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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到那条被刷爆朋友圈的短视频《啥是佩奇》的瞬间，脑海中立时浮现出的却不是那部脍炙人口的英国动画，而是中国导演张猛的代表作《钢的琴》。一个是用鼓风机做佩奇，一个是用废铁造钢琴，皆以愚公移山的架势对抗现实困境对寻常之爱的阻隔。做佩奇的爷爷，造钢琴的爸爸，都是光影世界里勤动手、善用心的堂吉诃德。
那部于8年前公映的小成本文艺片《钢的琴》，意外地为中国电影捧出了一位国际影帝级的实力派演员，即片中男一号的扮演者王千源。
王千源具备那种轻易就把最不起眼的小人物“演活”的能力，他刀刻一般的面部褶皱恰似所饰人物的命运轮廓。从那部黑色幽默的成名作到现如今反映警匪题材的《“大”人物》，从买不起钢琴的下岗工人到买不起学区房的平民刑警，王千源总在那些未曾屈服于生活重压的寻常人身上，摸索着人性深处爆发力与坚韧的打开方式。
王千源：影帝归位
以“90年代下岗潮”为故事蓝本的《钢的琴》是一部个性鲜明的年代戏，哀而不伤是它的温柔，荒诞不经是它的哀愁。导演张猛因曾是赵本山在春晚舞台上的御用编剧，还被媒体赞之“懂幽默的人最懂忧伤”。创作者希望能用一部电影记录下时代转轨给予个体的仓皇与窘迫，在他看来，如果真实发生的事情一直鲜遭诉说，它就真的有可能会被遗忘。
正是王千源传神的表演和那首响彻在“老工业基地”的《玛奇朵飘浮》，使得张猛的寄托彻底“安排上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东北某重工业城市，原钢厂工人陈桂林（王千源饰）在下岗后，拉起了一支吹红白喜事的小乐队，勉强维持生活。他的前妻不仅跟一个卖假药的商人走了，还以“好的环境”为由，妄图从陈桂林手中抢女儿的抚养权。陈桂林知道自己落魄了，但他仍希望将女儿培养成钢琴家。而那件价格不菲的大物件，陈桂林买不起也偷不着，他只得找来一本苏联的钢琴文献，凑齐一帮老工友，在早已破败的厂房中为女儿造一架钢琴。
那是一代人的故事，他们的人生中没有奇迹。对陈桂林来说，那桩明知不可为的活计是他找寻存在感的唯一途径，他深知不管是出走的爱人、离散的女儿、遗失的身份还是厂区行将爆破的大烟囱，最终都将化为一缕尘烟。
凭借那个在大雪纷飞里独自弹钢琴的父亲形象，此前对中国观众而言都算不上“熟脸”的王千源，一举拿下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的奖杯。在《钢的琴》之后，老王出演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银幕形象：《拯救吾先生》里的末路绑匪、《绣春刀》里的底层官差、《黄金时代》里的乱世文人、《影》里的坚毅武士。
王千源每一次极具张力的表演，都令观众感叹“影帝”称号的实至名归。在这个颜值当道、流量搭台的时代，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大叔的观众缘，绝对是凭实力挣出来的。这部以“演员”而非“明星”作为卖点的《“大”人物》，当然值得一看。
警察故事与时代精神
《“大”人物》是一部很平衡的电影，它平衡了“正能量”与“喊口号”、“接地气”与“恶俗风”、“警匪片”与“暴力感”之间的冲突与尴尬，除了好看之外，还无限贴近了时代精神。
在谈《“大”人物》之前，这里有必要提及领导人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上强调的那番话：
“不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人民。是怕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还是怕得罪十三亿人民？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
与过去我们目之所及的警匪题材不同的是，《“大”人物》堪称一部新时代的反腐之作，电影中警察局长也确实提到了“打大老虎”这个热词。在此之前，观众对于国内同类型电影的印象多限于香港的《警察故事》及《新警察故事》系列，画风、背景、人物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八丈远，精彩归精彩，却少了一份代入感。
《“大”人物》拍的是我们身边的事，其剧情设计不仅巧妙（拍百姓日常），而且大胆（拍社会问题），这是它赢得人心的关键。暴力强拆、违法二代、官商勾结，这些创作者们以往不太敢动的关键词其实一直可以入戏，但入戏的前提非常重要——剧情必须给予观众一个形成闭环的合理解释。任何一个环节没交代清楚，引发奇思妙想，问题便不是在个体身上“哪儿说哪儿了”这么简单，便有落入整体性的制度探究之虞。
可谁要说这部电影一点批判性没有，那显然也是不客观的。比如王千源饰演的刑警孙大圣跟隔壁派出所民警交流案情的桥段，就是此前的国产片里比较少见的对于公职人员弊端的批评。
年轻的民警觉得案子太棘手，有敷衍了事的心思，立刻遭到了孙大圣义正辞严的教育。孙大圣希望同行能认真对待纳税人交给他们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把这当成是一份工作。看过韩剧《信号》的观众，对此应该不会陌生。正当孙大圣开展思想工作时，派出所的所长过来跟他抬杠，一是嫌弃孙大圣批评了他的属下，二是嫉妒孙大圣此前破获了大案，完全枉顾他说的对还是不对。这位公务人员的格局与心胸，着实都太小了，而他偏又坐在管理者的位置上，此节恐怕才是《“大”人物》全片最妙的一处讽刺。
“他山之石”还是坐享其成？
必须坦承的是，这样的一部令人眼前一亮的《“大”人物》虽是由《白夜追凶》的监制五百执导，却并非纯粹意义上本土电影人的原创故事，它改编自韩国导演柳昇完拍摄于2015年的卖座电影《老手》 。在原版电影里，王千源的刑警角色由韩国老戏骨黄政民（代表作《军舰岛》《特工》）担当，而包贝尔的富二代角色则是由偶像明星刘亚仁（代表作《燃烧》《思悼》）出任的。
作为一部翻拍电影，《“大”人物》得益于原版故事的优秀，在剧作上省了不少力、绕了不少坑。看完《“大”人物》再去看《老手》，你会发现两部电影的基本剧情是高度一致的，只是在细枝末节上有出入。联系前段时间上映的《来电狂响》，同样是一部翻拍之作，虽然它的口碑距离它效仿的对象——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存在极大差距，却也在国内收获了不俗的票房。
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走经典外语片翻拍的道路很容易，无数从业者已经看到了它的商业前景。但商业之外呢？则鲜有人担当。复制与借鉴是取经的一部分，这本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这里总是有一种“习惯于躺在成功经验上不思进取”的传统，就像那个“懒人吃饼”的寓言，只吃眼前现成的，吃完了都不知道转一转。从娱乐综艺到电视电影，情况莫不如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好事，若让好事不至于在未来变成坏事，势必要转变观念，从求“鱼”转向求“渔”。结合《“大”人物》来说，看它有没有用心，就看它有没有在改编的过程中处理好本土化的问题。
在电影里，刑警孙大圣遭遇的麻烦叫“学区房”，这就是一个相当本土化的麻烦，在韩国电影里不存在。黑恶势力的帮凶为贿赂孙大圣的妻子，怕奢侈品和外币买不通，又提到了“学区房”，可见这三个字对于没钱、没关系的孙大圣一家分量有多重。
孙大圣的妻子表面上干净地拒绝了收买，但她后面却告诉孙大圣，在那些诱惑面前，她真的心动了，这让她感到难过。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喜欢名包的女人、一个想让孩子上好学校的妈妈，这两个角色在诱惑面前的心动是人之常情。但作为警察家属的她既没有办法通过正当渠道（自己挣钱、丈夫挣钱）合法地得到这些，又不能去直接收受贿赂，她的觉悟和正义感，使得她主观上陷入挣扎。
从这些情节的处理上看，我认为《“大”人物》真的是用心了，它反映了当下社会一件很普遍的困境，这甚至让我想起马丁·斯科塞斯那部《华尔街之狼》的一些寓意：坚守底线、兢兢业业的正派挺身而出和反派死磕，最后还是挤地铁、坐公交，该干嘛干嘛；而那些草菅人命、挑衅警察、藐视法律的反派呢，从监狱获释后还是一条好汉，还能闲庭信步地去跟公众演讲。
老警察局长跟孙大圣说的那句“你背后还有国家呢”，确实是掷地有声，怎么听怎么提气，足以扳倒滨海市黑恶势力的一切后台。但它能迅速替流血又流泪的平民刑警孙大圣拿到“学区房”吗？这是个问题。
- 作者：92年生，金牛座，秦朔朋友圈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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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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