信的辦公地址已從西苑飯店的一個普通房間，搬到了中關村友誼賓館的一棟老樓裡。
這裡，有他的舊識——毛振華。
作為中誠信的創始人，毛振華與周偉思在上世紀80年代末相識於海南。當年，毛振華在海南省政府研究中心任職，周偉思是中心的特約研究員，兩人脾氣相投，遂成好友。1992年，毛振華“下海”創立了中誠信，一年後，周偉思應邀而來加入中誠信。
曾經，周偉思在中誠信的頭銜是董事長助理，兼任中誠信自創雜誌《中國證券評估》的總編輯。回憶起新生的中誠信的工作氛圍，周偉思用了一個詞，“創業激情”：“當時中誠信聚集的人才按照現在的說法都是高端人才，有大學老師，有中直機關幹部，還有當時很少見的海歸博士，90年代上半期這種人才還是比較少的，但是中誠信就把這些人都聚到一起了。”
作為這個具有“創業激情”的團隊領導者，毛振華的經商選擇帶著更鮮明的時代色彩。
1979年，時年15歲的毛振華用一條扁擔挑著行李，從老家湖北省石首縣坐了二十多個小時的船到達湖北省會武漢，入讀武漢大學經濟系。“許多人笑稱他是一個神童”，周偉思評價毛振華是個特別聰明的人。
畢業後，毛振華被分配到湖北省統計局工作，隨後被調往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
毛振華的升遷速度異乎尋常。1988年海南建省，毛振華作為特區籌備組的一員被派往海南，24歲的年紀被破格提升為海南省最年輕的處級幹部。
海南省第一份政府工作報告即出自毛振華之手。
這段經歷給予了他充分的自我實現感，毛振華日後對此的回憶是“每一天都是新的，自己寫出來的文字，隨時可以變為政策，隨時可能成為現實”。
1990年，毛振華被調往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從事經濟研究工作。他在北京見到了自己的武大師兄盧建，彼時，37歲的後者是中南海最年輕的副局級幹部。如無意外，副局級及以上的晉升之路也將成為毛振華此後的人生軌跡。
不過，對時年26歲的毛振華來說，亦步亦趨的11年時間太過漫長。
“我不想等11年後才有一個新的崗位去體現自己的價值，等待是最大的痛苦。”在2017年6月，《中國企業家》發表的《武大幫：持炬前行》封面文章中，毛振華對此時的心境做了總結。
【1992·政與商】
“不得已”下海的“九二派”
從80年代跨入90年代，毛振華的“大我”和“小我”首次發生了正面衝突。
陳海在其所撰《九二派：“新士大夫”企業家的商道與理想》（下稱《九二派》）一書中，引述了毛振華的表態：“那時我有一個簡單的願望，就想當個頭兒。在龐大的公務員體系裡，我是大單位裡的小幹部，拍不了板。我想有個獨立的舞臺，自己是這個舞臺的主角”。在日後的回憶中，毛振華從不諱言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使命感，和對更大舞臺的渴望。
1992年，鄧小平南行講話，確立中國要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加快改革。在2012年接受鳳凰財經訪談時，毛振華形容其給自己帶來的鼓舞“好像是開了一個窗戶，或者是開了一片光”。
開了窗戶，就意味著選擇。繼續從政，還是下海經商？
答案明確，毛振華下海了。只是，這並非是毛振華當時的優選項——“哪怕讓我去西藏當個縣委書記，我也許都不會下海”，《九二派》對這一細節進行了刻畫。
2012年，毛振華在向媒體回憶曾經的下海經歷時稱，這是主動與被動的結合選擇。“在機關裡面經過了一些普遍的事情之後覺得沒什麼前途”，自己在尋找一個發展空間，“參與改革就應該去做企業”。
1992年5月，國家體改委頒佈了兩個關於設立企業的規範性文件《有限責任公司暫行管理條例》和《股份有限公司暫行條例》，毛振華照著報紙抄下了企業章程的每條內容。
5個月後，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中國第一家從事資本市場信用評級與評價的獨立中介機構正式誕生。毛振華希望把它做成“中國的穆迪”。
據《九二派》一書描述，彼時毛振華只是偶爾在報紙或廣播上了解到穆迪這家公司，“穆迪公司調高了中國政府的發行債券信用等級”之類的語句卻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和毛振華相識十數年的金融評論家賀江兵向新京報記者評價毛振華的創業選擇，“他跟別人的想法還不一樣，他是比較有意思的人，創業做了箇中國都沒聽說過的評級公司，結果現在發展也挺好”。
發展好是後話。為了讓新生事物中誠信合法落地，他每天上班一樣去中國人民銀行連續遊說了四個月，最終拿到央行所發的金融許可證。不久，毛振華在國家工商總局也順利拿到了執照。隨後由毛振華請來的16個國資背景股東和第一期資本金陸續到位。
選擇做信用評級，或許從深層契合了毛振華性格中的某些特質。
在周偉思的印象裡，毛振華是個規則意識“特別強”的人，偶爾的“犟脾氣”也會發作：“有一次我陪著他爭執了快兩個小時，就為一個路邊停車收費的事，交警都來了。我勸他算了，他不，你破壞了規矩我就要跟你較真，幹什麼都得講這方面的規矩。”
“他這個年紀的人很多都很圓滑了，或者都把利害關係搞得很清楚了，他不是，他有時甚至有些認死理。”
除了“認死理”的性格，同窗也對他的創業方向的選擇產生了影響。
嘉德拍賣創始人陳東昇是毛振華在武漢大學經濟系的同班同學，後來兩人又一起投入經濟學家董輔礽門下深造。下海之前，毛振華曾常常蹬著自行車，從中南海的辦公室騎到陳東昇在東單的家，徹夜暢談。
“美國今天最火的，就是中國明天將要紅火的”，受陳東昇影響，毛振華將創業的方向定在了評級制度。
1992年10月9日，在中誠信成立第二天，作為中國第一家評級公司，央視新聞聯播對其予以了報道。
這一次的“實踐”，成就的不僅是中誠信。
受鄧小平南行講話和經濟改革影響，90年代初一股商業浪潮隨之而起，眾多企業家紛紛下海，毛振華連同郭凡生、馮侖、王功權、潘石屹等在內，被貼上了同一個標籤：九二派。
後來，陳東昇曾對“九二派”給出了這樣的定義——政府官員、知識分子等社會主流精英下海組成的有責任感、使命感的企業家群體。
自此，毛振華成為了人所共知的一代企業家中的一員。
【1999·內與外】
從“升官了”到“遠離官場”
兩年，毛振華完成了他以為要等11年的自我證明，站在了更大舞臺上。被人問起心境變化，他的回答是“相當於我換了個崗位，並且升官了”，在接受《中國慈善家》採訪時，毛振華這樣評價。
但他自稱沒覺得是私人老闆，“我還是給國家幹”，這樣的認知卻在數年後，被“距離國家越來越遠”所替換。
而在當時，熱忱尚未退卻。
90年代，辭官並不意味著與官場完全割裂，毛振華的人事關係依然放在機關裡，他曾想過，如果有一天從公司回到政府，自己的職稱就是局長。用陳海的話說，毛振華“不是兩隻腳義無反顧地跳下海，而是第一隻腳邁出去，第二隻腳才抬起來”。
要做債券市場評級的中誠信成立後，發現萬事俱備，東風未起——中國的債券市場還未起步。
於是在剛開始幾年，中誠信轉為做財務顧問和上市諮詢，先後為三峽工程設計融資方案、為杏花酒廠、中國有色金屬、武漢中百、伊利實業等做過財務顧問，山西華能成為其第一個在紐交所成功上市的項目。
1994年下半年，中誠信迎來首個冬天。彼時中國資本市場走向低迷，不滿的股東們以國有企業的名義發起投票，不持股的毛振華幾乎被趕出這家自己一手創辦的公司。他自此有了股權意識，並在1998年國企改革、中誠信股東退出的契機下逐漸買回了中誠信的多數股權，成為實控人。
私人持股確保了毛振華在中誠信的位置，但伏筆也就此埋下——自己“距離國家越來越遠了”。
“買（股份）的時候我還挺興奮，但是買完之後，就是覺得我給國家做事的人，怎麼成了私人老闆了，覺得也沒有什麼意義，好像不是我的理想”。2012年，毛振華在接受鳳凰財經訪談時表達了當時的困惑。
在《九二派》中，毛振華曾言“我們勝在有整合各種資源的能力”。他沒有否認過自己體制內的背景為創業帶來的優勢，似乎也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徹底脫離體制。毛振華創辦中誠信落實了陳東昇的建議：所辦企業一定要帶有“中國”字眼，最好還是體制認可的“局級單位”。
他後來總結“九二派”的特點，一是受過良好教育，二是屬於社會精英階層，“像我在中南海工作的，都是在接觸經濟的層面比較高，所以他有一些社會資源，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毛振華在2012年的訪談中，做出瞭如上評價。
沒有想過徹底脫離體制的毛振華，最終還是離開了。
1999年，中紀委對毛振華進行了長達8個月的調查。據與毛振華相識的朋友透露，毛振華受到中紀委調查是遭到當時備受關注的康賽股票大案牽連。資料顯示，毛振華在接受調查期間還被詢問有關中誠信在改制過程中涉嫌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
雖然最終的調查結果證實了毛振華本人沒有問題，但他曾經設想過的局級幹部的身份如今似乎再也無法得到了。
轉變，從這時開始。
“他有很多官方資源，但是後來居然一反常態，跟眾多官員朋友幾乎私下不來往了。”一位和毛振華私交不錯的人士告訴新京報記者，毛振華自此從一個善於聚攏資源、利用資源的人變得不再在意人脈、遠離官場。
2000年後，毛振華的種種發言中開始透露出他對政商關係的反思。
不到一個月前，在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2018新年論壇上，毛振華在演講中告誡企業，不要攀附：“現在很多成功的人都是面對千家萬戶市場的人，不是說跟國企跟政府做生意就是高貴的，我們為人民服務是最高貴的，為消費者服務是最高貴的。”
【2007·商與學】
不願攀最高峰,迴歸學術的“實話人”
“被調查對毛振華個人來說是個災難，但對中誠信來說，挺過調查而沒有發現問題，相當於無形中打了一次廣告。”一位接近中誠信的人士向新京報記者評論道。
調查過後的2000年，毛振華將公司資本由2000萬增至8000萬，要求入股的投資者紛至沓來，他們的共識是毛振華經受住了調查，很安全。
中誠信在2005年等來了東風。
當年，中國人民銀行開放了銀行間債券市場，並頒佈《短期融資券管理辦法》規定：“企業發行融資券，均應經過在中國境內工商註冊且具備債券評級能力的評級機構的信用評級，並將評級結果向銀行間債券市場公示。”公告還宣佈認可中誠信在內的5家評級機構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評級結果。
2006年，毛振華創業時的學習對象穆迪買入中誠信49%的股份，中誠信國際正式成為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成員。毛振華沒有對這項合作表示出太多喜悅，他曾向媒體透露，穆迪入股是應監管部門要求，“穆迪的進入沒有給中誠信貢獻什麼，它的竅門就是一個財務分析方法，我早就摸透了”。
毛振華開始了第二次轉型：這一次，他選擇了退出。
中誠信成立15週年的2007年，43歲的毛振華宣佈自己淡出公司的日常經營退居幕後。他的頭銜變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9年後，他在接受《英大金融》雜誌專訪時稱，“我應將商人生活告一段落，而回歸一直揮之不去的學術夢”。
“他在去（高校）之前提前跟我說了，我還有點意外，我說你坐得住嗎，你這麼多年搞公司搞得風生水起。”周偉思回憶道，毛振華給他列了幾點因素，其中一點是中誠信的業務已經較為成熟，且評級業務總量就那麼大，自己親力親為與否沒有太大影響。
前述接近中誠信的人士告訴記者，毛振華選擇淡出可能也是出於公司長遠發展的考慮，“中誠信有高管曾提過，毛振華敢說，對公司並不一定會有好影響”。
“敢說”也是賀江兵對毛振華的第一印象：“他比較敢說實話，敢說直話。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中誠信的董事長，對監管對象，比如他經常打交道的一行三會也都是直言不諱”，“我想，這也成為他2007年回到中國人民大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迴歸學術，或還深植於毛振華早年的從政經歷。
《九二派》一書中提到，毛振華早在湖北省統計局時就以報告寫得好著稱。調至海南後他繼續負責各類報告的撰寫，稿費頗豐，“當時千字的稿酬為10元，他每月能收到幾百元錢稿費，這筆收入甚至是他工資的兩倍”。
據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官網信息顯示，毛振華在2008年和2009年帶過企業經濟學方向的博士生，2015至2017年連續三年指導過世界經濟方向的碩博生，2018年將繼續擔任世界經濟兼職博導。
一名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的研究生告訴記者，學院的宏觀經濟論壇毛振華多數會出席，自己也時常會去旁聽。
周偉思總結說，毛振華看到了自己各方面前景，選擇做“教授裡面最有錢的，有錢裡面最有學問的”，“他（指毛振華）有個理論挺好玩，他說我不可能將一個高峰登頂，但我能攀登到三個高峰的半山腰；我雖然不如你們站得更高看得更深，但是我看的風景比你們更寬，我領略的風光比你們更豐富。”
退隱後一年，毛振華在接受南方週末專訪時表示，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決定是去人大經濟學研究所做研究，“從上大學算起，已經30年了，我還可以活30年，面對未來，我應該有一個很適合的人生規劃。”
也是在這次採訪中，毛振華表示自己的願望是做一個好老師，“培養出對中國比較瞭解，有很好的理論功底，對國家和社會有影響有抱負的綜合型人才”。
1月7日，一位與毛振華相識多年的老友告知記者，聯繫到了毛振華，“（他）笑哈哈地說，‘至少，我可以專心教書’。”或許，這正呼應了他曾在微博上轉發過的薩繆爾的一句話，“理想丟棄，方墜暮年”。
他（指毛振華）有個理論挺好玩，他說我不可能將一個高峰登頂，但我能攀登到三個高峰的半山腰；我雖然不如你們站得更高看得更深，但是我看的風景比你們更寬，我領略的風光比你們更豐富。
——中誠信前董事長助理周偉思
新京報記者 朱玥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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