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領導力的定義，在維基百科上是這樣的：（1）在組織中被集體認為是領導的人；（2）領導一群人或一個組織的能力，或者做這件事的能力。
領導包括：（1）建立一個清晰的願景；（2）與他人分享那個願景以便他們內心追隨；（3）提供實現那個願景的信息、知識和方法。（4）協調和平衡所有成員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衝突。關於領導力的研究書籍有很多，如果你去亞馬遜網站上去搜索一下，2003年10月29日這一天，關於領導力方面的書籍達14139種，到了2009年，該數字增加了將近三倍，達到53121種，到了今天，相關書籍達到近10萬種。這個結果表明：在未來很短時間內，有關領導力的書籍將超過閱讀它們的人數。
對此，英語著名的領導力專家基斯.格林特（Keith Grint）在其著作《領導力》一書中，發出感嘆:“雖然自己所讀甚少，但已經從生活這所大學中學到了關於該主題的一切。後來我讀的資料越來越多，才意識到自己此前所知的‘真理’全都是沙上築塔，因此隨著知識的增加，我的理解反而退化了。最終卻證明了蘇格拉底的說法，即智慧的唯一源泉，乃是體味到自己的無知。”他最終指出，領導力的本質是指“有人追隨。”
基斯.格林特的這個研究結論，在美國著名哲學社會科學家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 著作《領袖論》（又譯成《領導力》）中亦可找到相關論述。詹姆斯認為，沒有培養領袖的學校，但是，我們擁有豐富多樣的成立這樣一所學校的條件。資料、分析和理論的大量蓄積已經使這一問題的研究有所進展。有關領袖（領導力）的核心定義至今尚未出現，這部分是由於學者們的研究僅侷限於這樣那樣的片面，而且相互孤立，不成體系。
他也在書中明確指出，前人在研究領袖問題中的一個最大誤區，就是把領袖文化與追隨者文化割裂開來。前者論述的是歷史上的名人和統帥人物，而且大都依據傳記的記載，並且往往有一個很不妥當的重要前提，即榮耀代表著地位顯赫。後者論述的是大眾，是群眾，是選民，是人民，這種研究通常依據社會調查和大選，而且它也有前提，即堅信至少從長期來看領導人是追隨者的代表。我認為，“領導”一詞已不再是精英與大眾之間的問題了，而是不同程度上關於社會中每一個人利益的行為結構。只是那些漠然呆板、孤僻厭世以及毫無行使個人權利能力的人才可以超然於外。
英格蘭社會理論家、哲學家沃爾特.布賴斯.加利稱權力是一個“本質上存在爭議的概念”。他指出，許多概念，如權力，都存在“使用者應如何正確使用它們的無窮爭議”，以至於爭議似乎無法解決。例如，要討論某位領導者是不是“好的”領導者時，恐怕眾說紛紜，難以定奪。我們經常聽到“辦公室政治”、“職場政治”等，人們每時每刻都被權力刺激和挑逗著。當我們翻開《三國演義》、《官場現行記》等古典書籍，認真閱讀時，那些權力鑑賞家們試圖教導世人-----什麼是權力、如何得到權力、如何使用權力。
似乎人們賦予權力一種新的定義：神通廣大，兇猛無比。我們從一些偉人的助手身上，就可以窺到權力的一斑。驚心動魄的權力表演深深地銘刻在我們的腦海裡；領袖和追隨者之間微妙的相互之間影響一直使我們困惑不解。如果說在過去，權力可以使權貴們變得虛榮自負、利令智昏的話，那麼在今天，權力已令到追求權力的人和無權的人都神魂顛倒了。
德國社會組織理論專家馬克斯.韋伯用強權這個詞來形容權力。他說權力就是“處在社會關係中的一個人不顧反對意見，去執行自己的意願，也不顧這種意願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這個定義可以幫我們去探索權力，因為它提醒我們，在權力的行使者和權力承受者之間沒有特定的關係。權力和領袖變成社會因果關係體制的一部分。
在對權力的研究中，發現哈羅德.拉斯韋爾對當權者有個精闢的描述：權力行使者是“把個人動機放在公眾的利益上，並使之合法的人。”戴維.麥克萊蘭曾經提出質疑：“所有權力的經歷必須是把征服別人作為最終目的嗎？”他和其他心理學家發現，那些對權力需求很高的人，不僅僅是靠對別人的壓迫，還要靠其他一些經歷，才能得到對權力的需求。
權力的兩個必備條件就是動機和資源。二者是相互聯繫的。缺少動機，資源的力量就會減少；缺少資源，動機就會成為空談。二者缺少一個，權力就會崩潰。因為資源和動機都是必需的，要是兩者都缺少，權力就會變成虛無飄渺和受到限制的東西。領袖僅是一種特殊的權力形式，目前，還沒有人像科學家研究原子彈那樣，掌握住權力的秘密。可能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經常會遇到這些一種現象：有人擔任著高級職務，情商卻很低，在權力場上呼風喚雨，然而，一旦離開組織賦予的權力，立即打回原形；我們也見到有人不管在哪個組織裡，都能擠身於權力中心。從本質上，領袖與赤裸裸地行使權力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是與追隨者的需求和目標緊密相連的。領袖與追隨者的關係的實質，是具有不同動機和權力（包括技能）的人們之間進行相互影響以尋求一個共同的目標。
領袖與追隨者在職責上是分不開的，但兩者又不盡相同。領袖採取主動溝通了領袖和被領導者，是領袖建立了這種聯繫從而使兩者之間能相互交流和交往。
在動用權力方面，領袖的基本策略是認識潛在的追隨者所具有的大量的動機和目標，靠言語和行動求助於這些動機，並加強這些動機和目標以增長領導的權力，從而改變追隨者和領導人活動的環境。
領袖必須提供隨者的水平。作為企業的CEO，是企業的領袖，對企業的經營成果負責，但是，在當今時代，在土地、設備等資源中，唯有人力資本是至關重要的，也是無形的，人身上所擁的知識、執行能力是無形的，如何將具有“無形資本”的追隨者更好地激勵起來，成為自己的追隨者。
按照約瑟夫·熊彼得的說法，人民並不進行統治。民主方法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用來達到這樣一些政治決策，其中個人通過爭奪人民的選票的搏鬥而獲得決策權力。”甘地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了這種精英領導方式，無論是呼籲印度群眾方面，還是在他激發並嚴格要求他身邊圈子裡的追隨者方面。特殊之處是甘地與他的追隨者完全連在了一起。用埃裡克森的話說，甘地推動他的門徒們工作時，“指導他們的管理能力，魔術般地使他們的實踐才能和參與才能都成倍地增加”，他創造了那些自身也是領導者的追隨者，創造了“那些渴慕最高權力的人”，以及那些現代印度的締造者。甘地和一切有影響力的領袖對“領袖----追隨者”的塑造表明，那種習慣上對追隨者和領導者所作的劃分是不恰當的。它也迫使我們更深入地考察在領袖、亞領袖（或骨幹）和追隨者之間不同類型的複雜的相互關係。
我一直在想：人才之所以願意為人所用，是為什麼？希望什麼樣的人來使用自己？傑出的領袖也可以與眾不同地把蟄伏者變成積極的追隨者。像列寧、甘地這樣的領袖，的的確確把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從政治隔絕狀態中拉出來，引導他們進入一種新型的政治能與中去。
時間可以帶來變化。讀完以上文字，作為企業的最高領袖的CEO，對企業人才的管理是否有了全新的視覺呢？
2019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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