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琉璃廠是北京的一條文化街，那麼，昔日的隆福寺街，也可算得是東城的文化街了。在文化街上，書市是主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四個人長期在北京的舊書業從業，其中有兩個人（葛鴻年、張金阜）從小就在隆福寺的舊書業當學徒。茲根據所見所聞，把隆福寺街舊書業的情況回憶介紹於後，並就教於知情的同志。
在過去的科舉時代，北京的書市是進京趕考的考生們常去的地方。這些考生如果考中了進士並作了京官，總愛去書市逛逛，買點書籍或字畫之類；考不中的在返鄉之前，也往往要去書市賣掉一部分書，以便輕裝上路。相傳有江西某氏來京會試不第，便在京設肆賣書營生，3年後再應試；他三次應試都不中，無面目回鄉，只好在京長期落戶，經營書業，以後同鄉來投者日多，便形成書業中的江西幫。此外，北京經營書業的還有來自河北省南宮、束鹿、冀縣等地的人士，他們又形成書市中的河北幫。江西幫與河北幫都曾在京建立過書業行會，並曾分別在和內文昌館和火神廟建立了碑記。在隆福寺街經營舊書業的基本上是河北幫，只有個別戶是江西人經營。
興衰變遷
據清代乾隆年間李南澗（字文藻）的《琉璃廠書肆記》中記載：“城內隆福寺街，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帙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但未提到書店，只談到擺攤賣書。
隆福寺街的書店最早開業的是三槐堂，清道光年間開設；其次是聚珍堂等七家，清光緒年間開設；問經堂是清宣統年間開設的；寶文書局等27家則是民國以後開設的。
據說清光緒初年，“士大夫風雅相尚，書乃大貴”。（震鈞《天咫偶聞》）當時南皮張之洞有《書目答問》之作，供學生選購圖書之用，那是書業興旺時期。到光緒末年，國勢不穩，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文化遭到空前浩劫，隆福寺街舊書業也因之衰敗一時。
民國初年，除文人學士外，參眾兩院議員和一些軍閥官僚，也爭相購買圖書。他們有的確屬愛好，有的則為了裝點門面，冒充風雅。如袁世凱之子袁克文等，也廣購宋版精本，於是，集部書籍價格大漲，書業獲利甚豐。1926—1927年間（民國十五、六年間），北京圖書館成立之後，大力購買清代禁書，外國人喜研漢學者和國外一些文化團體如日本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等，也紛紛來華蒐購經史考據之書，如：《皇清經解》等，一次就購數十部；燕京大學還曾出重資收購明清兩代的地方誌等書，大部分運交美國哈佛大學、國會圖書館等處。當時隆福寺街的書商如文奎堂、文殿閣、修綆堂等經常為外商蒐購圖書，使大量珍貴古籍外流，實堪痛惜。由於當時市內舊書供不應求，各書店還大批派人去外埠收購。在1921年至1936年間，可說是私營舊書業的“黃金時代”。
1937年日本侵佔平津後，書業又趨衰落。1941年後，日本在北京的侵華機關和偽地方政權相繼建立，隨即開始收買圖書資料，連漢奸王揖唐等人也大量蒐藏古籍，因之書業尚能喘息一時，勉強撐持營業。
日本投降後，蔣介石挑起內戰，直到北京解放前夕，是書業最困難的階段。那時，書價大跌，1斤舊書還換不到1斤玉米麵。書商為了維持生活，有的曾將《大清會典》、《七省方略》（現價均每部萬元）、局版《九通全書》等論斤賣掉，成為造紙原料。
北京解放後，人民政府曾撥款搶救圖書，收購了一批古籍和地方誌，免當廢紙毀掉。1953年以後，國家機關和各大學的圖書館以及研究單位，開始大量收購圖書資料，於是書業又興盛起來。
1958年，隆福寺街舊書業共有12家參加了公私合營，以後併入中國書店。目前，僅在前修綆堂原址保留一處舊書收購點，其餘門市部已全部撤銷。
經營特點
在舊社會，每當戰亂過去，社會趨於安定，文化教育事業興旺之際，隆福寺街的舊書業就復甦、發達起來。狹窄的街道兩旁，書店鱗次櫛比，學士、文人、藏書家、科學家等，絡繹不絕。他們或專程去買書，或公餘、飯後、信步逛逛書店，隨意瀏覽、翻閱。各家書店門內，大都站著一個年輕的學徒或夥友，恭恭敬敬地迎送顧客。偶有知名的學者或老主顧去，店主還要煙茶招待，讓學徒在一旁侍候。機靈的學徒邊招待客人，邊聽他們談古論今，從中學得一些文化歷史以及圖書鑑別知識。舊書業的店員必須利用一切機會豐富自己的業務知識，提高文化水平。只有這樣，他們才有能力去摸清藏書家、學者、教授們的需要和研究項目，做到比較及時地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圖書資料。那時，各書店與許多知識界名人的關係至為密切，書店主動幫學者、教授們找書、買書，送書上門，節省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而書店的從業人員又可以從學者、專家們那裡學到許多古書知識和比較、鑑別版本的知識，並通過他們的介紹擴大業務。雙方都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因此，互稱“書友”。
在舊時代，國家圖書館極少，即有，每天開館時間也很短。因此，舊書店往往成為一些文人學士補充圖書和參閱資料的重要場所。隆福寺街這塊狹窄的天地，由於一些書店經營對路，服務周到，曾吸引過不少藏書家，如傅增湘、邢之襄、倫明、曹嶽峻、甘鵬雲、張元濟等，和一些文化名人、大學教授，如阿英、向達、馮友蘭、俞平伯等，他們都曾是隆福寺街各有關書店的常客。據說，隆福寺街舊書店曾為文化界人士提供過不少有用的資料。僅以修綆堂一店為例，曾為鄭振鐸提供過許多帶插圖的文集，如帶有李白畫像的《李太白集》、肖尺木編的《楚辭圖》等，對鄭編寫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很有用處；也曾為研究明清曲藝的滿族學者傅芸子、傅惜華兄弟倆蒐集到許多民間唱本，如“百本張”手抄唱本（其中有的是宮調小段）。此外，不少書店每週派人用包袱皮包上幾十本書，騎上自行車去清華、北大等大學的有關教授家，挨門送書樣，先留下供翻閱，如確屬需要，下次去再訂購、送書。這種經營方式，在公私合營初期還保留了一個時期。
隆福寺街舊書業從清中葉起，也曾長期經營過刻板印書的業務。如三槐堂刻印滿漢合璧書籍甚多；聚珍堂前後刊行過《書經》、《孫子兵法》、滿文《聖諭廣訓》等20餘種書，還印過藏文、蒙文等書籍；文殿閣與燕京大學合作，刻印過一些外文圖書資料，一些外國人為了適應帝國主義侵華需要，還通過文殿閣大量翻印我邊疆少數民族的文史資料，如《契丹國志》、《皇明四夷考》、《遼東行部志》、《松漠紀聞》、《元史外夷傳》、《滿洲實錄》、《邊略五種》、《靖海紀略》、《粵海關志》、《欽定蒙古源流》、《萬曆武功錄》、《蒙韃備錄黑韃事略》、《北虜風俗》、《蒙古律例》、《撫夷日記》、《大金吊伐錄》、《大元倉庫海運記附元海運志》等，約40部，遠銷海外。據舊書業老從業人員葛鴻年不完全統計，隆福寺街一些書店從清光緒以後，刻板刊行的書籍約70餘種、五百餘卷，印發冊數已無法估算。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舊書業的高額利潤問題。有句行話是：“三年不開張（不怕），開張吃三年。”有的私商用低價在外埠收購到的舊書，販至北京，有時一轉手就獲利數十元、數百元。據隆福寺街舊書業一個從業人員瞭解，某店曾在山東濟南小市上用廢紙價收購來幾張和尚用的《戒牒》，後賣給北京大學，作價百餘元。
追求利潤是過去私營舊書業開展經營活動的出發點，這和一切私營企業一樣。隆福寺街舊書業有幾家開設時間較長、字號較大的私營舊書鋪，為了追逐高額利潤，曾與舊政權（包括日偽政權）的文化教育機關和一些大官僚、豪紳世家往來密切，並極力巴結他們。因為這些大戶不但大量買書，而且有時大量處理圖書或印書出售，和他們來往，有大利可圖。據說日偽時期，趁書價大跌，徐世昌家一次就到隆福寺街書店買了壹萬多元（大洋）的圖書。修綆堂起家是靠北洋政府時期曾任交通部次長陶湘的資助，陶湘曾將自己不用的藏書數百卷讓修綆堂代賣，並交給該店1000元現洋做資本開展營業，還請人刻印了宋元47家詩詞交該店出售。日偽時期，修綆堂曾為日本臨川書店和一些英美書商收購古書，獲取大量佣金。
隆福寺街舊書業還有一種小書店，類似坐地行商。他們往往靠一間小門面、一張包袱皮、少量本錢就開業，去外地用低價收購舊書，揹回北京，以高價賣出，從中獲利。小店時開時關，經營很靈活。如個體戶大雅堂，業主名李拔元（三友堂店員出身），他常常背一袋子小米去山西、山東的偏僻小鎮，住上小店，自己起夥，邊做飯，邊收購書。有時，用一、二角錢收來的書，帶回北京就能賣幾元或一、二十元。他的書店雖小，有些文化界名人也去光顧，還不時發現好書。
學徒生活
過去，隆福寺街舊書業的學徒，多是河北省鄉下的貧苦農民，一般學徒期限為3年。3年中，主要是做沏茶、倒水、掃地、買菜、做飯等零碎活，一天到晚，忙個不停。為了保住飯碗，普通學徒總是擠早晚時間學習業務，掌櫃和師兄有的督促指導，大部分是不大關心，主要靠個人努力。業務知識首先必讀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並抓時間看書架上的書名，記住某種書放在何處，以備給主顧找書。還要記住各種書的卷數、著者姓名、幾種版本，因為版本不同，書價各異，有時差價非常懸殊。要研究書的版本，還必須學會鑑別各朝代紙張的性能和規格。如宋代紙柔軟、潔白，紙紋細密；元代紙粗糙，紙紋較宋紙稍寬；明代紙分為棉紙與竹紙兩類，棉紙堅固，耐拉有勁；竹紙以竹草為原料，紙色黃，紙質不堅易碎；清代紙最好的是開花紙、羅紋紙，紙質很好，其餘如竹紙等較劣。要鑑別版本的年代，關鍵就在於對紙質的考究。
舊書業的“整理圖書”是一門專業，包括修補、裝訂、查找、整理、上架、分類、保管等工作。在過去，學徒第一步就學修補書。後來，有些較大的書店，因業務忙，一般學徒就不學修補書了，設專人擔任修補裝訂業務。目前，舊書業掌握修補、裝訂、整理技術的人員不多了。據說北京圖書館堆積的舊書很多，按現有的技術力量，幾十年也整理不完，這將使圖書長期積壓，無法使用。
掌握舊書收購業務是從業人員必備的能力。為此要多記書名及其基本內容，熟悉各種版本，記清價格。學徒還需不斷提高文化歷史科學知識，調查各文化教育單位及專家學者的需要，才能把購銷業務做活。修綆堂老店員張金阜從1938年16歲學徒起到1958年公私合營止，20年間，利用業餘時間記書名、記作品內容、記各種版本特點，邊記邊抄寫，十六開200頁的本子，記了12大本，足見其刻苦學習之一斑。
今昔比較和如何繼承某些特點
縱觀隆福寺街舊書業的歷史變遷，說明只要社會安定、經濟文化事業復甦，舊書業就大有可為。它在藏書家、學者、讀者之間，能溝通有無，而且還在修舊利廢、刻板印書，滿足市場急需等各方面，起過積極作用。往日，隆福寺街除10多家（多時20餘家）書店外，還有5家照相館，5家花店，1家毛筆店（兼作坊）和3家影劇院，街上熙熙攘攘，人物薈萃，確有文化街的景象；如今，隆福寺街依然熙熙攘攘，行人無非是趕著去看電影、逛百貨商場，那裡的文化生活設施，除兩家電影院、1個俱樂部、1家照相館外，舊書業只剩下1個收購點了。
舊書業由私營改為公私合營，後又改為國營，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確有體現：一是控制了古籍外流；二是廢除了剝削，職工生活有了根本的保障；三是合營後曾一度擴大了古書、古字畫的收購規模，深入到郊區、外縣的村社，收購量曾超過行業的歷史最高水平。“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國書店曾在琉璃廠恢復了私營邃雅齋、文奎堂兩傢俬營書店的字號牌匾，但它們以往的經營特點，並未完全繼承和發揚。有的老人反映，舊書業門市部太少了。例如，東城區60萬人口只設一個東風市場內約200平米左右的舊書畫門市部（包括庫房），和以往東安市場六、七千平方米的舊書攤店以及隆福寺街10多家（多時20多家）舊書鋪的網點規模相比，懸殊太大，很不方便群眾。其次，經過“文化大革命”內亂，目前市面上古版舊書幾乎絕跡，即有新版古書問世，也數量少、價錢高，普通群眾不易買到，如《清史稿》新版書，每部50餘元，極難買；至於去舊書門市部翻閱、查找資料，就更談不到；憑內部借閱證去國家圖書館查閱古書，手續繁多、極費時間。再次，過去舊書業對科舉時代的舉子、對新時代參加高考的學生，曾大批供應考試參考學習資料，還收售各類學校的舊課本，如今，這類業務已不經營或經營極少了，群眾也感不便。因之，如何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繼承和發揚舊書業的某些經營特點，是值得有關部門認真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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