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跋扈是肯定的，只不過這種跋扈到底是他的取死之道呢，還是自保之道，這個就難說得很。
關於年羹堯的跋扈，《清史稿》中是有明確記載的：
“羹堯才氣凌厲，恃上眷遇，師出屢有功，驕縱。行文諸督撫，書官斥姓名。請發侍衛從軍，使為前後導引，執鞭墜鐙。入覲，令總督李維鈞、巡撫範時捷跪道送迎。至京師，行絕馳道。王大臣郊迎，不為禮。”
這裡面的哪一條都足夠囂張，其中甚至有的足夠處死，比如“行絕馳道”，按照封建社會的法條，甚至可以誅其九族，因為“馳道”是皇帝專用道。其他，總督巡撫跪迎，王大臣郊迎，等等，就都算不了什麼了。
但這些，僅僅是年羹堯囂張跋扈麼？作為一個文武雙全的奇才，“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中過進士，點過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如此的才氣，文采，世上又有幾人？
而其一生功業的巔峰則是平定青海羅卜藏旦增叛亂，封一等公，可以說是到了封建時代為人臣者的巔峰。赫赫武功，與古之名將相比，也並不遜色。
文中進士點翰林，武則立不世功業，如此文武雙全之不世奇才，他能不懂得不賞之功的下場？到了位極人臣，爵位已經封到頭（一等公）的情況下，他又如何自保呢？實際上，如果不是自漢以後，漢高祖劉邦“白馬盟誓”，“非劉不王”，就當時的朝堂局勢，雍正封年羹堯一個王爺都很正常。
歷代權臣，要想自保，或者如曹操、劉裕，更進一步，篡權自立；或者身首異處，被誅九族，如李善長、胡惟庸等人；再或者就是如唐之汾陽王郭子儀，深諳韜晦之道，或如張良、范蠡，功成身退。其實在波詭雲譎的政治鬥爭中，或者他死，或者我亡，要想全身而退，可以說是難之又難。
作為一個學富五車的大才子，進士出身的年羹堯自然對這些都爛熟於胸。但他沒有選擇其中的任何一條，而是選擇了第四條路：制衡。
一般來說，制衡是皇帝用來控制臣下的常見手段，即通過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相互牽制，維持朝政局面的平衡。
而年羹堯則試圖自己來駕馭這種局面，他的如意算盤是雍正皇帝、八爺胤禩、隆科多和自己，四方之間達成某種平衡，朝中雍正、八爺胤禩、隆科多三方互相牽制，自己在外領軍，相對超脫。這樣的局面下，作為領軍在外，掌握軍隊的自己，年羹堯認為自己是安全的，因為任何一方要想勝出，都離不開自己這個軍頭。
理論上這種方式是行得通的，因為當時朝中的局面確實是錯綜複雜，確實任何一方都離不開年羹堯和他手中的軍隊。所以年羹堯一直是與八爺胤禩等暗通款曲，在九王奪嫡期間，年羹堯當時接觸胤禩可以說是提前埋點伏筆，而當雍正登基之後，年羹堯還與胤禩往來密切，其目的其實就是想扶持一下八爺胤禩，維持朝中的平衡。
但是年羹堯低估了雍正皇帝和他的雷霆手段；又高估了雍正的對手，當然就是八爺胤禩和隆科多的能耐。在雍正高超的政治手段面前，不管是胤禩還是隆科多，都不堪一擊。
而年羹堯自以為高明的手段，比如培植自己的勢力，通過“年選”官員安插自己的人員等等，又幹擾了雍正新政的實施。
雍正朝三條大政，“火耗歸公”、“士紳一體納糧”、“攤丁入畝”，年羹堯在其中可以說都起到了負面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年羹堯安插的“年選”官員為了制衡而制衡，對各地官員推行雍正新政都是頗多掣肘，這使得雍正更加不高興。
對於一個皇帝來說，文治武功是他們最重視的。雍正最重視的幾條新政，都被年黨、八爺黨的掣肘所牽制而推行極為不順利，而各方的政治鬥爭又使得局面更加複雜，以致到了不拔掉八爺胤禩、年羹堯和隆科多這幾個膿包，雍正就別想做到任何事情，除了應付這幾大政敵已經完全耗盡了他全部精力。
在這種情況下，年羹堯的制衡策略就完全失效。因為不管是雍正還是八爺黨這邊，都不會允許這種局面的存在。接下來就只有攤牌。
而攤牌的結果大家都已經看到了。輸了的一方只有死。
而年羹堯就只有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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