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8年的寒冬讓人重回10年前，當年依靠凱恩斯主義走出困境的我們彷彿又陷入了輪迴。如果經濟進入蕭條循環，我們有理由期待一個短期的凱恩斯主義投資刺激幫助經濟回到正軌。但長遠來看，缺乏開放和創新的環境可能導致經濟長時間處於半蕭條狀態，而幫助企業和個人穩定預期，保持開放和允許試錯的環境，是未來數年的最大期待。
一、十年一輪迴，年年難過年年過？
對大部分人而言，2019年的春節恐怕是10年來最難過的年，沒有之一。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如此難忘，預期從天堂到地獄，這種落差也只有2008年可比。只是那時的危機源於外部：當美國風暴漸起之時，國內還在努力對抗飆升的油價、豬肉和房價；真正等到國內經濟急速墜落後，4萬億又應運而生。謹慎的人擔憂危機是否會深度發酵，樂觀者則頻加槓桿。傷痛的時間太短，狂歡又來得太早。於是10年後，前者依舊謹慎而悲觀地貧窮著，後者則沾沾自喜等著下一次危機，再來一次加槓桿。
然而時過境遷。這些年一直讓人將信將疑的風險，諸如高房價、人口老齡化、地方政府債務沉重等等說爛了的灰犀牛，突然開始動了；中美G2的甜蜜期沒幾年，又突然被貿易戰的黑天鵝戳破。可以說，10年前的問題，至今還在；而10年前用過的辦法，已經無法再用。當年的三板斧“財政貨幣雙寬鬆”、“四萬億”基建投資和“7折利率快買房“，如今都難重現。中美的利差已經消失，降息空間逼仄；地方政府債務纏身，再來一次“四萬億”也是有心無力。更何況信用經濟已經普及，而人口出生率卻在下滑，刺激消費也恐怕是無源之水，難起波瀾。
房地產遲遲等不到鬆動，眼睜睜看著股票樓盤月月縮水，人心自然開始浮動。論壇上到處充斥擔心經濟的聲音；搜索引擎上“裁員“”求職“的頻數激增；實體店鋪紛紛關門；就連路邊高談闊論的地產中介小哥，那句”上海永遠漲“都說得有點沒底氣。偶有一次出於禮貌拿了傳單，陡然發現其工作服的袖口已經裂了口子，他也露出尷尬的微笑。我猜是怕被扣錢不得不穿，而又沒時間也捨不得去縫補吧。
所有人心裡其實都是一個疑問：眼看著冬天就要過了，怎麼天卻越來越冷了呢？
二、撿起凱恩斯，我們還有救嗎？
10年前的我還在象牙塔，最討厭的經濟學家恐怕就是凱恩斯，《通論》的中譯本晦澀難懂，原版的行文和用詞當時看起來更是天書。但偏偏2009年凱恩斯主義的確見效飛快，在短短的一年裡，股市又開始紅紅火火，房價再創新高，讓人們很快遺忘了僅僅幾個月前的恐慌、彷徨和焦慮，那些關於去哪找工作，會不會斷供的擔憂，轉眼已成雲煙。
在這種情況下，被封為圭臬和聖經的《通論》我當然也只好硬著頭皮啃下去。至少比跟隨大眾啃《貨幣戰爭》有意思多了。
以我對《通論》的淺薄理解，如果忽略中美貿易戰的影響，那麼現在和2009年的情況幾乎沒有區別。我們面臨三大問題：1）總需求不足；2）距離充分就業仍有距離；3）邊際投資回報率太低。而根據凱恩斯的理論，三者是同一個問題。
在大蕭條後名聲鵲起的凱恩斯，突破性的貢獻在於推翻了古典經濟學經濟總會自然平衡的假設，認為蕭條會陷入自我循環。蕭條的原因在於社會的總供給超過了總需求，凱恩斯稱之為有效需求不足。而把有效需求拆分，基本等於消費+投資，因為消費往往難以在短期裡刺激，而私人部門的投資意願也不是幾句話就能喊回來的，那麼
重點在於讓政府補足供需缺口部分的投資，就可以幫助經濟再平衡並走出蕭條。這種做法見效快，幾乎藥到病除，就像兩針腎上腺素打完後休克的病人覺得自己已經沒事了。至於如何幫助私人部門恢復投資意願，如何提高資本的邊際回報率，急救科覺得自己已經盡到應盡的義務了，後續養病是患者自己的事。這個框架基本是陷入危機時各國政府本能反應了，其實也用了很多次。2013年和2015年，我們曾多次瀕臨危機邊緣，又用凱恩斯的鼓勵投資拉了回來。從最簡單角度考慮，我們再降息一次就好了。繼續放鬆房地產好了，反正長期貸款利率還高達4.9%，日本近乎零利率，香港房地產按揭利率也不過2個百分點，考慮到房地產產業鏈極長，20-30%的上漲足以幫助GDP完成0.5個百分點的增長，讓地方政府獲得財政收入解燃眉之急，讓投資者獲得收益，讓大量中小企業因為房屋和土地升值獲得新的融資。一眼望去基本沒人受損，我們為什麼不繼續降息呢？
同樣，就業不振，可以繼續新建高鐵，繼續新興行業的投資，幫助員工恢復就業並實現工資增長。這樣，他們可以有更多的儲蓄，更多的消費，買下更大的房子，帶動更多產業的發展和財政收入。
如此有效的凱恩斯，我們為什麼不用了？
三、再來一次刺激會如何？
我的理解是，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激素打多了恐怕就長不高了。看似多方受益的事，不過是一種代際轉移。這一代人在透支未來30年的收入，地方政府在透支未來幾年的財政收入，企業家在賭上多年的儲蓄和未來的保證，集中力量去投資。讓每個人從中獲得受益，的確讓生活過的越來越好；但對於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而言，我們還有多少人口可以複製這樣的模式？財政收入是會永續增長的嗎？還是我們會研究出一種新藥，幫助中國人延長30年壽命，把按揭拉到60年？
一個都不能。透支的信用本質是透支了未來的消費和儲蓄，而不考慮國際收支平衡的情況下，儲蓄和投資是相等的。這意味著未來投資的資金來源會日漸枯竭，而現在巨資投入的基建、設備和房屋，隨著十年二十年過去，會風化，會陳舊，會讓你不敢相信當年居然沉澱瞭如此多的勞動和貨幣。這絕非危言聳聽，任何去過日本的人，都會敬佩於其精確的管理能力和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結構；但唯一的問題是，這個國家沒有生氣，東京和大阪偏遠地區的部分住房訴說著已多年沒有修繕的事實；那些垂垂老矣卻還在旅館為我們端茶倒水鋪床的女將（高級服務員），訴說著總需求崩塌後的生活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如果我們沿著原來的路走下去，走到盡頭，恐怕就是這樣。當然，日本做的很好，東京和大阪依舊繁榮，經濟在沉淪30年後也逐步開始復甦。但代價是，平成一代被稱為平成豚，年輕人再努力也無法達到父輩一半成就的痛苦無處訴說，工作到凌晨下班沒時間沒財力戀愛結婚的辛酸，卻被斥責還不夠努力不為社會盡責，我們是不是願意付出甚至成為這種代價？
當然，有大把的毒雞湯會告訴你，自助者天助，“我哥“”我朋友““我同學“依舊逆流而上，開著BBA住著大別墅，人生會很好；但他們也不告訴你，經濟上升時改善生活好比在北京上海高考，進一個一本並不會太難；而經濟下降時，則是從江蘇考清華北大，這種萬中取一的幸運恐怕也不會比彩票高多少。更何況，如果生在一個泡沫破裂後負債累累的家庭，連高考都要成為一種奢侈了。
凱恩斯本人的《通論》其實也是被故意曲解了，《通論》的政府投資和降息，只是非常時刻的非常之舉，正如伯南克在2008年祭出零利率和QE的大招，實乃不得不為而非一意圖之。在經濟回到正常軌道後，凱恩斯本人是堅持政府和市場各行其責，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和社會公平的。但由於蕭條對所有個體帶來痛苦，而西方民主選舉制度讓政府無法承受蕭條帶來的選票損失，凱恩斯才被頻頻拉出來，用以解釋為什麼又開始投資拉動經濟了。 這個其實也不難理解，進賭場前不也有很多人拜拜財神麼，反正財神也不能說話。
另外，長時間使用身上激素，身體的潛力也會被透支完。短期大規模投資也一樣。完全由政府部門投資的弊病在於和創新的背離，又不想造成效率損失，後果就是：因循守舊，路徑依賴。只做做過的事，做對的事，別去創新別去承擔風險，不然就是效率損失。而一旦這種氛圍持續，創新的思想和嘗試就會被扼殺在搖籃裡，當冒著巨大的政治和金錢風險又無法得到對稱回報時，也就沒有商業秩序的挑戰者，沒有創新也沒有變化，經濟體陷入長期超穩態結構。
這種結構不喜歡蕭條，因為蕭條意味著效率損失；但也不喜歡繁榮，因為繁榮會造成不可控，所以經濟就陷入長時間的半蕭條狀態，即永遠沒有真正的蕭條，但也看不到明天繁榮的希望。消除繁榮甚至比消除蕭條更重要，因為不經歷繁榮，也就沒有大起大落；管理通脹比管理就業更重要，因為通脹具有全局性又容易突變，但就業往往穩定而可控。
這樣的結構會長久地維持，正如中國歷史上的王朝；但天敵就是當外部環境變化時，一個超穩態的結構已經失去了應變的能力，只有隨波逐流；而創新的思想已經在經濟體的肌體內湮滅，私人部門失去了投資的意願，也就沒有了面對變化的勇氣。外敵的入侵會改變經濟和部分地區的政治結構，而對於這種變化，所有人都沒有應對的經驗；技術的進步也會讓原來的經濟關係變得扭曲，正如明朝面對大量白銀的輸入變得不知所措，索性閉關鎖國了之。這一做法讓中國在未來的300年裡都丟失了競爭力，等被英國的洋槍利炮轟開國門時，成了彷彿是兩個世界的人；又彷彿是三體中被降維打擊的地球人，滿懷絕望，又無處可逃。
四、我眼中的《通論》和未來
《通論》第二十二章的很多話，其實是被忽略了。
“對經濟週期的正確治療方法並不在於把繁榮消除掉，從而，使我們永遠處於半蕭條狀態中；而在於把蕭條消除掉，從而使我們永遠處於接近繁榮的狀態“；
“（危機）真正的治療方法，是通過對收入進行再分配，抑或用其他方法來提高社會的消費傾向，從而使維持一定水平的就業量所需要的當期投資量，處於較小的數值“。
對於前者，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為在經濟陷入蕭條時必須加以干預，以防止社會長時間處於再平衡的狀態。年輕時我也是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忠實粉絲，但年歲漸長後意識到，經濟問題從來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蕭條的經濟足以改變一代人的命運，可以延緩科技的進步也可以導致產業的沒落；可以誘發政府的行為改變，甚至足以導致全面戰爭的爆發。 20世紀20-30年代的人們見證過這一切，近代的日本鄉村，近10年的底特律，無不訴說著蕭條帶來的傷痛。針對蕭條的惡性循環和自我實現，政府應當也具有顯著的正當性進行干預，幫助經濟恢復平衡；正如感冒吃藥也是一週好，不吃藥也是一週好，但說這話的人卻不告訴你後半句“不吃藥可能引發其他併發症”。
如果說前者治標，那麼後者就是治本。在凱恩斯的假設中，對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與貧富差距的嚴重程度進行了一定的關聯。假定當期社會上所有供應的成本=企業家利潤+工人工資收入+其他生產要素（機械、土地、技術等折舊和費用），而當期總需求=消費+當期投資，而消費主要來源於普羅大眾的收入，那麼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推論，即在投資能保持效率的情況下，更多的投資將帶來更多企業家利潤，企業家擴大產能和僱傭，帶來更多的就業。而員工獲得了更多的工資，他們又會擴大消費，擴張總需求。這個循環的重要前提，就是投資和就業掛鉤；不僅是就業量（人數or小時數），還有勞動回報率的擴張（工資水平）。另一個潛在前提，就是勞動不能是負效應的，即勞動者辛苦勞動了半天，工資卻低於必須的生存成本，那索性也不勞動了。這恰恰又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所以基於這種理論，西方資本主義在二戰後進行了改革，推出了社會保障制度，讓勞動的負效應儘可能變小；增加了財產稅和遺產稅，通過政府進行再分配以保證社會公平；鼓勵消費而非儲蓄，讓危機可以在短時間內用最小的代價解決。
而我們也正走向這樣的道路。計劃推出房地產稅來補充財政收入，維護社會公平；擴大內需+減稅，幫助提高消費傾向；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讓農村得到基本的醫療和養老保障，等等。這是拐點也是必然，這一天也終將到來。無論是否願意，我們都必須承認，正如成長必然伴隨著傷痛，社會的進步必然要揚棄過往的弊病，而開啟新的遠航。
但僅僅這樣還不夠。我們需要創新，也需要開放。在AI技術和自動駕駛面臨突破的今天，放棄開放、放棄創新，相當於與最新的技術隔絕。一旦外部技術成熟，可能會改寫經濟理論。例如AI沒有消費，而AI可以取代勞動量並壓低單位勞動價值，在凱恩斯的模型下，經濟體會陷入長時間的有效需求不足，難道AI越進化，需要越多的政府投資去平衡？掌握AI的技術方，又是否願意高額納稅來補貼失去勞動價值的勞動力呢？我們都不知道答案。
而開放與創新的意義在於，試錯。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私人部門，都需要去嘗試應對時代的變革。允許嘗試也允許變化，甚至擁抱變化，是中國應該有的自信，也是改革開放後三代人走出封閉和貧窮後應有的繼往開來之意。願我們的企業和人民有足夠的知識和智慧去應對變化；願他們擁有面對變化有足夠的勇氣，冷靜果敢而非陷入退縮的保守主義；願他們有寬廣的胸襟，容下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太平洋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地球也不小，容得下不同膚色、不同政治觀點、不同生活方式的零零總總。
五、開放是否幫助我們變得更好？
正值改革開放40年，我們解放思想繼往開來，徹底改變了經濟結構，也改變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生活和命運。對此，我相信所有人都會心懷感恩，對每一位曾經為此付出過的人致以敬意。如果沒有過去很多年的艱苦奮鬥和農村反哺城市，在加入WTO前中國會遇到更多的苦難，可能在90年代遭遇通脹衝擊時更為狼狽，也可能在98年經濟加社會災害面前躊躇不前。開放的確讓中國有了貿易順差，這些順差補充了中國最稀缺的資本要素，讓中國有了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重要動力；也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和產業騰飛插上了翅膀。但如果沒有人，再多的動力和翅膀也沒法起飛。開放的價值，在於盤活了中國巨大的潛在消費市場，讓中國誕生了更多的產業，而這些產業幫助更多中國人，找到自己最能發揮價值的領域。
如果經濟體中只有最基礎的農業和工業部門，恐怕很多藝術天賦極高的孩子長達後只能去做農田規劃，一輩子都無緣設計一座偉大的建築，並告訴父母“這是我設計的樓”；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電商的幾位巨頭企業家未必有今天如此大的成就，雖然金子到哪裡都能發光。隨著技術的全球化和演進，還會有更多的新興產業湧現，無論是AI人工智能，還是物聯網，亦或是5G，自動駕駛，都幫助人從簡單的重複勞動中解放出來，實現自我價值。而當人口紅利衰退時，我們要考慮的，並不是讓我們下一代重複陷入無用的勞動，正如我們上一代和祖父母輩，讓我們接受最好的教育，只是為了獲得比他們更好的生活，和選擇自己命運的自由。教育我更願意理解為希望，而開放意味著可能性。
只是時過境遷，在2018年，我們又再一次站在了開放與否的節點上。的確，在貿易順差上，中國遭遇了瓶頸，如果按照過去10年的順差擴張速度，我們將把許多中等體量的發達國家擠出競爭行列，我們早晚會面對的外交和政治壓力，只是恰好在這一刻到來了。這可能是東亞經濟體發展模式的宿命，但我們有機會哀之，鑑之，超越之。
如果拒絕開放，中國的選擇應該是自力更生培育內需，韜光養晦20年，通過一代人的積累，用10-20年的時間化解近10年帶來的泡沫，並開啟新一輪的產能投資。同時，央行轉變貨幣的發行方式，用創新的金融工具來彌補外匯儲備的流失。不僅僅是貨幣的發行量，更重要是風險承受能力，通過對商業銀行債權方式發行的貨幣具有極低的風險承受能力，這部分高能貨幣通過銀行渠道放出，必然造成信用傳導不暢的問題；考慮到原先外匯儲備發行由於不存在擠兌壓力，銀行的運作壓力相對較小，在貨幣方式轉變的這幾年，銀行經營面對了更多的風險和難處，不再能隨意放貸；未來銀行會遭遇更多的挑戰，如何避免同質化，又如何對沒有抵押品的新興行業予以估值和授信。
另外，國內需要開放部分的行業管制，幫助吸收原先沉澱在外貿中的就業，以維持就業市場的基本平衡，並通過轉移支付和財政調節，維持社會的基本公平。我們可以注意到，這樣的方式有多重目標，即物價穩定、充分就業、貧富差距縮小、貨幣流動順暢、槓桿有序化解外加新增投資有效。非不能，但實有難度。
而另一個出發點在於開放金融市場，逐步以資本項的放開來補充經常項的損失。我們近期看到標普獲准進入中國的信用評級市場，外資金融機構有望在中國成立獨資公司等，都暗示著這種可能性。當外資以資本項開放的形式進入，將極大的穩定市場的風險偏好和優勝劣汰機制，如果這部分資本的投資範圍得到有效地擴大，會根據外資的偏好去選擇被低估的大類資產和核心企業資產，幫助其獲得穩定的融資渠道和更多併購機會。而這部分資本也可以豐富中國目前匱乏的直接融資市場，逐步改變間接融資模式下必然導致的高槓杆率悖論。而此時，政策目標會相對較少，即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貧富差距縮小，而無需考慮手把手幫助市場梳理貨幣流動和槓桿高低。
當然，以上只是簡單的推演，市場從未有過一帆風順之事，只是要相信市場中各個主體的判斷和能力，會在線性約束下，做出最好的判斷和結果。正如上文所言的自信，不同政治體系並不改變可以共同合作的基礎，西方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過剩的儲蓄中國當然可以吸納，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允許也鼓勵海外資本推動、幫助並和中國人民一起分享這種成長，同樣是一種博大的胸襟。
允許海外的優秀人才來中國，鼓勵東亞和東南亞勤勞而勇敢的個體，來中國實現自己的夢想，同樣是可行之舉。與其焦慮房價高低和二胎多少，不如擁有更開闊的眼界。當然，面對移民和開放，恐懼是一種必然，這是人性的本能；但克服這種恐懼和對貧乏的記憶，是中國真正崛起的關鍵。如果一遇到變化就嘗試封閉，遇到和自己有差異的就標為異類，那意味著又一次陷入了歷史的輪迴，無法超脫。
在復興的道路上中國已經走了很遠，遠到再也沒有可以模仿的對象，也意味著我們在摸索完道路後，要堅定向前走。為這個民族注入勇氣，開放而包容地接受其他，可能是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最堅實的一步。
六、2019，預期的力量與個體的努力
還在學校時問過一個導致被扔出課堂的問題，就是“你又不是他，你怎麼知道他有這種偏好，又為什麼教材上假定大家都有一樣的偏好”，結果並沒有得到回答。
事實上，人並非完全理性，人和人的稟賦和偏好也頗有差異，但正是因為這種差異，才讓市場經濟得以存在，讓世界有所進步。
在小農經濟時，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無非是力量、壽命和運氣，對藝術的理解、對生活的感知，都無關緊要。而在戰爭年代，運氣和力量更是決定一切的存在。這使得人和人之間的交換變得非常單一，豐年大家都有剩餘，於是糧價頗低；災年大家沒的吃，糧價奇高甚至餓死人。基於運氣和儲蓄的變動，有些人就成了地主，而有些人成了佃戶，世世代代都難以翻身。佃戶往往收入低，無論醫療還是食物都很匱乏，子嗣稀薄，經濟的活力就逐漸消失了。反正有錢的地主一日兩餐也就吃的更飽，多幾片肉，多點宅子；他們對佃戶擁有的雞鴨魚肉毫無興趣，自然也無法形成經濟循環。
隨著工業化的進步和物流交通的改善，人們獲得了很多交換的自由和能力。個體自己造房子造車，織布狩獵耕種並非完全不能，但肯定不具備經濟性。國家也一樣。這種生產和交換的能力本質是人與人的合作，國與國的互補。基於互利，全球化開始推進；而基於核威懾的互爆，和平成了必然的選項，兩者共同帶來了穩定的預期，並幫助利率實現了30年的下降。當企業家不用再擔心今天的投入明天毀於炮火，個人也不用擔心今天多吃了一碗飯會導致下星期餓死，人們的消費傾向自然得到了提高，而追求自我實現的過程讓他們擁有更多的知識和能力，用於社會生產和交換。中國嚴重受益於這樣的全球化，而每一箇中國人比40年前的同齡人，都要幸福得多。
另外，法治和全球統一的貿易規則是第三道核心關鍵。由法律規定的邊界，也帶來了安全感；貿易規則讓國與國之間有了約束，也少了不必要的猜忌。降低關稅，加強貿易同樣成了重要選項。
維持開放、和平並構建環境對預期有舉足輕重的價值，而預期恰恰是利率重要的組成部分。基本的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利率或是對時間的補償，或是對風險的補償。如果企業家和消費者對未來悲觀，那麼要求更高的利率無可厚非；如果今天的投入明天就會損失，那就放棄投資靜觀其變。 這種不作為或者極端作為對其自身都是傷害，而人又是非理性的動物，一旦形成預期和趨勢性的群體情緒，也會壓低消費傾向和投資傾向，並提高自然利率。短期內，我們當然可以通過貨幣政策來壓制利率，甚至繼續祭出QE等大招幫助經濟恢復短期增長；但我們並沒有根本解決企業家投資的不安，居民部門消費的不安，自然利率在名義利率下降而短暫被壓低後，又會因為對通縮的預期而導致自然利率回升（實際利率=名義利率-預期通脹率），讓經濟週週轉轉輪迴於通縮之中。
最為重要的是，如何安定企業家的不安，使其敢於投資，對利潤有正常的期待，明確稅負的界限而不必因擔憂而導致資本外逃；如何穩定居民部門的不安，使其敢於消費，不用擔心明天會失業，明年會沒錢讓子女上學。我們正在路上，而這條路，怕還有很長。
至於個體，我堅持覺得販賣焦慮的N套房和從小到大都是名校未必是每個人的追求，每個人的效用函數本就不同，如果一個醫生在理論和技術上有所突破，並從市場得到應得的回報來滿足自己對住房和物質消費的願望，而非放棄對主業的追求去炒房；如果教師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用市場的優勝劣汰給予應得的回報，自然也無需煩惱沒有課外補課的收入如何生存。每一個個體不同的生產曲線和效用曲線疊加就成了總供給和總需求，如果每個人都能把自己的邊界外推一點點，我們有望在更低的利率水平和更高的產出水平上實現新的動態均衡。我想，或許這才是凱恩斯的本意吧。
同時，每個人的努力也在幫助這個社會包容不同的個體效用函數，理解那些迫於經濟壓力無法成家的人；體恤因為病痛無法堅持的人；感恩幫助過自己的人；也寬恕無可奈何傷害過自己的人。經濟增長、國家富強，這會是未來書本上顯赫的歷史；而個體的努力和戰鬥，是這段歷史的一部分；是幫助社會進步的星星之火；是企業的源動力；是家庭的全部。
那些認清生活本質還能熱愛它的，是真正的勇敢，也是我們所呼喚的英雄。時代需要英雄，也需要不那麼英雄的人們。乙亥年，希望他們都能過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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